时间：2023-05-05 17:03:24
在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具有强制性，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在2007年才开始实施，在短短3年之内就实现了基本全覆盖，因此，为了考察我国医疗保险中的选择效应，只有新农合是合适的对象。本节的实证分析利用Culter等人（2007）的思路，通过考察风险态度这一“隐形的手”分别对是否参保和是否生病的影响，并以此来验证是否存在选择效应以及选择效应的方向。
（一）计量模型与策略
关于医疗保险中的向选择问题的计量模型为：；其中，Ii,t为表达是否参保的虚拟变量，di,t为表达疾病史的虚拟变量，xi,t为表达其他个人特征的变量，bi,t为表达健康习惯的虚拟变量，si,t为表达是否生病的虚拟变量。对于上述两个方程，结果变量均为二元虚拟变量，因此我们分别在线性概率、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设定下进行估计。其中，线性概率采用最小二乘法，Probit和Logit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二）数据介绍
本文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该调查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是针对中国家庭和个人层面社会与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status）和健康状态最完整、跨度最长的面板数据。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开始于2003年，到2008年末实现了全覆盖。但是由于业务办理时滞等问题，在数据中2009年尚有少部分农村居民没有参合，因此我们使用的数据为2004、2006和2009三次调查。我们只保留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并且删除了年龄小于18岁的样本，而只考察男性成年人。CHNS调查记录了受访者的保险状态，据此，我们生成二元变量“是否参加新农合”，即计量模型中的I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的疾病史，我们定义了一组疾病变量（主要是慢性病）：是否有高血压、是否患有糖尿病和是否患有心肌梗塞。根据疾病史，我们也生成了“是否患有慢性病”这一变量，即第一部分模型中的d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过去四周的就医和发病情况。我们生成“过去四周中患病”这一变量，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si,t变量，将过去四周中患有如发烧、腹泻、胃痛、关节痛等疾病中的任何一种记为“过去四周中患病等于1”。CHNS记录了个人的吸烟、饮酒情况。我们生成两个虚拟变量，一是是否有吸烟习惯，二是是否饮酒，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一部分。CHNS记录了受访者是否常规性参加跑步、游泳、球类等体育运动，如果受访者汇报参与任何一项运动，则我们将其“是否体育运动”这一变量记为1，这是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另一部分。其他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教育年限、家庭人均年收入，即计量模型中的xi,t变量。
（三）计量模型结果
因为本文采用吸烟、喝酒和比较剧烈的体育运动等指标来揭示个人的风险态度，因为吸烟、饮酒和体育运动多发生于男性身上，所以我们在考察模型时只保留男性样本。我们发现，就男性样本而言，“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参合”有弱显著的影响，而其他代表健康行为的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其方向与“是否饮酒”保持一致。我们接下来考察健康习惯对是否生病的影响，见表2。与考虑健康习惯对是否参合的影响一样，我们发现，在男性样本中，“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生病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四）分析与推测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如果将健康习惯中“是否饮酒”作为度量风险态度的好的衡量指标，则在男性样本中，我们认为新农合参保过程存在显著的逆向选择。因为饮酒同时可以导致男性更可能生病和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因此更可能生病与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同时出现，这表明了逆向选择的存在。但是，由于只有少数变量验证了新农合发展过程中逆向选择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新农合实施过程中存在弱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新农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体现了很强的政府推动的作用，因此个人自由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则弱逆向选择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基于Culter等人提出的风险态度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以男性样本中的“是否饮酒”变量为例，饮酒表明风险偏好，这一方面导致更高的生病概率，从而使得个人更有可能参加新农合，但在另一方面，风险偏好直接导致更低的保险购买意愿。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以饮酒来衡量的风险偏好，对购买保险行为的效应小于风险本身的效应，这与Culter等人的实证结果恰恰相反。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吸烟和参加体育活动并没有对保险购买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内在原因可能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的相互抵消。与本节的实证研究结果类似的是，刘宏、王俊（2012）虽然从自评健康等表示健康的指标验证了我国城乡居民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存在逆向选择，但同时也表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吸烟与预防保健等表示风险态度的变量，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并无显著影响，类似地，我们推测这里面的原因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相互抵消。
二、结论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Arrow,KennethJ.(1963),“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5):941-973.
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三、Fuchs,VictorR.(2000),“TheFutureofHealthEconomic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19(2):141-157.
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六、Iglehart(1999)“TheAmericanHealthCareSystem:Expenditures,”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40(1):70-76.
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关键词：七叶皂苷钠 基质金属蛋白酶-9 脑梗死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8-0020-03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是分解细胞外基质蛋白酶中最重要的一类，在正常组织中表达量极少。MMP-9是其中一种，可表达于脑皮质、
大学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近年我国大学生的体质逐年下降。据一项数据调查，大学生中75.5%的学生对现有的医疗水平不满意，改善大学生的医疗保健对我国的人才战略有着重要意义，对社会稳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循证医学在近些年发展迅速，尤其在特殊人群的医疗保健方面，成绩显著，本文笔者将讨论循证医学原理在提高大学生医疗保健水平，借助循证医学在其它方面的应用实践，探索在提高大学生医疗保健水平的作用。
1 循证医学简介
循证医学最早是由David Sacket给出比较完整的定义：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同时结合临床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病人的治疗措施[1]。狭隘的来说循证医学主要是对临床实践的检验，但现在更为广义的理解循证医学是对一切医疗卫生的循证实践[2]。它可以根据实践的效果随时淘汰那些没有实际效果医疗手段，是医疗更具目的性和更注重实际效果，节省有限的医疗资源和经费。循证医学是在二十世纪末出现的，它的理论体系为人们解决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提供了途径，另外，对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质量，有效管理医疗资源都有重要意义。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循证医学的理论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3]。大学生群体庞大，需要的医疗资源和经费不是一个小数，循证医学的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有效途径[4，5]。
2 循证医学在大学生医疗保健中的具体应用
2.1 根据学生体检情况确定检查项目。临床对疾病的控制或者保健目的，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对患者那一项作为检测目标。根据学生的病例，体检情况，以及可以接受的费用标准，确定检查项目。另外，要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对一些医学可以论证并提供资料的项目进行检测。切不可以迎合患者，做出不科学的检测项目。
2.2 制定预防措施。现代医疗保健中，预防疾病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大学是人群集中的地方，对于预防群体性医疗事故必须高度重视。临床试验和实际的临床数据可以明显发现现在的“三高”正在年轻化，大学生由于运动量的下降，“三高”患者正在逐年增加，是影响学生体质的重要原因。循证医学表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合理饮食、坚持运动、良好心态、戒烟有助于“三高”病症的预防；同时，对有适应症的对象，严格控制血压是有效的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措施[6]。
2.3 结合实际给出治疗方案。循证医学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偱证实践，去发现效果更好的治疗方法，摒弃效果差的治疗手段。根据偱证医学原理制定出具体的临床指南，医务人员根据指南提供医疗服务。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和学生进行沟通，让学生提出治疗问题，再根据具体要求确定治疗方案，这时，一方面不能应和学生，要对具体要求经过严格分析；另一方面，临床实践是否支持新的治疗方案也需要论证，切勿盲目执行。
2.4 循证医学有助于预后判断。医学上很多疾病的预后都是没有具体的记录，或者记录不符合实际症状，循证医学对学生的症状进行记录，对有效的方法记录，为下一次治疗打好基础。这里我们给出一个实例。一名男学生自小就有癫痫症，但是自高中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发作，由于马上面对就业，该学生想知道自己下一年发病的几率，以免影响就业。这时我们医疗人员根据循证医学原理，经过科学的分析，给出了一年内发病几率为43%的答案。
循证医学在实际应用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在学校还没有具体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情况下，要切实考虑到学生的经费问题，同时要结合学校的医疗资源。学校使学生聚集地，要注意个性治疗和集体预防这两个工作。
3 循证医学对大学生医疗保健的意义
循证医学原理对提高大学生的医疗保健水平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目前有关大学生医疗保健的措施还不是很多，还没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积累。管理部门应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加强保健医生的培训和教育.引导从事干部医疗保健的医务人员学习和应用循证医学知识.提高利用循证医学证据的能力。循证医学的运用，极大的改善了大学生的医疗保健状况，这为我们临床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极大提高学校人员医务人员的水平，对成体系的实施医疗保健措施提供了依据。
另一方面，医疗保健水平提高的第一受益人还是学生，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是一个保障。循证医学注重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沟通，极大地改善医患关系。病人需要在充分知情(包括治疗方案的选择种类、费用、预后等)的情况下。对自己疾病的诊断、治疗做出选择，参与医生的医疗决策，有助于治疗效果。长远来看，这种医疗保健方式节约大量的医疗经费和医疗资源。同时也是为以后医疗保障体系建立提供了一手资料。
4 结束语
循证医学原理在特殊人群的医疗保健方面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可以节约资源和经费，这也是我们社会所提倡的。本文笔者简单介绍了偱证医学在大学生医疗保健中的具体运用，和提高大学生医疗保健水平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Spaulding，W.B.Revitalizing medicaleducation：McMasterMedical School，The early years 1965-1974.CanadaHamilton：B.C.Decker Inc.1991
[2] Muir G，唐金陵.循证医疗卫生决策[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4：1—2
[3] 管红珍，彭智聪，付鹰.循证医学中文献证据等级标准的系统性综述.药物流行学杂志，2002，11(3)：145-148
[4] 张新军，黄晓丽，王业钊，等.循证医学实践与干部医疗保健工作[J].华西医学,2003，18(2)：196-197
关键词：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6-0277-02
0 引言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健康则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它是体现人权、生存权、公平权的标志。2009年7月，财政部等部委下达了《关于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意见》，对基本医疗保障将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政府补助标准，公共财政等一系列政策支持，有利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施。
1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均等化内涵的界定
1.1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涵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Basic health services）的概念最早是由Winstow提出的，最初以初级卫生保健的形式成为各国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实施策略[1]，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马安宁等[2]给基本卫生服务的定义是“从现实性出发，指现阶段能够实现的、最大效用的、充分体现公平的、基本免费的、在基层卫生机构可以获得的服务”。杨永梅[3]指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指政府利用权力或公共资源，为满足居民基本健康的平等化，在分担居民健康风险的条件下，提供居民需求导向型的卫生服务。周寿祺[4]认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含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两个方面。综上所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提供，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民众最基础的健康权而开展的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基本的医疗保障在内的一系列公共服务。
1.2 均等化的内涵 从字面理解，“均等化”包含着均衡、相等的意思，而均衡有着调节、平衡的过程，最后达到相等。对于均等化的涵义，学术界的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管永昊提出，均等化核心在于为每个人提供大体上平等的竞争机会[5]。安体富等[6]认为均等化应该包括机会的均等和结果均等两层含义，同时指出，这里的相等只能是大体相等，不可能绝对相等。常修泽[7]对中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内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均等化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与原则应该相等；结果应该大体相等；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应该享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力。钟镇强[8]总结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须有以下六个特征：相对性、是地域性、是层次性、城乡一致性、同一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一致性、不同基本公共服务间的水平相等。同样。在医疗卫生领域，均等化应该在结合区域经济文化差异、地方财政能力的基础上强调机会的平等，结果的大致均等。
1.3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内涵 我国新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奠定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我国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范围包括“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9]。符壮才[10]同样认为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就是指全体公民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同，并强调应该将基本医疗服务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以内。
还有一些学者从健康、卫生服务需要、卫生筹资、卫生服务可及性以及政府卫生投入的角度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进行阐述。于风华等[11]认为，健康是最大的福利，卫生保健与医疗保障制度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政府在卫生保健与医疗保障制度中应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应该考虑健康公平性，尽量使每一个人都拥有同等的、公平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冯显威指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应该从服务的内容看，根据公民的卫生服务需要来确定[12]，即指有相同卫生保健需要的社会成员，能获得同样的卫生服务，而有更多卫生保健服务需要的社会成员，应能获得更多的服务提供。梁万年[13]指出，政府对卫生的投入应使经济收入低的人受益，即必须重视政府对卫生投入的公平。
2 国外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现状
论文关键词：政府；基本医疗保险；税收补贴；健康水平：实证分析
经历了两年多的反复研讨和论证，万众瞩目的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日前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意见稿涉及的基本医疗保险的保费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分摊，除了老百姓和单位要出钱外，政府也要出钱进行补贴(比如新农合)。此外，按照税收规定，购买基本医保的个人和单位所出资的部分，政府给予免税待遇，相当于隐形地给了一定的补贴(比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意见稿明确指出：“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使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这里所谓的“政府卫生投入”，既包括显性地投入，也包括隐形的投人。本文想要研究的是：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隐性税收补贴如何对我们医改的终极目标——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体现出显著的正效应。
一、构建一个全民健康生产函数模型
经典的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全面的考虑了影响健康的诸多非医疗卫生因素，但视角是基于个人微观角度的，而我们想证明的论点是从全民宏观的角度出发的，因此，要从全民整体角度出发构建一个全民健康生产函数模型。我们构建的全民健康生产函数可表示为：国民健康水平：F陉济，社会保障，环境)。关于我们构建的这个函数，有两点要说明：一是影响各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不尽一致。
学者Behrman和Deol~ikar就提过要因地制宜的制定本国的影响健康状况的投入因素指标；二是作为因变量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各类公共政策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容易造成共线性的问题，假设：各变量之间不相关。现对简要论述此函数模型的变量解释、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1、变量解释。(1)描述健康状况的变量。描述社会人群的健康状况一般用人口死亡率、平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伤残调整期望寿命等指标。考虑到平均期望寿命是一个推测出来的数据，现实性差；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都是针对特定人群调查统计的，只能反应局部国民的健康水准；而伤残调整期望寿命的获得又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以人口死亡率作为衡量健康状况的变量。(2)经济变量：人均GDP。Filmer(1997)曾用109个低收入国家的横截面人均产出对5岁以下婴儿死亡率进行回归，得到了一0．661的弹性，可见，人均GDP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是非常强势的，高水平的GDP意味着高水平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服务，进而产生高水平的健康状态。当然，GDP的飞涨也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都市病引发的工作压力大，焦虑情绪多，这些对健康状况会有负效应。但总体而言，两方面的净效果估计是正面的。(3)社会保障变量。各地区人均政府隐形税收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的核心目的在于国家通过税式支出，鼓励和刺激健康保险需求和购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讲，税收既具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如果政府对健康保险的供给方进行税收补贴，降低供给方成本进而降低健康保险商品的价格，此时，税收产生的替代效应可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如果政府直接对消费者进行税收补贴，相当于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体现的是收入效应。本文中对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其逻辑顺序是：第一步，税收补贴增加了家庭的健康保险需求，第二步，增加的健康保险需求进一步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利用率，第三步，有效的医疗服务能对全民健康形成一个正效应，使得全民健康水平提高。(4)环境变量。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量。经验表明，前者的影响深远，但短期内不明显，而后者对卫生水平在短期内的变化具有重大的影响，本模型中选取的指标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镇人口比例是城市化水平的反映。Thonrton认为城市化能够使人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信息。但随之而来的污染和堵塞将导致健康状况的下降。综合两方面因素，我们预计净效应是正的。
2、数据来源。经验分析中的数据来源主要有：2003—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1、健康生产函数的单因素分析。我们首先只关注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税收补贴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假设LOG(死亡率)=LOG(常数项)+LOG(政府税收隐形补贴)，现以2003年到2006年的各年度的截面数据作单变量的因素分析。我们用死亡率的对数(近似为死亡率的变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分地区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税收补贴的。对数(近似为其变化率)作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下表。
从单因素分析来看，各个年度的回归都通过了f检验，整体具有显著性，税收补贴和死亡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国家的投人产生的正效应经过层层传导能够波及健康水平，产生一定的政策效应。另外，注意到随着年度的推移，拟合度不断下降，一方面说明税收政策的影响度下降，另一方面说明在最近两年除了政府隐形税收补贴，还有别的因素的主导作用逐渐增强。
2、全因素分析。假设LOG(死亡率)=LOG(常数项)+a×LOG(当年人均GDP)+b×LOG(政府税收隐形补贴)+c×LOG(上一年人均政府税收隐形补贴)+d×LOG(上两年人均政府税收隐形补贴)+exLOG(当年城镇人口占比1。输出结果：
可见，样本回归方程在两个年度中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度分别达到35％，调整后的可决系数36％，拟合度较低，两个年度内通过了F检验，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在2006年，当年人均税收隐形补贴和上一年度人均税收隐形补贴对健康水平的增长率显著影响，其中上一年度的补贴体现的是正面影响，但是相比人均GDP和城镇人口占比这两个指标，政府税收别贴的显著性就不算明显了。在2005年，连续三个年度的人均税收隐形补贴对健康水平的增长率有没有显著影响，而人均GDP和城镇人口占比对健康水平变化率的影响依然保持显著。总体来说，政府税收补贴并体现出预期的正效应。虽然有研究证明税收补贴可以促进健康保险的购买，进而让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提高。可是，根据WHO的调查显示，人类死亡原因中的95％和行为、生活方式，环境以及生物遗传因素有关，只有5％的死亡原因和卫生服务有关。事实上，从获得医疗服务到健康状况的改善之间存在多重递进式的影响机制，Filmer把这些机制分为政府卫生支出的结构机制，政府卫生部门的支出效率机制，政府卫生部门对个人选择的影响机制，健康的决定机制。国内学者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了三种机制理论，依次是卫生资源产出和配置机制，卫生医疗供给与需求机制，健康改善机制。其中任何一个机制运行无效率，都会导致整体机制的无效率。
3、结论。以上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全因素分析中，政府的隐形税收补贴没有显著改善国民健康水平。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医疗服务相对于生活方式、行为特征而言，对健康的影响是弱势的。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固然可以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但是，我国日益增加的医疗费用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药养医”的局面下“诱导需求”的产物，是非必需的，对国民健康水平的改善没有实质效用。另外，实证结果显示，人均GDP的提升反而降低了国民的健康水平，说明GDP增长的负效应已开始显现，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但它无法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土地资源锐减、能源急剧短缺和环境高度污染等。而这些负面影响却对国民健康水平有着负效应。实证结果还显示，城市化进程对国民健康水平起到了提升作用。
城市化的本质是要使全体国民享受现代城市的一切城市化成果并实现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素质等的转变。数据证明城市化对改善农村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起到明显的作用，进而可以推动农村地区健康水平的发展。
三、提出的建议
1、必须先对医疗服务体系做出合适定位，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隐形补贴才能对国民健康发挥正效用。我国当前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定位是比较混乱的，“非公非商”的定位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多年来，由于政府投入占医院运营费用的比例极低，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价格被行政力量压制，医生转向从消费者中获取资金。因为医疗卫生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由于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很容易对患者诱导需求，而且医疗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并不明显，患者缺乏搜寻最低价格的意愿与能力，反而乐于选择品牌医院、选择名医和高新设备。医院为了吸引医生和病人，就倾向于多提供可以提高医院品牌的各项设备，形成设备的闲置与浪费，诱导病人过度检查，造成医疗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正是因为在医疗服务这一环节的资源配置无效率，使得税收补贴政策的正面影响弱化，所以，要让税收优惠体现作用，必须先改革当前的医疗服务体系。目前“政府主导派”主张将医疗服务供给方纳入国家行政体系。至少在城乡基本卫生服务体系，如社区医院、乡卫生院这一级要完全在国家的掌握之中。行政化的医疗服务供给机构的财务、人事和定价问题上都由卫生行政部门来控制。
“市场主导派”认为要对医疗机构“放权”，政府给予公立医疗机构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和决策权，包括独立的财务权和人事权，促使其走向法人化，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公立医疗服务体系真正走上“管办分离”的道路。两派的观点不同但共识在于：伴随着攀升的医疗费用，当前的医疗服务体系却并没有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医改方案必须遏制“诱导需求”的泛滥，叫停“医武竞赛”，切断“医药”利益联盟，合理评估医疗服务价格。
关键词：医保—阳光健身卡，政策，价值
1998年开始启动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经过多年的实践，已进入快步发展的轨道。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市，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基本医疗保障已经实现全覆盖，在整体上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然而，有关材料显示苏州市35岁以下职工的体质和健康在逐年下降。在建设健康苏州、和谐苏州的大潮中，如何进一步提高苏州市广大职工的健康水平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不容忽视的重大民生问题。
2005年12月19日，苏州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调整完善苏州市区2006年度医保政策的意见》的政府令[苏府〔2005〕133号)]。文件中第八条规定：鼓励个人账户结余较大的参保人员申领阳光健身卡——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往年结余金额超过3000元的，可按自愿原则，于每年4月向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申领由市体育局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发放的阳光健身卡。
1 当前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制度的讨论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功能是：（1）用于支付日常门诊费用和进入统筹基金支付前的住院费用；（2）通过资金积累，增强职工的健康保障意识；（3）通过自我约束，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
评价一个健康保障制度，可以有两类标准：一类是公平的标准，另一类是效率的标准。效率标准主要是指经济效率，就是较少的成本投入获取较大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当前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制度还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甚至一些专家学者纷纷建议要取消该项制度。理由有：（1）医疗费用风险的化解能力弱。论文参考。医保个人账户由于其归个人专用，无法在所有参保人之间互济使用，缺乏医疗费用风险共担机制，这往往导致实际医疗需求高的人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无实际医疗需要的人则会出现个人账户资金闲置或转移[1]。（2）管理成本高。医保个人账户是“收入按月注入，支出随时发生，支出数额不定”。为了能实时掌握个人账户收支情况，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必须实现与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联网。而其中的计算机和网络等硬件设备的购置、软件开发(配置)、通讯费用、设备日常保养维护等费用和投入较大。（3）由于我国医保政策实施较晚，现在的医疗基金大多用于上代人的医疗支出，年轻人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这无疑会挫伤这部分人的积极性，引起这部分职工的不满情绪。（4）经过多年的积累，一部分职工的医疗个人账户已达到相当大的数额。这么多的资金积累，一方面存在贬值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这是因为帐户中的资金与个人资金不同，不可以随便使用，一些健康责任和自我约束意识淡薄的职工就会设法突击使用账户资金。
2 苏州市“医保—阳光健身卡”政策取向的价值
2.1 医保部门可夺回主导权，摆脱医疗服务供应方的控制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涉及到三方面的主体：供应方是医疗机构、需求方是参保职工、监督方是医保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机构是一个独立运营的法人单位，由于其技术上的特征决定了其始终在三方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医生可以诱导患者增加消费需求，医院可采取高定价的方法追求部门最大经济利益；关于参保职工，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购买医疗服务产品，但由于自己的医疗信息的缺乏，加之职工用医保帐户支付治疗费用，降低他们的警惕性，往往是要多付医疗费用。更有甚者，一些患者与医生合谋进行不合理的消费，无形中加大了医疗保险基金的风险；关于医保部门，它是医疗费用的支付方，也是医疗机构的监督方，尽管其有权力制定一系列制度性规定来约束医患双方的不合理的行为，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些规定都会被医方采用变通手段一一化解。综上所述，医疗机构在医保体系中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医保部门的监督并不能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和浪费。苏州市的新医保政策就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不仅会大量地减少医疗基金的支出，医疗费用的控制权将会逐渐收回，还能够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健康水平。
2.2 提倡积极的健康生产方式，减少医保基金支出费用
苏州市医保部门的宣传口号是：“花一元钱健身，省十元钱医保”。在现实生活中，医疗手段和体育健身锻炼是促进社会健康的两种重要方式，它们对人的健康促进作用是不同的：医疗活动并不最终增加病人的健康水平，但却加快其恢复到原先的健康水平或阻止其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而体育健身活动却能够增强人的体质，即增加健康资本的存量，从而减少患病的几率。体育健身活动的优势在于它的预防性，更有“主动性”、“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医疗的作用。论文参考。营养可以增加体重，却无法使肌肉强壮；药物可以解除疾病，却无法使体质强壮。运动在某些方面可以代替药物，而药物则无法替代运动。[2]体育学者李力研认为，从促进健康角度看，全民健身的理论基础是预防医学，属于一级预防的范畴，全民健身与预防医学目标具有一致性，方法与效果上具有互补性。从经济学角度看，预防疾病要比治疗疾病更为经济。论文参考。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计算，开展体育运动而降低患病率所节约的医疗费，相当于该年体育运动经费的10 倍。[3]换句话说，即增加 1 元的体育经费，可以节约 10 元的医疗经费。从上面可以看出：体育健身活动对于提高和增进健康水平具有更为重要的、根本性的意义，而医疗则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苏州市的新医保政策从维护社会健康的大目标出发，着眼与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从长计议，保证医保制度的健康发展。
2.3 有利于形成健康投资的社会风气
健康不仅能够增加人们的效用水平，因为它能够使消费者避免疾病或不健康所带来的痛苦，得到良好的感觉，即健康通过使消费者身心愉快，生活得更快乐，而使其获得满足，有所谓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也。而且，健康水平越高，无病工作时间就越长，且单位时间里的工作效率也越高。在经济社会中，这种因健康状况的改善而增加的工作时间或单位时间里的工作效率所体现的货币价值，便是对于先前用于改善健康的投入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看，健康是投资品。社会和个人投资于体育健身就是一种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其他人力资本的基础。健康的身体不仅是其他形式人力资本的载体和前提，而且是健康人力资本生产的投入和生产其他形式资本的人力资本。苏州市的新医保政策不仅履行了维护社会健康的政府责任，而且还通过政策引导，增强职工健康投资的个人责任和意识，把职工的健康理念从被动的疾病治疗提升到积极的体育锻炼的新高度。
2.4 倡导积极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
体育生活方式具有两大社会价值：（1）提高人的机体健康水平。（2）丰富并充实人的闲暇生活。体育活动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情感，增强人体对于环境和社会的适应能力的功能和作用，各国普遍把体育活动作为克服“文明病”、“城市病”，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黄金手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随着人们的健康、文明生活意识的逐步形成，体育活动与闲暇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体育由于具有可以满足人们多种需要的属性，正日益成为闲暇时间内人们选择的一项主要内容，体育正在成为人们追求身心健康，娱乐生活和平衡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人们在这种方式中寻求情感的宣泄、精神的愉悦，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体育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满足了人的精神快乐的需要。
允许一部分医保个人帐户资金用于体育健身消费的政策是苏州市政府部门之间合作的结果，它必将为苏州市树立全国健康城市新形象、建设和谐苏州发挥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董新光，全民健身大视野[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35
[3] 张岩，体育经济学[M]，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86
作者：钱矛锐 单位：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医事法相关概念的来源
“医事法”是源自于日本和台湾的概念，但对于其内涵与外延，国内在将这个概念引进时从来都没有界定过，甚至成为一个比较含糊和暧昧的概念;从现阶段来看，学界对于医事法的使用非常混乱［6］。在日本，医疗相关的法律被概括的称为“医疗事务法”，以最具代表性的植木哲教授所著《医疗法律学》、《医疗纠纷预防法—医疗事务法律》等书为例。这些著作集中在以医疗纠纷处理和调整为核心的法律上，阐述了医疗法律学研究综合性医疗事务法。由此可见，日本学者论述的医疗事务法主要指调整由医疗行为所引起的医疗纠纷法律关系，其内涵和外延就是调整医疗行为相关法律关系的医疗法(medicallaw)。台湾学者中对医事法著述颇丰的黄丁全先生在其《医事法》一书认为卫生法学已不能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必将为医事法学所取代并成为医事法学的一部分。但通读其《医事法》全书，全篇涉及医疗行为、医患关系、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医疗责任的体例和内容，完全以医疗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和理论为核心，并未涉及卫生法与医事法的内涵与外延的详细论述，也属于设定概念而非解析概念的就事论事模式。由此可见，从日本和台湾所舶来之医事法，无非是以调整医疗行为所涉及事务的法律关系为核心和内容。我国医事法学者因此而主张的医事法概念，不过是医疗行为事务法或医疗事务法的简称而已，以此内涵和外延想要统括整个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似有欠妥之处。
医事法与卫生法之概念比较
医事法与卫生法概念比较的核心是医学与卫生的词义区别事实上国内现有的法学理论并没有从内涵和外延上对医事法与卫生法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要么就认为二者是同意词，要么就武断地认为医事法取代卫生法是世界潮流、必然趋势，甚至实在无法区分时还使用了一些含混不清、大包大揽的医疗卫生法、医药卫生法、医事卫生法等称谓。在理论界定缺乏的情况下要区分医事法与卫生法，只好从“医事”与“卫生”的词义范畴的界定出发。但医事法和卫生法是两个语义相近的词汇，无论侧重如何或采用什么名称，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都是“生命和健康”问题，其核心都涉及到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存在着关联和交叉是理所当然，在使用什么名称上更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习惯。如医事法是源自于日本、台湾对医疗事务法律的称呼，我国大陆原本并没有使用该概念而习惯性称为卫生法。当然，我国对卫生法的传统理解更多是指卫生事务的行政管理，也曾狭隘地将卫生法理解为卫生行政法。但“医事”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宽泛，如果仍坚持与“医疗事务相关的法律”，似乎就很难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等与健康相关产品的法律领域。事实上，医事法理论在我国的发展中有一个概念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医学法学。“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医学法是有关医学方面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医学法学是研究医学法制建设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7］。由此可知，医学法作为有关医学方面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内涵就是调整所有医学事务的法律总和。并且，世界医学法学协会(WorldAssociatianforMedicallaw)迄今已召开了十八届世界医学法学大会，已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学术会议。鉴于医疗法与医学法具有相同的词源内涵Medicallaw，故此从医疗事务上升为医学事务，把医学法作为医事法概念的前身，即医事法无非是医学事务法的总称，这样能否拓展出比医疗事务法能涵括更宽范围的法学范畴呢?面对当前医药卫生领域众多混乱的概念和理论使用、众多具有相同体例和内容的医事法和卫生法教材，通过医学法学的概念启示将医事与卫生之争还原为医学事务与卫生事务的比较，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医学与卫生的词义比较。医学与卫生的词义比较医学往往可分为传统医学(中医学、印度医学等)和现代医学(西医学)，所谓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分只不过是针对人体的诊治行为学科的不同，即医疗行为实施模式的不同而已。就是所谓的社会医学也主要研究社会因素和健康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规律，以制定社会保障措施，保护和增进人体的身心健康。因此，医学事务的范畴局限于医疗行为实施模式的各个领域范畴，旨在保护和增进人体的健康状况而非营造一种保障人类健康的生存大环境，其行为模式基本上属于微观层面的具体医疗(技术)行为范畴。由此可见，关乎人体健康的医学事务领域与医疗事务的领域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医学事务还包括医学教育、科研等超出医疗事务的范畴)，以保护人体健康权益实现为内容的医学事务法律与其他国家有关医疗事务法的界定并无出入，都可统称为医事法。卫生一词最早见诸《庄子•庚桑楚》中“卫生之经”的记述，后晋代李颐在《庄子集解》中把“卫生”理解为“防卫其生，令合其道也”。宋代的王雱在《南华真经新传•庚桑楚篇》中指出:“卫生者，卫全其生也，能卫全其生则生所以常存，故曰卫生之经也”。初版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医学大辞典》把“卫生”解释为“防卫其生命也”，表明“卫生”的涵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千年未有明显变化。如今《辞海》对“卫生”的解释是:为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改善和创造合乎生理要求的生产环境、生活条件所采取的个人和社会的措施。将传统和现代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卫生”的完整内涵应是“为保卫生命而创设的保护身体健康之措施”。如此看来，卫生既包括了微观的医学措施，着眼于医疗技术活动以增进和保护人体健康;也包括了宏观的生产、生活等各种社会措施，从生命安全的高度广泛采用各种措施去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因此，卫生的内涵显然大于医学，医学事务包涵于卫生事务之中。但如果仅以词义的比较就得出卫生法是比医事法更大的范畴，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针对医事法学者们的立论依据作深入研究才能令人信服。其实，无论确立那一个词汇作为本领域的基本概念，其决定性的标准在于:(1)其是否最完整地覆盖了医药卫生全域的法律范畴并最全面、有效地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2)其是否能与国际接轨并符合法律实务的发展趋势?
从医事法到卫生法的理性回归，是保障健康权益实现的内在要求和法律实务发展的历史趋势
在健康权益的实现上，卫生法更全面和有效地保障了公民乃至人类健康权益的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是一种身体、精神的、社会的完美适应状态，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身体不虚弱;享受可能获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1966年世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有关健康权实现的法律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骤:(甲)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乙)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丙)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丁)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组织各国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大会发表的《阿拉木图宣言》如下:“大会兹坚定重申健康不仅是疾病与体虚的匿迹，而是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的总体状态，是基本人权，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性目标。……人民健康状态、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现存的严重不平等，在政治上、社会上及经济上是不能接受的……政府为其人民的健康负有责任，而这只能备有充分的卫生及社会性措施方能实现。在2000年时使所有人民享有经济富裕生活的健康水平应是今后数十年内各政府、国际组织及整个国际大家庭的一项主要的社会性目标。综合这些世界性的、公约和宣言，可以将保障公民健康权益实现的社会关系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保障公民不因疾病或伤害的发生而影响其健康权益的实现，这主要是通过医疗活动来实现。针对人身体的病害因素实施具体的医疗活动以保障其健康，主要体现为病害诊治的医疗行为等相关问题，法律对这一微观层面的调控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医疗事务法，或简称为医事法。第二个层面，是保障公民不会因为身体病害因素之外的经济、社会或环境等因素而影响其健康权益的实现，这就需要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药品安全、卫生费用控制以及医疗保障等各方面的法律制度来实现。公约和宣言将健康权益明确为基本人权，确立了政府对这一基本人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乃至于国际义务，强调其实现不仅是疾病与体虚匿迹的医学事务问题，更是涉及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目标和问题。而这第二个层面的实现已经远远超越了微观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行为这些医学事务所能解决的问题，上升为宏观层面的国家事务，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卫生法律制度来明确和规范政府对公民健康权益实现的保障责任。因此，保障健康权这一基本人权的实现，才是医药卫生领域法律调控的终极法益目标，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尽到对健康权益的保障义务才是这一权益实现的关键和根本所在。因此无论是称为医事法抑或卫生法，其功能必须要肩负起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全面和有效地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以达到最高的健康标准这一终极法益目标。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靠医学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综合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措施才能实现的国家甚至是国际义务。而卫生法将宏观层面的国家责任统括进来，最完整地涵括了整个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范畴，在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上更显现其全面性和有效性。故而卫生事务应当是比医学事务更宽广的领域，即凡是与保障公民健康权益实现的事务都应属于卫生事务的领域，还包括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药品安全、卫生资源配置、卫生监督管理等其它卫生事务领域。总之，卫生事务是涵括了医学事务的更大范畴，卫生法是涵括了医事法的更大的范畴。相应的卫生法(Healthlaw)应定位为所有调整保障健康权益得以实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即调整与健康有关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但凡涉及公民乃至人类健康权益实现的事业—卫生事业的法律都应纳入卫生法学的体系。在与国际接轨及法律实务的发展趋势方面看，卫生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上述国际、公约和宣言对健康的定位，已经揭示了从医事法域向卫生法域发展来全面保障公民乃至人类健康权益的实现，是世界各国以及国际法律实务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1964年国际法律协会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医学法律会议上，与会者认为考虑到目前国际医疗法的地位，国际卫生法较之国际医疗法更确切，更准确地反映该法律的基本内容和规则，其目的是安全指导人类健康……，1969年的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anlHealthRegula-tions)就是国际卫生法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8］。如今，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来控制疾病的跨国传播……新条例从鼠疫、黄热病和霍乱三种传染病的国际卫生检疫扩大为全球协调应对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各种起源和来源，实际上是指生物、化学和核辐射等各种因素所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9］。
可见，从医事到卫生，从传统的几类传染疾病到防范所有可能威胁人类健康的起源因素，国际卫生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明确地体现出卫生事务法替代和涵括医疗事务法才能更好地保障人类健康。而2011年3月发生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和5月爆发的欧洲“毒黄瓜”事件早已超出了医疗事务法能调控的范畴，用真实的事例表明各国强化为全面保障人类健康权益的卫生立法才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才能真正地实现与国际接轨。此外，从我国卫生行政机构名称的历史变革来看:唐代设”太医署“为中央医疗机构;宋代设“翰林医官院”;明清两代设“太医院”，均是皇家御用机构，不在中央政府组成之列［10］。到了民国，卫生行政部门经历过如“内政部卫生司、行政院内政部卫生署、行政院卫生署、卫生部”等不同时期，但卫生行政部门取得中央政府独立组成部门之地位，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尚属首次［11］。当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相关行政部门的设置均沿用了“卫生”一词，所有的政策法律文件都列入卫生法制的范畴。基于此影响，“卫生法学”较早且至今仍是被广泛使用的提法［12］。而从“太医署”、“翰林医官院”再到卫生署、卫生部的称谓，是从医事不断向卫生拓展和转变的一个趋势，以适应医学无法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增多的健康问题而将其上升到卫生事务法律的范畴来解决。事实上，医事法在我国呈现出涵括医药卫生领域法律的势头有其特殊的背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医患关系矛盾激化且迅速占据医药卫生领域主要矛盾的地位。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医患矛盾没有缓和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医患矛盾的尖锐突出转移了视线、淡化了公民健康权益实现与政府履行健康保障责任之间的矛盾。这种背景促成了以调整医疗行为和医疗纠纷为核心的医事法的日渐重要和勃兴，导致了学者们推崇以医事法替代卫生法的理论，出现了整个卫生法领域向医事法领域集中发展的现象。然而，即便从医疗事务上升为医学事务，医事法的内涵虽有扩展之势头，但终究难以超越医疗行为这一微观调控法的界限。而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危机以及看病难、看病贵等诸多问题都告诉我们，仅仅靠医事法解决医疗主体与患者之间的矛盾就想实现公民的健康权益是不够的，无论赋予医疗主体方多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如何提高其技术水平都无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因此，希望通过完善医患矛盾解决的法律机制来解决全卫生领域的社会矛盾，冀望于医事法代替卫生法的调控来保障健康权益的实现是根本行不通的，医事法日益勃兴而医患矛盾和卫生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就是最好的实例和印证。只有确立健康权益的实现根本在于宏观层面的国家义务，需要有完备的卫生法律体系来规范和督促政府乃至全社会履行其法律责任，才能真正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最终实现。可见，从医事法向卫生法的理性回归，是从局部法域向整个医药卫生法律体系的释放和扩展，是公民乃至人类健康权益实现的内在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向和选择。
关键词:共付制度;医疗费用;健康
中图分类号:F840.684文献标识码:A
我国在医疗保险领域引进共付制度是为了解决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的困难的。共付制度的建立,既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又可以有效控制医疗服务费用,可谓一举两得。而共付制度,又称成本分担制,即要求患者在就医时需要自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其效用的大小,则要看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否具有价格弹性,正如经济学所述,弹性越大,共付制度的效用越大。但是,如果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刚性的,即弹性很小,那么共付制度则产生不了预期的效果。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镇住户收入、消费与就业调查数据1999》数据库初步分析了社会医疗保险、共付水平和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
一、共付制度到底能节约多少医疗费用
在数据库中区分了不同医疗保障的方式,共分为五种,即国家或单位的公费医疗、大病统筹医疗、自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自负医疗费和其他。这五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的成本分担水平,从公费医疗到自负医疗费,个人分担水平逐渐提高。
健康人群中,属于国家或单位的公费医疗的平均医疗费用为811.9365元。由于大病统筹的特殊性,大病发生的医疗费用一般都比较高,因此不适合参加比较。自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人群的医疗平均费用为602.4078元,比公费医疗下降了209.5572元。而自负医疗费人群的医疗平均费用则进一步下降,仅为319.6040元,比公费医疗下降了492.3325元,是公费医疗的一半不到。
在非健康的情况下,自负医疗费用人群的平均医疗费用(1,651.9307元)依然比国家或单位的公费医疗人群的平均医疗费用(4,282.5085元)少很多,仅为1/3左右。
可以看出,不同的成本分担水平对医疗费用支出有显著影响,个人分担水平越高,医疗费用支出越少。因此,共付制度能有效节约医疗费用,不同成本分担水平能够不同程度地节约医疗费用。
二、共付制度会不会影响到患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是不是影响居民健康的唯一因素
我们通过数据库初步分析了社保、共付水平和居民健康的关系,主要是运用SPSS进行定性分析,以探求社会保险和居民健康的关系。首先建立了一个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自变量为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协变量为医疗保障情况,样本量为13570。
从结果可以看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自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居民和自负医疗费的居民的不健康概率分别是公费医疗居民的1.313倍和3.378倍。
我们再考查一下居民健康状况和年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关系。由模型所得变量值可得不健康概率指数Z=-6.136+0.063*医疗保障+0.064*年龄+0.292*性别-0.019*婚姻状况+0.176*教育程度,概率公式Prob(Z)=1/(1+EXP(-Z))。
可以预测,一个50岁的参加公费医疗的已婚大学学历男性不健康的概率为0.059524
一个自负医疗费的40岁已婚大学学历男性不健康概率为0.036474,女性为0.048246,而一个参加公费医疗的40岁男性不健康概率为0.042778。
一个自负医疗费的60岁已婚大学学历男性不健康概率为0.119834,女性为0.154204,而同样条件下,参加公费医疗的女性概率为0.138477。
可见,社会医疗保险能够有效改善居民健康状况,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健康的因素,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等都能明显地影响健康状况,因此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制定一个合理的共付比率水平。
三、结论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共付制度能够有效地节约医疗费用,不同共付水平能够不同程度地节约医疗费用。
2、虽然共付制度能够显著影响居民健康和医疗费用,但是在制定共付水平时,还应该综合考虑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以求公平、合理。
因此,在设计共付制度的成本分担水平时,应该针对不同人群制定不同的成本分担率,以达到不对任何一个人群的健康产生负影响的目的。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摘要：基于“互联网+”新型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分析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不足之处，提出健康信息惠民计划、智慧医疗行动、公共卫生信息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医疗行业监管与信息标准及继续医学教育模式等新任务。结合相关保障措施，充分发挥互联网等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作用，加大拓展互联网与医疗卫生行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健康信息的有效整合，推动医疗行业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net +" of the new medical service model， analyze the deficienc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ervice model， new tasks such as the health information Huimin plan， the wisdom medical action， the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the health big data management， the medical industry supervision and information standard and the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model are proposed.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security measur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the medical field， increas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achiev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promote the medical industry interoperability and business collaboration.
P键词：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服务任务
Key words： Internet+；health care；service model；service task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8-0056-03
0 引言
自党的十五中全会明确将“互联网+”行动计划作为未来发展战略，“互联网+健康医疗”便逐渐成为我国医疗行业发展的新方向。2016年6月24日“首届国际互联网医疗大会暨中国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乌镇召开，对医疗、医药、保险等产业链各节点及线上线下更有效率地融合，如何使相关政策、行业标准的推出与产业创新更好协同，如何有效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互联网+健康医疗”新型服务模式有利于改善医疗质量、减少患者入院率、降低医疗成本、提高效率[1]，是我国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支撑，其对于我国建设跨地域、跨机构就诊信息共享的区域医疗联合体有着较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论文首先分析传统医疗服务模式结构及其不足之处，再论述“互联网+健康医疗”的服务模式优势及其所进行的任务，通过与传统医疗服务模式进行对比，阐述“互联网+健康医疗”模式的价值。
1 我国传统医疗服务模式
1.1 模式结构
我国传统医疗服务模式是以医院为中心的星型结构（如图1），医院处于中心地位。药企、医疗器械、保险公司、医保等机构以及患者、其他医疗服务都围绕医院展开。从检查、科室就医，处方药，患者就医流程都由医生主导，医患信息不透明。另外，政府对于医院财政支出不足，而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现今的医保资金难以满足逐渐增加的参保人数需求，所以医保资金的压力逐渐转移到医院。第三，处方药作为医院收入的一大来源，也是一定程度上掌握在医院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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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传统医疗不足之处
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中，由于资金流、信息流以及物料流等以医院为核心环节，其他各环节信息流通不畅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引起以下诸多弊端。
首先，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由于三甲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和资源的虹吸效应，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基层医疗人员数量不足、诊疗水平达不到标准，导致“乡镇医院无患者可医，大医院人满为患”。
再者，就医方式效率低，就医体验“三长一短”，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且仅有单纯的院内服务，缺乏院后服务。
其次，政府财政支持不足，医保缺口明显。目前医院正常运营大部分资金来源于自身盈利，但其本质的公益性又使得收入有所限制，加之政府的宏观调控，使得医院处于两难境地。
导致这些弊端本质在于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同传统医疗服务所提供的资源不对称，无法满足当今人们需求变化的节奏。
关键词：健康管理中医“治未病”医保支付
一、健康管理的内涵及意义
健康管理是一种新的疾病干预模式，从疾病治疗向事前预防、事中治疗、事后康复的全过程管理转变，采用多种形式的激励手段，鼓励医患双方主动采取疾病防控措施，从源头上遏制医疗费用增长。据估算，每投入1元用于健康管理，就可以节省约45元的医疗费用支出。这说明在健康管理方面投资可以起到良好的节约医疗费用的效果。同时，如果能够在基层对慢性病进行有效的管理，可以避免慢性病患者涌向大医院从而产生额外的检查及药品费用，也有利于降低成本。因此健康管理模式出现后，对医疗保险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外许多保险机构都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健康管理，并使之成为医疗服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较晚，但从医保基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健康管理，是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探索的方向。我国多地也已开展对医保介入健康管理的探索：2006年，镇江市对参保人员实行规范的门诊慢性病管理，这是我国医疗保险开始关注健康管理的最早探索；2008年，青岛市将社区糖尿病患者的初级体检、健康教育、医药费等纳入医保支付范围；2009年，北京市将“知己健康管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2011年，太仓市医保部门支持配合人保健康公司，把“健康保障+健康管理”的理念引入了大病保险；2015年，天津市将符合规定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以上探索为我国医保介入健康管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不过我国医保介入健康管理的制度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二、将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医保支付的必要性
（一）顺应国家政策的引导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健康管理的作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要“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结合”。2013年，《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为参保人提供健康风险评估、健康风险干预等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健康管理组织等新型组织形式。”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商业保险机构积极开发与健康管理服务相关的健康保险产品，加强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提供疾病预防、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维护、慢性病管理、养生保健等服务，降低健康风险，减少疾病损失”。健康管理服务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持，而医疗保险或健康保险作为医疗与健康服务资金供给的政策安排，相应的支付政策能很大程度上促进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二）符合医疗保险改革的要求
自1998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医疗保险改革是我国医疗改革成效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医保基本实现全民覆盖的背景下，创新完善医保管理制度成为下一阶段医疗保险改革的重要任务。现阶段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以支付疾病住院治疗为主，如果医保基金支持健康管理服务，既可以盘活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又可以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从世界主要国家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从单一的医疗保险发展到预防、保健、治疗、康复、护理等全方位的健康保险是医疗保险的必然趋势。因此将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医保支付符合医疗保险改革的要求，可以促进医疗保险管理制度的变革。
（三）满足群众现实的需求
积极对“未病”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相关研究表明，将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医疗保险是群众的现实需求。在对南京市某社区600名老年人的调查中，561名拥有社会医疗保险的老年人中有539人希望医保支付健康管理服务。在对上海市403名社区医务人员的调查中，认为相关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应该纳入医保的占50 2%。上海市闸北区是2011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试点地区，闸北区在高血压患者人群中实施中医健康管理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发现尚未与医保制度衔接不利于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工作的开展及推广。因此，将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医保支付是急切的现实需求。
三、中医“治未病”的健康管理价值
在我国，“治未病”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健康管理理念和方法，“治未病”不仅是我国中医学思想宝库的瑰宝，也是健康管理的具体实践。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提出：“古人善为医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起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同时，中医“治未病”根据五脏调节、四时养生、体质调理的中医理论和药物与非药物疗法的临床实践，在提高健康水平、避免疾病发生和减少疾病伤害等方面有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
加快构建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核心就是探索深化“治未病”健康工程。中医“治未病”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病防复”，这与现代健康管理“事前预防、事中治疗、事后康复”的做法完全一致。时至今日，国外仍然在对健康管理的技术进行探索，而我国传统医学中早已有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在理论还是技术层面都是对健康管理学科的重要贡献。然而在制度层面，我国的健康管理与国外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在我国医疗保险对健康管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应当重视中医“治未病”这一宝贵财富，发挥理论和技术层面的优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管理制度。
四、健康管理服务的医保支付政策思考
（一）医保支付应从社区健康管理服务起步
将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医保支付体系，应当从社区起步。这是因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着健康管理的职能，是中医“治未病”的第一线。近年来，为了加强基层卫生力量，我国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医疗条件和能力开展健康管理，同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负责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和保管，居民健康档案中就包含中医体质辨识的内容，方便开展中医“治未病”服务。最关键的是，社区就诊便利、成本低廉，能够降低总体医疗费用支出，便于医保介入。因此应当将中医“治未病”项目列入社区医疗保健服务的范围，并且由医疗保险提供保障，以便让社区居民享受中医“治未病”服务，同时又达到降低医疗费用的目的。
（二）利用个人账户支持健康管理服务
一直以来，我国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情况的监管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部分参保人员个人账户资金积累较多，存在与定点零售药店合谋违规使用个人账户的资金“购买”生活用品等情况，既造成了医保资金的流失，还无助于参保人员健康水平的提高。将中医“治未病”纳入个人账户支付范围，可以使被动管理变为主动引导，引导参保人员将个人账户用于中医“治未病”服务，从而使参保者对自身健康负责，加强对疾病的预防从而能够最终起到节约医保基金的作用。同时也方便患者在康复阶段通过个人账户继续使用中医“治未病”服务，避免病情出现急剧恶化，同样也有利于患者和医保基金。
（三）采用参考价格法制定个人账户支付标准
在目前我国的医保管理制度中，为一个医疗项目制定支付标准之前，先要制定这个项目的价格。而对于中医“治未病”这种健康管理服务而言，其价格制定较为困难。为了避免陷入这一困境，可以借鉴德国的参考价格体系。参考价格体系原本含义是指在药理学或治疗学上具有相等作用的一些药品中，选择其中最低价或平均价作为参考标准，确定该价格作为该类药品的报销标准，如果患者所选用的药品价格超出了这个参考价格的标准，其差额将由患者支付。通过综合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项目的收益、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医保政策的导向等因素为中医“治未病”目制定相应的参考价格，作为支付标准。参考价格体系既能够支持参保人员享受中医“治未病”的服务，又能控制支付成本，同时把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价格的形成交还给市场，而医保又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
（四）将按人头预付作为医保统筹基金的支付方式
美国健康管理模式成功的基础在于按人头预付的补偿模式，这是因为按人头预付方式的激励机制与医疗体系的健康管理功能相吻合。一方面，人头预付方式可以激励医疗机构的疾病预防行为，促使医疗机构采用中医“治未病”等适宜、高效、廉价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无病时主动预防、小病时积极诊治、治愈后跟进康复，能够降低医疗费用支出。另一方面，在按人头预付的情况下，医疗机构能够获得的医保资金与在本机构注册的参保人员数量挂钩。为了吸引居民在本医疗机构登记注册，医疗机构会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提高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的效果，而不是推诿病人的方式降低成本，真正实现健康管理的目标。因此医保统筹基金应当采用按人头预付的方式，促使医疗服务机构重视提供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并且运用各种手段来监管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确保服务的质量。
（五）充分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作用
健康管理原本是美国商业保险机构为了控制成本，增加利润而主动采用的方法，这客观上开启了医疗保险的新模式。相对于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除了控制成本以外，还有增加利润的要求，在这双重动力之下，商业健康保险公司会积极采取健康管理措施，对中医“治未病”服务敢于积极尝试，围绕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项目开发保险精算制度、核保制度、理赔制度和数据管理制度。而且，社会医疗保险的经办管理往往受到法定规则的约束，而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产品设计则较为灵活。因此可以借助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对利润的追求，鼓励并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公司设计包含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的保险产品。同时也支持商业保险公司整合市场资源，与医疗机构合作或者直接开办中医“治未病”服务机构，提高健康管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从而能够形成新的模式。
参考文献：
[1]张涛，袁伦渠美国医保管理模式――健康管理[J][JP]中国劳动，2012（11）
[2]刘伟，陆晓农，王秀瑛等医保经费用于慢性病管理的可行性探讨[J]中国卫生经济，2007（2）
[3]王波，韩春丽，张D在医保基金合理使用中开展中医“治未病”服务途径探讨[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1（3）[ZK）]
[4]许晴，邬建萍健康管理纳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J]中国市场，2016（29）
[5]沈焕根加强健康管理服务放大医保功能效应――江苏省太仓市实践大病保险制度的启示[J]中国保险，2014（2）
[6]江莉莉，巢健茜，刘恒等老年人健康管理引入社会医疗保险支付体系初探[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1）
关键词：美国；医疗保险；初探
一、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概况
在美国，其医疗保障主要是通过大部分私立医疗保险和小部分政府医疗计划来实现的，，旨在为人们应对身体伤害，残疾或意外死亡或其他意外因素致死，或由疾病引起的费用等提供补偿的一种保险。所以，医保体系是由多种非政府私立医疗保险项目、政府对特殊人群医疗照顾和补助项目构成的。其私人或商业的健康保险业和政府或公共健康保险业服务于不同的人群，并提供了广泛的救助和计划。私立医疗保险包括有偿服务计划方案，管理有偿服务的计划，健康维护组织（HMOs），优先提供者组织（PPOs），以及服务点计划（POSs）。政府主要的健康保险计划则包括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具体有老年人医疗照顾、低收入人群医疗补助计划、退伍军人医疗照顾、特殊患者医疗照顾等。
美国现代公共和私人医疗保险制度开始于20世纪初。美国的私人健康保险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开始于1929年贝勒医院为1200教师开始提供预付款。这个方案就是日后被称为蓝十字保险计划的开始。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数量增长和普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期间，大部分工资被冻结，作为战争的努力的一部分。私营公司，无法提供更高的薪金，开始转向提供医疗福利，以吸引潜在的雇员。到1943年，蓝十字健康保险计划提供43项服务。为我们当前的雇主赞助的医疗保险制度，雇主和一般福利计划的而建立的税收基金会，成立于1913年，当时的美国国会通过了第十六次修订合法化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法案。这些没有在高薪福利征税的公司，开始从他们的企业所得税中扣除税中削减这些福利的成本。现在，雇主依旧在平衡由他们支付给员工的健康保险和由国税局提供的税务豁免之间的关系。
同时，联邦政府规定的商业（或私人）医疗保险的参数健康福利计划是按照综合预算协调法（COBRA）和其他联邦法律来实施的。员工健康计划，以及许多其他的好处，是于1974年制定的受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演变而来的，法案制定了最低标准，以最优势的私人自愿成立行业计划为个人提供这些计划的保障。员工健康福利计划一般包括如COBRA规定提供的权利，可以在失去工作后的有限时间内继续享受基层医疗，住院保险，心理健康的救助，新生儿和生育救助，以及癌症救助。在某些情况下，联邦法规规定公司该给其员工提供何种福利计划。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健康保险给老人，失业者和残疾人。政府的健康保险计划是社会保险的一种形式。社会保险是指以任何保险计划进行或由政府授权，提供经济援助给那些失业人士，老人，或残疾人。社会保险方案的例子包括社会保障，伤残保险，遗属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为65岁及以上的保险。 2005年，社会保险方案占联邦政府支出的37百分比。社会保险项目与福利项目有显着区别。例如，在社会保险方案的参与通常是强制性的还是以大量的财政补贴所致。社会保险不是故意的收入再分配的形式。
二、美国医疗保险体系存在的问题
根据卫生经济学家的看法，现代医疗保险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保险和政府保险都在努力向广大民众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服务，就业型保险的特点是高的行政成本，成本分担不公平，不能覆盖大部分人口，容易引起劳资纷争，雇主不能采取有效行动让医疗保险更符合成本效益。政府的健康保险，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正经历不断上升的参保率和成本支出。
就业为基础的保险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覆盖比率最高峰。在过去二十年导致就业型保险覆盖率下降的因素包括大型跨国公司的增长，工会的作用，从社区额定保费到以精算风险基础额定保费的转换以及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影响（Enthoven＆富克斯，2006）。政府的健康保险方案也遇到问题。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调整报销策略来控制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成本的不断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由追溯基于成本的补偿方法改为了前瞻性支付制度。这种变化是设计给医院，更多的激励他们控制费用。这种设计使得对医院的偿还与其实际发生的费用率无关。这种变化导致了许多医生和医院拒绝治疗参加医疗保险和救助的病人。为减少医疗就助和医疗费用的备选方案包括减少医疗服务，雇主强制参保，服务费用，再就业的资格标准以及降低对医生和医院的补偿（卡尔斯特罗姆，1994）。
医疗保险问题主要包括不断增长的成本、多部门的人口覆盖率不足、利益集团，政治家和选民对医疗保险改革的呼吁等。为应对这些问题，医疗改革的重点是以下问题：医疗保险金融改革、免入息审查保险改革、组织和服务提供，质量控制，成本效益取舍改革。提倡对医疗保险改革是渐进还是全面的争论。增量改革战略主要包括雇主的义务，补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健康储蓄账户，管理的竞争，质量奖励等，综合改革措施包括个人的义务，个人支付计划，学券制等。（福克斯和伊曼纽尔，2005）。
三、结论
在最后的分析中，美国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包括雇主赞助的团体健康保险，个人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许多计划。尽管这些计划有着高覆盖面和广范围，但是仍然不符合所有美国人的健康需求。2005年，近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目前，雇主，特别是在小企业领域，通过让员工付出更多，或医疗覆盖率下降的方式来降低福利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没有医疗保险则越来越多地转向政府健康保险计划，例如医疗补助，医疗保健。2004年，27.2％的美国人参加了政府医疗保险计划。工人，尤其是低工资的工人，为了自身的健康需求参加了政府健康保险方案。而美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似乎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是改革的种类和数量仍需做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冯国忠,朱亭郦.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现状、改革及给我们的启示[J].上海医药,2006,27(7):304-305.
中医对亚健康状态的认识有一套完整的 理论 体系，亚健康状态是许多种证候的综合表现。亚健康在西医学虽然缺乏诊断标准及有效调治，但中医辨证却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整体调节和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中药调理和生活方式干预、体质筛检、情志疗法、针灸、推拿及食疗等中医手段对亚健康状态的干预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亚健康／中医药疗法；食疗；针灸推拿疗法
按照2006年10月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的规定，亚健康状态指人体处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一种状态。亚健康的干预包括亚健康状态的预防与康复 治疗 两层含义，中医从病因病机到辨证施治，对亚健康状态的认识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药干预亚健康状态，总的原则是整体调节和辨证论治，在此原则指导下，采用中药调理和非药物手段等中医 方法 对亚健康状态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整体观对亚健康干预的指导作用
中医学重视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情志活动对人体脏腑的 影响 ，强调人与 自然 环境、 社会 环境的统一性。中医药擅长调节人体机能状态以维护内外环境及身心的平衡，从而达到有效干预亚健康的目的。以往中医证的许多 研究 都证实，中医药改善机体的功能状态，可以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而起作用。
2 辨证论治对亚健康干预的指导作用
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中医治病，既着眼于“病”的异同，更着眼于“证”的区别。“证”是一种状态，有轻度心身失调的亚健康状态、疾病前的潜临床亚健康状态，又有疾病恢复期的后临床亚健康状态［1］。亚健康状态可以是许多种证候的表现，其在西医学虽然缺乏诊断标准及有效调治，但中医辨证却取得了很大进展。《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将亚健康的中医常见证型概括为肝气郁结、肝郁脾虚、心脾两虚、肝肾阴虚、肺脾气虚、脾虚湿阻、肝郁化火及痰热内扰8种。
3 中药调理法
关于中药调理亚健康的临床报导很多，且疗效都很明显。如叶子［2］用补益汤治疗亚健康人群386例，所有病例均有亚健康状态的典型表现，治疗过程中未发现毒副反应，治疗后理化检查均有明显改善。温茂兴［3］用补中益气丸合六味地黄丸治疗具有亚健康疲劳典型表现的66名患者。服药平均40d后疲乏无力、精神不振、虚烦失眠、胃纳不佳等典型症状明显改善。
4 非药物干预措施
4.1 病理性体质的筛检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病理性体质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同体质的人对病邪的反映性亦不一样，王琦［4］主持的“中医痰湿(肥胖)体质的基础研究”课题研究结果表明：肥胖人痰湿体质患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中风的机会远大于非痰湿型体质。因此，积极改善特殊体质，阻止致病因子对人体的侵袭，就成为亚健康病因预防措施的核心。通过筛检，可以从人群中找出病理性体质之人进行病因预防。
4.2 情志疗法 中医的情志疗法在医史上不乏记载。中医认为情志不调能导致气机紊乱，而“百病皆生于气”，所以情志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黄帝内经》有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句话不但说明了保持良好心态对健康的重要性，还明确指出了心理调整的关键是做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中医治疗亚健康的心理疗法主要包括移情疗法、易性疗法、以情胜情疗法和情境疗法等［5］。
4.3 针灸疗法 关于针灸调理亚健康行之有效的报导也较多。如安丽萍等［6］采用毫针、七星针及耳穴压丸的组合针法 应用 于躯体性亚健康状态的人群200例，并与自我保健按摩组102例和服用保健品组80例进行同期对比观察。其患者表现为不明原因或排除疾病原因的体力疲劳、虚弱、下降和月经周期紊乱、头晕、耳鸣、失眠等症状，其毫针针刺主穴为腹三针(中脘、天枢、气海)、体三针(内关、足三里、三阴交)、头三针(本神、百会、安眠穴)，梅花针取华佗夹脊自第1胸椎至第2腰椎两侧叩刺，耳穴取神门、交感、肾上腺、皮质下双侧穴位，以王不留行籽贴附按压。结果在规定疗程中，200例症状完全消失，总有效率达100%。赵?珏等［7］针刺 治疗 亚健康42例，患者各表现为肝脾不调、脾胃气虚、心脾两虚、肝肾阴虚或脾肾阳虚5种证型之一，设立针刺组，耳压组，针刺配合耳压组。针刺组主穴：百会、四神聪、足三里(双)、三阴交(双)。耳压组主穴：神门、交感、皮质下、内分泌；配穴：肝、脾、胃、心、肾等穴加减。结果表明：针刺及耳压能调节亚健康人体的阴阳失衡状态。周震等［8］应用贺氏“强通法”于膏肓、四花穴(膈俞、胆俞)治疗亚健康状态6例，以达祛瘀生新，补虚泻实的作用，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
4.4 推拿疗法 推拿是疗效确切的亚健康中医干预 方法 ，其在躯体性亚健康状态的康复治疗中效果尤为明显。推拿可以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调整经络系统和扶正祛邪、防病保健，从而消除亚健康患者的种种不适症状［9］。如黄铁银等［10］运用一指禅推法、揉、抹、按、捏、擦、滚、拿、搓等9种手法，分别在卧位、俯卧位、正坐位对以容易疲乏、食少、纳呆和睡眠欠佳为主要表现的亚健康患者60例进行全身推拿调理，收到良好疗效。谢慧君等［11］则提出了应该采用辨证论治的推拿方法和自我保健按摩来调治亚健康状态。
4.5 其他 树立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保持健康、预防亚健康的根本方法。中医自古就强调食疗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千金要方》提出：“凡欲治病，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尔”。李爽姿等［12］认为中医“寓治于食”的食疗养生营养方法对保健强身、促进亚健康态向健康态转化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此外，临床报导的亚健康中医干预措施还有五音疗法、刮痧、走罐及导引等。综上所述，中医对亚健康状态的干预措施形式多样、疗效显著，且随着实践的深入，其疗效标准将更加客观化、其辨证体系将更加完整规范。可以预知，中医在亚健康状态的 研究 领域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 参考 文献 】
［1］王艳君，胡朝阳.从亚健康看中医诊疗 现代 化 发展 趋向［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2，21(4)：1-4.
［2］叶 子.补益汤治疗亚健康人群386例［j］.新中医，2004，36(7)：62.
［3］温茂兴.益气丸合六味地黄丸治疗亚健康疲劳［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06，13(1)：31-32.
［4］王 琦.调治亚健康状态是中医学在21世纪对人类的新贡献［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4(2):1-4.
［5］张孝娟，严 灿，高 敏.中医药与心理应激亚健康状态的调节［j］.中医杂志，2002，43(9)：647-648.
［6］安丽萍，陈雅民，李 燕，等.组合针刺法对躯体性亚健康状态干预作用的对比观察［j］.四川中医，2006，24(12)：104-105.
［7］赵?珏，杨 红，齐志勤.针刺治疗亚健康［j］.针灸临床杂志，2003，19(7)：16-17.
［8］周 震，李 岩，贺普仁.“膏肓俞、四花穴”应用贺氏“强通法”治疗亚健康状态［j］.针灸临床杂志，2005，21(11)：40-41.
［9］林晓天，李元林.推拿治疗亚健康状态探析［j］.辽宁中医杂志，2001，28(11)：687-688.
［10］黄铁银，梁 铁，李振华.三位九法治疗亚健康状态120例 分析 ［j］.中医药学刊，2004，22(7)：1318-1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