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06 18:29:22
本文在厘定资本和成本概念的基础之上，将资本成本定义为特定企业筹集和使用资本应承担的机会成本。继而论述了资本成本的构成及其四个层次，以及它在现代企业财务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在探讨计量资本成本的“现代公式”、“MM方法”之后，作者认为“财务教科书方法”还是最有效的计量方法。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分拆为“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等成本概念，开拓了现代企业财务理论的创新空间，增强了现代企业财务理论的解释力。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提供参考。 论企业资本成本理论 一、对资本与成本范畴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义资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义好“资本”与“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基于经济学中“资本”与“资产”不分，我认为，会计学中“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就是资本的定义。一个佐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资本的定义。他认为：资产是可用的经济资源；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着“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资产须经交易而转手（资产转让），才能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变为资本；所以，资本是构成独立的未来收入流的资产，即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1）。 会计学中的“资本”一般是指“资产（资金）的来源”，按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来解释，“资本”即指“负债+所有者权益”。我认为，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中的“资本”应作会计学上的解释。 张五常（2000）认为，“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可见，经济学家是把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的。汪丁丁（1996）进一步认为，机会成本的两个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选择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们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作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选择，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独立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客观价值”基础上的成本。据此，在经济学家看来，沉没成本、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财务理论中，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应是可取的。还要注意的是，选择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成本也是未来成本，而且必须弄清楚谁将承担成本。公司财务中的筹资、投资等财务决策正是面向未来的，作为财务决策标准的“资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来，所以用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来理解“资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资本成本的定义与计量 （一）资本成本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在公司财务中，资本成本的一般定义为：公司筹集和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个“代价”应以“机会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担资本成本的主体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资本成本是特定企业筹集和使用资本应承担的机会成本。 根据上述定义，资本成本由两部分构成：（1）筹资费用，指在筹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属于市场交易成本；（2）用资费用，指在使用资本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后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②以发红或股利（股息）（投资报酬率）形式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进一步，资本成本的静态（不考虑
资本主义论文2000字(一)：反思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摘要：我国在1953到1956年间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取得辉煌成果。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整个改造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但实际上，因为理论不成熟和实践中的偏差，在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思考。
关键词：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济体制
一、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步调过快，急于求成
马克思曾强调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长期性。马克思认为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目标是生产资料归无产阶级所有，想让人们接受这一变革，是一项长期性的事业。他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现实中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3]。加之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具体需要多久没有表态。在1949年7月4日，毛泽东于中央团校毕业典礼上提到，需要二十年后，我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再考虑到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目标还不明确，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并没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前途的论述，为此，刘少奇解释道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毛泽东也曾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不得，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制定的是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指定逐步过渡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在后期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带来后续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改造问题。由于农业方面速度快，效益好的现象使得毛泽东认为可以加快步伐。1955年夏，以批判“小脚女人”邓子恢为标志，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1955年11月16日-24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决议案（草案）》，要求1956-1957年，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企业要达到90%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争取过渡到国有化。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956年1月8日-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35个私营工业行业，42个私营商业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私营工商业户，在一个月之内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宣告成功，比预计早了将近12年，非常快速。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提到：“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显然过于迅猛，这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2]这种工作过粗，要求过急的作风被保留下来，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埋下了隐患。
（2）对资本主义家处理不当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技术人才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来临之际，中央就提出了要把企业主和工作人员包下来，“量才使用，适当照顾”，但事实上，实际工作中是存在问题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为资本家剥削压榨的丑恶嘴脸被放大，是人们内心忌惮厌恶。有的人甚至提到“资本家”三个字就咬牙切齿，这种思想影响了之后公私方合营的关系，为私方过分改造埋下了隐患。在1956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很小一部分公方能与私方融洽接谈，也有一小部分关系十分恶劣。大部分是各行其道，公方私方之间划清关系。公方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接谈，还有的公方人员以和私方人员交流为耻，生怕收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自然也听不进去。更严重的打着改造的幌子，给私方人员超负荷工作却没有补贴。公私合营后，私方工资明显调低，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当时对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看法过于激进。方恭温提及，三反五反运动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了主要矛盾。因为，要确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不能单单看这个时期的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应根据资本主義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否阻碍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阻碍了新中国刚刚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否威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4]因此，对资本家的不正确态度和利用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未来展望。
（3）过分强调高度集中，经济体制单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在我国还尚未完全建立，多种经济形态在市场中各显神通。尽管当时存在着剥削、竞争甚至两极分化，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城乡之间的交流，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1951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这年内获得的利润比国民党统治期间的任何一年都要高。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我国因营经济的发展，国营企业在市场论争中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并积累了关于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验，为日后进行公私合营员定了基础。
在1953年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公私双方所占比重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半社会主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由2.2%上升到60.7%，而个体经济由77.7%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0，这表明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占到国民经济的92.9%。[1]单一体制使得企业的生产产品和销售手段由国家说了算，看似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实际上企业循规蹈矩，扼杀了创新的积极性。企业只看国家的指标，完成指标不管质量。
还存在改造面过宽的情况，改造过多的情况，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都纳入合营范围，混淆了劳动者和剥削者的界限。门市部变少，人们购买东西都需要上国家指定的地方，对于偏远地方的人民增加了生活成本。
高度集中利于管理但是过分集中扼杀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对企业发展缺少推动力。
二、对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启示
（一）先试后推，稳步执行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先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进行了试点然后才向全国进行推行的。黨的政策决策是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前途和未来，是马虎不得的。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搞“一言堂”和“脑门一拍，计上桌来”的行为。在可以试点推行的情况下，选择先拿出一部分地区做实验然后在推行是很有必要的。在政策实行时，切勿极端冒进，宁可慢点，求稳为主。如今我们吸取了教训，很大一部分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都先进行试点，就比如和学子们息息相关的高考改革，选择先在部分省份试点，观察其是否合理再决定推行。
同时要有合理的容错机制，不搞“一棍子打死”和无限放大错误。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不断总结提炼，一步一脚印扎实前进。
（二）公私并重，协调发展
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出，单行公有制不可避免的会带来问题。不仅使得产品没有创新，竞争力下降，还会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因此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其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因为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使我们走向歧途。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有极大帮助的，应当维续鼓励、支持和引导。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做了补充，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据地效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它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
（三）重视人才，善用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技术的载体便是人才。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初步总结了16条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经验教训，其中第15条就专门谈到了尊重科学技术问题。报告指出，对于科学技术人员，要在政治上给予团结和帮助，技术上给子职务和权利，认真学习他们的技能，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正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人才安排不恰当的反思。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企业家则是企业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不仅是企业运作的负责人，也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和企业创新的引领者，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泉源。为此，党中央多次强调尊重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尤其是来自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他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完善学重企业家的体制机时，营边学重企业家精神的奥论氛国。全力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结语：
以史为鉴、鉴知往来，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和原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并非否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的成就，但是有反思才会有进步。要清楚认识改造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才能更好的促进发展。
作者简介：刘馨蔚，1999年9月出生，女，山东省东营人，济南市长清区山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
资本主义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长期性的再认识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矛盾重重，但并无法预期其何时发展停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代替资本主义，“两个必然”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创造能让世界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增强价值吸引力和解释力，营造良好的外部价值环境，而这个过程则是具有长期性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长期性；再认识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真理性论斷。它建立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之上，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必然性
“当一种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终究是要被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所代替。”[1]资产阶级在其产生之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特定历史阶段能够展现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方面，同时，资本主义在发展、深化、巩固这种生产方式的进程中，又孕育着自己的对立面和“死亡因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释放的生产力，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反过来，逐渐被这种生产方式所束缚。因此，尽管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得到欣欣向荣的发展，其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只要认真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会发现它不是消除了，而是进一步强化了，自然地，一切演变都不能逆转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总趋势。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必然性。
尽管我们无法预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否已经完全释放了其发展生产力的能力，也无法预期依旧掌握着绝大多数具有创造性的智囊团体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否可以继续通过在科技和教育上的优势，使其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不停滞地增强，但是，我们要立足于历史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之上，正确认识“两个必然”的科学性，不被“暂时的”资本主义的势头所迷惑，进一步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二、从“社会主义”的内涵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我们对于迎接“两个必然”到来的时间跨度有充分的理性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计划化”，推行福利主义，调整企业劳资关系，实行改良主义等，使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为了容纳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外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在对内关系上，作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经常化和强化了；在对外关系上，通过“援助”“赠与”“贷款”等形式实行国家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实现其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的重要手段。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垂死性特征，即资本主义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固有矛盾和危机，比如，经济危机时有发生；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没有缓解；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中的“社会主义”内涵，即要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处于哪个阶段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他们明确指出，消灭异化的两个实际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2]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已经高度发达，生产力社会化水平非常高的情况下的新社会，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里需要对“社会主义”概念做一番历史的考察。
首先，“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起初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社会主义”并不具有独立社会形态的性质，不是把它作为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低级阶段来使用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完全成熟且具有典范形式的”新型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扬弃的结果，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初始阶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确切的涵义是指：“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其次，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出了区分。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3]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且高于、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更先进的新社会的初始发展阶段。可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称的“社会主义”，是包含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处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三，众所周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率先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最先在落后的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发生了。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设想的逻辑发展样式，其自身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样的“社会主义”甚至是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则是在比落后的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属于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新社会所应有的标准的社会主义，就其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而言，它还不如与它同时代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两个必然”原理中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上面提到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主要就体现在了，我们正处于一个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同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于、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积极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对外交流的话语方式，使我們的发展道路以及秉持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得到全世界的理解，为我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价值环境。同样，这项工作也是具有长期性的。
三、从外部价值环境的创造把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国际问题。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使得所有发生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讯息能够以便捷、快速、多样的形式传播开来，对信息的分享程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这个时代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时代，如果要固步自封，脱离与世界的对话，无论表面的发展情景多么繁华，都最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抛弃。特别是对我国来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得益于打开国门，充分利用世界发展资源，这种资源既包括诸如各种能源的硬资源，也包括技术、人才等软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历史发展原则，就是在讲，通过人类在空间上的沟通与分享，来争取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其他地区的文明成果就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缩短发展所消耗的时间。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最基本的经验。
回顾以往，在对外交流中，我们主要将经济利益作为维系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的话语权问题就逐渐浮出水面。而这种话语权并不仅仅可以由经济上的地位“直接”推出，当然经济上的强大是必要条件，更需要一种能为人类所普遍承认的价值观和人类所普遍理解的话语体系。用经济的手段可以让他人知道我们的“好”，而只有拥有一套让他人信得过的和理解得了的价值行为准则才能体现我们的“善”。经济状况的风起云涌，即时性很强，充满变数，而用恰当的话语方式建立起道德上经得起推敲的价值模式则是长久的，容易说服人心的。
现阶段，我们已经遇到在国际交往中自说自话的情况。一方面，我们一再强调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以此吸引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好中国，但是否可以很有底气地说能够向国外企业或团体提供他们欣赏的“价值环境”，而这种“价值环境”是如今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比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协商。即使强调自身价值模式的相对性，是否我们的话语足以说服国际友人，以证明我们的价值与自由平等、民主协商是可以共处的。另一方面，与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各国的交往中，我们仅仅关注的是彼此之间经济上的依赖，不关心非洲各国对政治价值的敏感，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亟需创建一套能够在国际上表达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让这套话语方式融入到世界体系当中，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的价值环境。因为我们只有先学会在价值体系上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沟通，才能依靠良好的价值环境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至加快“两个必然”的实现。但是，这个过程仍然是长期的。
当前，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种种问题，坚定“两个必然”的信心，还要看到并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就能立刻代替资本主义，我们离代替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同时，我们要立足现实，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两个必然”，必须先要发展好自己，发展好自己必须依靠吸纳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这首先要求能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更好地在价值上进行沟通，而沟通所需要的是一种话语体系，这种方式使自己立于世界的价值环境当中，而这个创建自己话语方式，融入世界价值环境的过程本身就是具有长期性的。
一、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基础资本成本会计是以现代金融市场和企业制度为依托，以企业资本成本为对象，将企业成本概念及计量引入产权领域，全面确认、计量和报告企业资本成本信息的一个新的会计领域。会计主体和成本是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
1会计主体是现代会计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会计主体概念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在19世纪，所有权观念主宰着财务会计。当时，大部分企业组织都是独资或合伙形式，由其所有者直接管理，公开持股的公司十分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单独确认和计量股权资本成本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更重要的是要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从所有者角度来看，债权人才是唯一真正的“外来者”，在满足了这些“外来者”的权益之后，剩下的就是业主的利润。因此，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和企业组织形式以独资或合伙形式为主体时，重要的是如何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而不是股权资本成本。以后，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后来居上。这时财务会计的基本观念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原来的所有权观念转变为主体观念，公司被认为是一个与其所有者独立的个体，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与发达的金融市场相联系的公司通过两个渠道来筹集其所需的资本，即从债权人那里筹集债务资本和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股权资本。这时，从公司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角度来看，是主体而不是其所有者拥有资产，是主体而不是其所有者结欠债务，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相对于公司这个独立的“人格化”主体而言都是外来者。根据主体观念，所有原始资本都是由公司主体“外来者”提供的，无论从哪个渠道取得的资本，对于独立的“人格化”主体而言都是有代价的。根据主体观念，无论是债务资本成本还是股权资本成本都应作为成本处理，因为从公司作为独立主体而言，它们都是公司使用资本的代价。然而遗憾的是现代财务会计一方面倾向于接受主体观念，而另一方面却在会计实务中的某些领域继续采用所有权观念，股权资本成本的处理就是其中一例。
2成本是指在成本客体上耗费的全部资源的数额。
众所周知，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仅仅确认债务资本成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利息费用，而没有确认股权资本成本。安东尼教授认为利息费用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应包括股权资本成本。股权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以及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间接费用等成本项目在性质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债权人不会为需要资本的公司提供资本，除非这样做他们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在会计上称为“利息”，就是公司使用债务资本的成本；而股东也不会为需要资本的公司提供资本，除非这样做他们也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公司使用股权资本的成本。根据主体观念，应用股权资本的成本与应用债务资本的成本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从形式上看股权资本成本属于隐含成本，而债务资本成本属于显现成本。
二、建立资本成本会计对现行有关方面的影响
（一）对会计的影响。
第一，对会计理论的影响。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冲淡了传统资本要素的地位冲破了现行会计理论与方法以资本为中心的局限，突出地强调公司主体权益，拓展了会计学的研究视野，沟通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计学就是产权经济学。
第二，对会计核算的影响。根据主体观念，资本成本会计的确认与计量，把会计恒等式变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主体权益。使债权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权益在会计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改变了传统的会计观念。股东权益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及股权股利，应明确的是资本公积中只包含资本的溢价、资本外汇折算差额。因为接受捐赠的资产，从捐赠者来看，是为公司或经营者而捐赠，非投资者；资产重估增值，是经营者对资产投资、保管和使用得当而带来的，非投资者带来的，所以这两项应作为主体权益，单独设置一个“主体公积”科目来反映；股权股利是留存于公司尚未分配的股权资本成本。另外从保护股东权益出发，还应设置“经营风险准备”科目，计提了经营风险准备，就不再计提法定与任意盈余公积，但仍应计提公益金，这时的公益金不再是职工集体福利基金，而是员工离退职及遣散安置等费用的准备金。这样主体权益包括：经营风险准备、主体公积、公益金和未分配利润。
股权资本成本会计的建立将使公司成本发生三大变化：
首先，利息费用将广义化为企业的资本成本，既包括债务资本成本也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利息费用不再是一项期间费用，而应将其视为一项成本核算处理；
其次，企业存货成本和销货成本中将包含占用的或生产产品所耗用的资本成本；
最后，自建固定资产的成本中将包含在建期间所占用的全部资本成本。
第三，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不管公司的盈亏，投资者都可以取得股权资本成本，所以公司的经营风险从投资者转向经营者，从而大大地降低了经营者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有利于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传统会计把股权资本成本当作净收益的组成部分，从而高估了净收益，使净收益的信息失去了真实性，可能导致公司管理阶层和股东等信息使用者决策失误。资本成本会计确认和计量股权资本成本，相应地减少了净收益，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理论的构想，这时的净收益才是真实的利润，这个真实的利润将显示出公司扣除其使用的资本成本之后还赚了多少，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众所周知，会计信息系统应该反映主体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资本成本会计确认和计量股权资本成本，将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能够揭示有关市场风险的信息，而这方面的信息是目前净收益计量所无法揭示的；
其次，它消除了企业资本结构差异的效应，减少了传统的销售收益比率和净资产收益比率所产生的信息误导，提供有用的信息；最后，将使公司报告的净收益数额不会因为资本来源差异而受到歪曲，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当然将股权资本成本确认为成本，还将使公司自建的各项固定资产与外购或租赁的各项固定资产计价具有可比性，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功能。
（二）对公司的影响。通过资本成本会计的处理，公司的经营风险从投资者转向经营者，由于经营者要承担更多风险，必须赋予其更大的权力，所以经营者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重大决策权发生了位移。而董事会的权利应相应弱化，但其监管地位应得到加强，所以应该修改公司法：第一，将现有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合并设立一个监事机构，该机构处于重大经营决策的备案和监督地位，经营者应定期向监事机构报送财务报表，但其仍保留解聘或聘任经营者的权利。该机构人员由股东和债权人构成，对股东大会和债权人负责。若该监事机构未履行或不尽力履行其职责，而给股东及债权人带来损失，要承担经济及法律责任。
第二，当公司实现利润时，应按规定比例计提风险准备金，当风险准备金达到股东权益的50%时，可不再计提；当公司发生亏损时，可用风险准备金弥补亏损，补亏后的风险准备金不得低于股东权益的25%；当累计亏损额达到风险准备金时，应准予其破产。
第三，经营者加入本公司，可根据股东的要求或双方协商确定，由经营者先期注入一定的风险准备金。当监事机构发现经营者从事高风险业务时，可要求其退出该项业务，或要求其提高计提的风险准备金率。
第四，当公司破产时，以破产的财产先偿还债务，有剩余的可在股东之间偿还，如还有剩余的才可在经营者之间分配。
第五，股利发放的最终决定权属监事机构，但应充分与经营者协商，取得一致。另外以股东、债权人为代表的委托人与经营者之间是通过双向选择，不断“博弈”达到均衡，以此来确定股东的投资报酬（即股权资本成本率）和计提的风险准备金率。
（三）对股市的影响。
股权资本成本的确认与计量，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使风险报酬率降低，投资者的报酬较为稳固，使股市真正成为投资者投资及转让股票的场所，而非投机的主要场所，投机应在金融期货、期权市场上，从而大大地减少了投机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股市健康平稳发展，同时也避免或降低股市的泡沫，也就避免或降低了经济中泡沫成分，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三、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这两个会计分支学科，从某个侧面展示了当代会计学科的发展趋势。因为当代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总是表现为分化与融合的辩证统一，会计学科也不例外。管理会计确认和计量一切成本包括显现成本和隐含成本。而现行的财务会计却仅仅确认和计量显现成本，对隐含成本却视而不见。两者之间缺乏统一性，既对会计学科的理论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也为它们的实际应用带来诸多不便之处。例如：在投资项目立项时，按管理会计要求对此项目进行评价，当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却由财务会计来评价和考核，由于两者的评价标准不一致，使得人们无法据以了解投资项目立项时，所要求达到的投资报酬率在以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实现。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解决了这个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统一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成本”口径，而且协调了投资项目的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这两个会计分支学科。
（二）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使企业的净利润更具有经济意义。
首先，实现了对会计利润的经济学改造，使会计利润向经济利润靠拢，也拓展了会计学的视野，将会计学成本概念及其计量引入产权领域。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下，净收益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和真实的净收益两部分。把股权资本成本当作企业净收益的一部分，虚增了企业的净收益，从而高估了企业的经营成果。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还其本来面目，使企业的净收益真实地揭示了企业的经营成果。这样，会计学的净收益实际上就是目前经济学界流行的经济增加值。经济增加值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和广泛使用的企业业绩考核指标，它是企业息税前利润与企业全部资本成本之间的差额。从而消除了会计学与经济学对企业利润在认识上的差异。
其次，传统财务会计不确认股权资本成本，计算出的净利润包含股权资本成本，因此，净利润指标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也就缺乏其应有的经济意义。引入股权资本成本会计后，在损益表上的净利润，就是扣除股权资本成本后的净利润，将更具有经济意义。
另外，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冲淡了传统资本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企业主体利益，更加全面地体现了会计主体观念。在资本成本会计下计算出来的净收益指标，有助于会计的焦点转向企业主体而不是基于股东进行信息披露。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本会计则突出人力资本要素的地位，它们的结合，有助于我们构建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相结合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通过会计学科确认与计量资本成本，提供资本成本信息，将企业与外部经济环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将收益与风险联系起来，反映企业实际已承担的风险与报酬，实质上体现了未来会计的发展方向。从而将企业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会计信息上得到反映。在有效金融市场上，资本成本代表着金融市场的一般预期收益水平，标示着企业的市场地位，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资源的优化与配置。另外在已实现的股权资本成本中用于再投资的可免税，用于发放股利的应补交所得税，有利于鼓励投资者再投资此外，通过在会计学科中确认与计量资本成本，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有利于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并提高管理效能，使公司的价值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得到合理的反映。有利于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降低成本，从而约束人（经营者）短期行为、保守行为、“消费”行为和偷懒行为的发生还有利于促进职业经理（即经营者）人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总之，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使经营者得到更大的权力，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资本成本会计是以理想的奖励或激励报酬为基础，它使因（管理行为或决策）与果（主体权益的创造）紧密地连在一起另一方面使经营者从被利润束缚中解放出来，敢于投资于长期才能见效的项目，而不必顾及短期效益。明确经营者的受托责任，也有利于更好地在会计上反映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资本成本会计融合了经营者和股东双方的观点。
[参考文献]
关于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会计理论界曾出现过许多的观点，尤其以安东尼教授提出的理论构想最具代表性，因此，我在此就在安东尼教授的观点引导下做一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分析：
1．关于会计要素问题。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它把会计对象用会计特有的语言加以表述。另外，它还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项目，会计恒等是描述了各个要素的数量关系，按照安东米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恒等式应修改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主体权益”。与此变化相适应，安东尼教授对会计要素及其相关问题也进行了讨论。①单独设置“业益”要素。会计要素及其设置数量的多少，主要应该取决于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虽然会计要素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综合信息，根据安东你教授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构想应该单独设置“业益”要素取代原来的“净收益”或“全面收益”要素。它在数量等与资产总额与负债和股东权益之和之间的差额。其主要来源是主体的经营活动。②对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要素的重新定义。安东你教授认为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无法提供解释会计主体实际发生情况的信息，同时，它对“资产“要素的定义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因此，安东尼教授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概念作了重新定义，具体表述如下：①资产是主体的资本存在形态。资产包括货币性项目、未耗用成本和各项投资。其数额未凝固在各种资本存在形态上的数额。②股东权益反映由股东提供的资本数额。它包括股东直接投入的资产以及这些资本的应计利息。
2．关于会计目标问题。会计目标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表现位于其应达到的目的。它的基本目标时提供有助于人们进行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计其他有关信息，这是一切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所共有的，并不以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资本成本会计业不例外。但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仅仅确认显现成本，即债务资本成本，而没有确认隐含成本，即权益资本成本。安东尼教授认为资本成本中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中应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成本，既包括显现成本，又包括隐含成本。
3．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问题。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在西方财务会计文献中早已存在。例如：美国会计学会认为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符合相关性、可验证性、公正不偏性和可定量性四项准则。资本成本会计信息在质量特征方面也符合这四项准则。①就相关性而言，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中的隐含成本，对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游泳性，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的回答是肯定的。②就可验证性而言，对于资本成本会计的权益资本成本计量来说，它是指根据相同的数据和方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专业人员进行权益资本成本的结算，应该得到基本相同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得到相同的数据并不难以实现，因为在高度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模型中所取得有关变量树脂相同，计算结果也会基本相同。③就公正不偏性而言，它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和传递过程中不渗入个人偏见，以免损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既然权益资本成本计量具有可验证性，那么，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可以通过权益资本成本计量结果来进行验证，从而敦促会计信息系统遵循公正不偏性准则。④就可定量性而言，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
4．关于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原则问题。会计假设侍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是最基础的一个层次，使整个财务会计结构的基础，是会计理论的最高层次，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具有普遍有用性。资本成本会计作为会计的分支，它只是强调在确认成本是，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在会计所处环境、核算对象等方面无很大区别，因此，财务会计上的四个基本假设：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仍然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
会计原则既是会计假设的延伸，以沟通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又是对会计实务中存在的某些共性的高度抽象。它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只是在稳健性原则的问题上，有些争议：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在确认权益资本成本时，借记“资本成本”账户，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据此，有人认为这是在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同时，也就确认了权益资本收益，在收益实现前便确认的做法，违背了财务会计的稳健原则。但若从资本成本会计的角度看，事实却不尽如此，①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夏，企业当期的净收益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真实利润两部分。若把本应属于成本的部分作为净收益，实际上是高估了当期的净收益。如果按照稳健性原则的定义，应该说，违背稳健性原则的不是资本成本会计而是现行财务会计。②随着经济环境的变革，经济流动的不断创新，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稳健性原则及其相依存的实现原则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创新，现行财务会计的理论如会计的确认基础、会计的计量属性等将受到冲击与挑战，因此，稳健性原则仍应作为资本成本会计的一项基本原则。
5．关于安东尼教授的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的简略
安东尼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①资本城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问题；②资本成本会计本身的问题，即如何将权益资本成本计列于产品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安东尼教授分别提出了设想，首先，第一个问题，他建议可以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确定权益资本成本率；其次，第二个问题，它在题为“权益资本成本”的论文中对资本成本的核算程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一部分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重点论述。
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的影响
第一、资本成本会计是连接财务会计与管理块的桥梁
在现行会计理论体系中，财务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外”，管理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内”，资本成本会计则起到了两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它“对内”可提供决策信息，以有效控制企业所有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益，“对外”可提供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不仅可让投资者更深入的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还可为国家、主管部门和银行等提供制定有关政策的依据。
第二、资本成本会计协调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对于费用或成本的解释从来就有其高度的理论概括，而“会计学则会因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其各项要素以不同的构成内容”。另外，经济学认为，企业所有资本的来源都是对一定资源的占用，应该是有偿的。资源的机会成本也应该是成本的一部分。资本成本会计是两权分离的产物，权益资本成本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机会成本，在经济学的收益计算中，它是被扣除的部分。然而在会计学中，权益资本成本却与债务资本成本一样，都是能较为直接的取得的社会资本形式，对资本所有者与使用这而言，其经济意义是相同的。而且，在会计上，在我国的现行的现金流量表里，把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同化分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把利息支出和股利支出同化分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这更加表明，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将权益资本成本作为成本项目，在收益中减除，是与经济学一致的。
关键词：女性劳动力就业人力资本投资
众所周知，入世对我国的生产力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劳动力的一半是女性，不可否认，当今女性在就业中面临的危机也正是其自身素质，尤其是受水平低的体现。能否扭转当今中国妇女就业的被动局面，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
一、当前中国妇女就业的现状
1、女性就业率低，部分女性再就业困难
从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可以得到这样数据：男性就业人口占其活动人口比例比女性就业人口占其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18个百分点，说明女性就业率偏低，这使过多的女性需要再就业。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压力，而且从2001年起，国家实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这就意味着，今后的各种富余人员以及劳动合同终止人员直接成为失业人员，再加上女性在就业中有时会受到年龄和性别的歧视，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女性再就业困难的现状。
2、女性低龄就业率高与低龄离职率过高并存
下面我们可以从通过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关于分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例来说明这一现象。
从表1中可发现，在各年龄段就业人口占其经济活动人口比例中，15—19岁组女性就业率高于男性，显然这是因为该年龄段女性就学率不高的反映，从而又反映出女性低龄就业问题。而从20岁以后女性就业率就显著低于男性，其中在40—49岁之间女性就业率只有80.8%。许多女性在刚步入中年的时候就离开工作岗位，其中许多属于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并非本人自愿，而是在企业“优化组合”中以“内退”形式劝退的。在全国妇联的调查中，下岗女工年龄最大的只有44岁。
3、女性就业质量不高，产业分布不均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可以做出下图：
由图中可以看出女性就业质量不高。在女性就业人口中,有90%左右分布在粗放经营和低技术构成的农、林、牧、副、渔业和低报酬、工时长、强度大、社会评价低的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高技术构成和集约化经营的领域只占5%左右,其中从事高科技的尖端人才中,女性比例更低;在管理岗位上,女性所占比例只有10%,占女性就业人口的0.5%以下。导致女性的这种就业状况的原因,除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的影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偏低。
二、女性劳动力素质存在的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我国加入WTO后的经济，要求高素质的女性劳动力。而女性尽管建国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却远远不能适应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女性文盲比例过高
虽然从建国初期至今的全国性扫盲活动和普及基础教育使上亿的女性摘掉文盲的帽子，女性总体教育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女性中文盲的比例仍然偏高。
从图中我们清楚看出：2001年我国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文盲比例占到14%，而同期男性却为5%。在所有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中，女性文盲占到73%，近3/4的比例。这些充分说明对我国女性的教育任重而道远。
2、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
对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我们可以通过从200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6岁及以上人口男女性受教育年限来说明。
由上表可见：女性受教育的年限普遍低于男性，53.8%的女性只接受到小学及以下教育，比男性高出近12个百分点。如此文化程度对女性就业率与就业质量有很大关系。文化素质低是女性劳动力就业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尤其对于要求掌握入世后的新技术、新来说，真是强其所难、力不从心。当然影响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对女性教育的期望偏低，为女性受教育而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少。
3、女童失学现象严重
就家庭而言，女性无论在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选择还是投资力度上都处于劣势。女童入学率比男童低，而辍学率比男童高。
如果女性的低文化素质得不到及时改变，那么女性就无法适应新时期中国的变革，女性就业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女性素质将成为影响女性竞争能力大小，以及成败的关键因素。无论从现实还是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提高女性的素质迫在眉睫。
三、女性劳动力素质低的原因分析
造成女性劳动力素质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具体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
微观上造成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女儿是要嫁出去的，给女儿投资不会有什么收益，并且女性历来是与家务劳动联系在一起的，让女性接受教育则家务劳动无人干，致使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高于男性。另外，在传统上，家庭对儿子比对女儿寄予更高的期望，所以家庭更乐意在儿子受教育上投资。
2、父母目光短浅，缺乏长远目标
另人忧虑的是，今年来，旧的文盲尚未消除，青少年文盲又有不断增大之势。一些乡镇和家庭由于经营上的短视，只顾追求眼前的利益，忽视子女的教育，导致大批学龄儿童辍学，去经商打工，其中又以女性居多。
3、经济因素
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西部贫穷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很低，这与当地经济问题有关，有些贫困地区女性的教育发展多依靠外力和项目支持，一旦项目结束、资金用完，一切就回到了原起点，难以维系。
四、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相关性
从劳动者个体的角度来讲，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含量越高，其劳动生产率越高，边际产品价值越大；反之，其劳动生产率越低，边际产品价值也就越小。相应地，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者容易得到较好的工作和待遇，这是其内在人力资本价值的表现。如果用人力资本来解释男女劳动力就业差异及其职业性别歧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1、人力资本投资造成人力资本存量的性别差异。由于和性别歧视行为的存在，女性受的机会少于男性。与男孩子相比，女孩子只能接受较少的教育和受到较差的健康护理是一种常见现象，特别是在传统的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它直接了女性的劳动能力和竞争力。不仅如此，由于雇主更多地愿意对男性劳动力进行在职技能培训和专业培训，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性别差异。
2、生理差异造成女性人力资本价值的贬值。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由于生理上的差异，妇女因生育、照料子女等原因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她们重返劳动力市场后，原有的人力资本会因“生锈”而减少甚至失去作用，造成男女劳动力生产率的差异及其职业选择、收入分配的差距，这也往往成为女性不容易就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3、工作经验和职业变换是人力资本增加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女性选择工作的范围窄，人力资本增加的途径受到限制，决定了她们大多数集中在技能含量较低或先前从事过的职业中，改变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可能性明显少于男性。
因此，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性别差异，使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少于男性，造成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这正是大多数女性不易就业或者只能在一些传统的、层次和收入低的岗位就业的主要原因。
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其人力资本，增大其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而且还可以延续劳动力就业，控制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其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在校时间越长，其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也越晚。婚龄和育龄时间的推迟对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来说意义重大，它将延长人口再生产的周期，进而抑制劳动力供给的速度和数量，减缓就业压力。除此之外，女性受教育水平高低对下一代的成长更为重要。一般来说，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子女受教育水平也就越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母亲可以为未来劳动力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而这同时又可以进一步减缓劳动力供给的速度。同样子女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晚婚晚育年龄也就越晚，这也将进一步降低人口再生产的速度，使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速度得到控制，从而进入一种良好运行的状态。
五、从人力资本方面出发提高我国女性劳动力就业质量与数量的对策
基于我国女性的不平衡性，女性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应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对策。
1提高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首先要根据女性在文盲半文盲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女性在各类学校中比重。消除在文化教育上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从上保障女性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其次，进一步提高女童入学率、升学率，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同时加强监督和指导，减少甚至杜绝女童辍学。最后，争取80%——90%的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达到小学毕业，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要达到半数以上。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教育部门以及有关方面的通力合作。
2、加强女性劳动力职业培训，建立终生教育体系
入世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改造要求不断提高女性劳动力的素质；行业的转移，职业流动的加快要求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进行及时的培训；农业方面未来几年释放出来的数千万劳动力必须经过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人。这一切都呼唤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和终生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终生教育是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和手段。把教育、尤其是终生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新世纪中接受挑战的重要战略。现在“终身职业”正在消亡,多次择业成为趋势,希望在青年一劳永逸地积累足够一生享有的知识或技能的传统观念已经行不通。因此,终生教育成为发掘人的潜能和增强就业竞争能力的“供养站”。中国女性要想在新的就业机遇面前走出低谷,接受再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迫在眉睫。首先,女性只有提高自身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才能胜任未来的职业岗位。其次,职业女性只有接受再教育,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培养创新能力,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才能提高自身的就业层次和社会地位。在生产服务行业的职业女性,只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进行文化知识更新,使自己从无特长变为有“一技之长”、从“一技之长”变为“多技之长”、从“单一型人才”变为“复合型人才”,才能胜任自身的职业岗位,并不断提高就业层次。在科教文卫、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职业女性,必须争取参加进修和深造,如各种自学、函授、在职培训及脱产,以提高文化素质,增强岗位竞争能力,提高就业质量,争取在女性从业最薄弱的管理及负责人岗位上所突破。对下岗女职工来说,可通过参加各种培训,学习、掌握新技术,培养自我创业能力。据有关部门统计,经过培训的失业、下岗人员,其就业率达60%-90%。北京市对8个行业系统的50多个下岗职工进行调查表明,下岗者未经培训,其就业成功率只有5%-15%。可见,如果下岗者急于就业,忽视参加培训和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就很难竞争新的职业岗位
3、发展高层次女性劳动力教育
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第三产业人才，我国现有的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还太小，占GDP的比重还不到3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已达70%——8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也达到45%。
首先，有关部门应鼓励和发展适应女性身心发展特点需要的专业与课程，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受到教育的女性专业人员享有与男性平等就业的权利。
其次，各中等和高等学校，凡适应女性的学科，应尽量招收女性，尽力改变文化层次越高，女性越少的现象，为女性劳动力进入先进领域就业做好基础工作。
4、家务劳动社会化
家务劳动占去女性劳动力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影响女性人力资本得到进一步投资的一大障碍，也是影响女性在就业市场就业质与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国的实践证明，解决这一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前，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化的家庭服务，使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企业创造价值，以提高其在就业上的竞争力。我国女性由于家务缠身，子女多，无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无疑可以扫除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障碍。社区建设包括托儿所、幼儿园、食堂、餐馆等的设立和洗染、缝纫、修理、保姆等服务的提供，会降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消除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后顾之忧，为妇女广泛、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创造条件。
总之，加强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社会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女性自身的争取和努力，而且更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有计划、分层次地提高女性素质的同时，为广大女性接受文化教育、进而正常就业建立起合理配套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机制，是提高中国女性劳动力素质的根本保障，也是我国在新时期下，使女性劳动力更好地迎接挑战的有利措施。
书目：
1、孟鑫《当前我国女性就业弱势的原因与对策》《前沿》2002年第6期
2、《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3、《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4、吕学静《中国入世条件下女性人力资本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人口与》2002年第1期
p;《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
2、《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关键词】资本结构；MM理论；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控制权理论
一、引言
资本结构指企业各种长期资金来源的构成和比例关系，通常长期资金来源包括长期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因此资本结构通常是指企业长期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构成比例关系。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资本结构理论。本文按时间和逻辑发展的脉络，对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MM定理，权衡理论、不对称信息理论和控制权理论等的发展做分析和介绍。
二、资本结构的重要理论
（一）MM理论的回顾
众所周知，MM( 1958) 开创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通过证明在什么条件下资本结构不影响公司价值，他们为随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从现代资产定价的角度来看，如果金融市场不存在套利机会，那么资产定价是线性的。由于公司价值等于股权价值与债务价值之和，而股权价值和债务价值分别等于股权现金流与债务现金流的价值，因此，公司价值等于公司资本现金流的价值。资本现金流只与公司的投资有关，与公司的杠杆比例无关。只要杠杆比例的变化不改变公司的资本现金流，那么，公司价值就与杠杆比例无关。在资本结构研究领域，MM 定理提供了标杆或者基准，它是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二）权衡理论理论
权衡理论是在MM定理基础上形成的，实际上是从对MM理论一系列假设前提的不断修正而得出一些新的结果。其中心思想是，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在负债的税收收益与破产成本现值之间实现平衡( Mayers,1984) 权衡理论认为，债务融资虽然可以获取免税的优惠，但随着负债的增加，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加大，破产成本将上升。因此，制约企业无限追求免税优惠或杠杆效应而不断提高负债率的因素是随企业债务上升而不断增大的企业风险，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权衡免税优惠收益和因陷入财务危机而导致的各种成本的结果。或者说，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应该是在负债价值最大化和债务上升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及成本之间的平衡。Mayers(1984)等人进一步将负债的成本从破产成本扩展至成本、财务困境成本和非负债税收利益损失等方面，并且将税收收益从原来单纯的负债税收收益扩展至非负债税收收益，得出了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就是要在各类税收收益与负债相关成本之间实现平衡的结论。然而，不幸的是，权衡理论一开始就陷入基本概念的错误，包括节税收益和破产成本的概念，再加上破产成本计量的困难，最终导致权衡理论至今没能修成正果。
（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资本结构理论
（1）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
Jesen和Meckling（1976）系统分析和解释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的成本，由于企业中关系的存在，必然产生股东与企业经营者、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解决这些冲突而产生的成本为成本，包括股权的成本和债权的成本。随着债务比例的增加，股东的成本将减少，债务的成本将增加，因此，最优的资本结构就是使总成本最小。我国学者晏艳阳，陈共荣(2001)指出虽然在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借贷市场的条件下，债务对减少成本所起作用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结构的优化对减少上市公司的成本，具体来说就是在减少股东利益向经理人员转移、控制经理的在职消费以及控制过度投资方面仍然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资本结构理论
根据不对称信息理论，对于企业内部经营活动和未来风险收益的相关信息，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而投资者只能通过管理者发出的信号来间接地了解企业的有关信息。以不对称信息为中心的资本结构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Ross(1977)Myers&Majluf(1984)信号传递理论主要是探讨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企业如何通过选择适宜的资本结构向市场传递有关企业质量的信号，以此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Myers和Majluf(1984)在Ross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非对称信息对资本结构的影响，Mayers和Majluf强调经理人在对企业的资产、盈利的可能性上有比投资人更多的信息优势，经理人会选择对其所拥有的信息最不敏感的证券进行融资。如果经理人就是股东，通过债权融资，企业仅需按市场利率支付债权人利息，不会稀释股东利益，但通过股权融资则会稀释当前股东的利益。所以，当企业需要融资时，经理人只会选择债权融资而不会选择股权融资。Myers和Majluf的贡献在于，强调了私人信息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实际上也就指出了MM定理的不足。
（3）基于啄序理论的资本结构理论
优序融资理论是Myers和Majluf(1984)和Myers(1984)建立起来的，是逆向选择理论在公司财务中的主要应用之一。Myers和Majluf(1984)的两个关键假设是，第一，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关于公司的价值存在信息不对称。第二，股票发行决策以发行前股东的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在外部投资者对企业资产的价值和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企业为筹集资金而对外发行的融资证券在市场上有可能被投资者高估或低估，导致投资过度或是投资不足的现象发生。为解决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就应该选择经理和投资者之间不对称信息较小的资金来源。优序融资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它没有预期许多重要因素对杠杆比例的影响，某些预期甚至与实证结果正好相反。王艳茹，赵玉洁（2005）虽然非对称信息论的引入，考虑了个人行为动机，使资本结构理论有了一次大飞跃，但也因其缺乏来自经验的实证支持及各种解释变量之间不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等，研究难有突破而陷入停滞，至今仍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来解决资本结构问题。
（四）基于公司控制权的资本结构理论
企业控制权理论认为资本交易不仅会引起剩余收益的分配问题，还会引起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问题。阿诺和博尔顿模型在交易成本和合约的不完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与财产控制权非常相关的企业融资理论。在其模型中有三种情况：（1）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普通股(有投票权的股票)，那么投资者掌握剩余控制权；（2）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优先股(无投票权的股票)，那么企业家拥有剩余控制权；（3）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债券，那么在企业家能按期偿还债务的前提下，他拥有剩余控制权，否则剩余控制权就由企业家转移到投资者手中，即企业破产。
三、现代资本结构的展望
20世纪70―80年代中期，金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新模型，被称为公司财务学术成果的黄金时代。有的学者甚至以为，资本结构的研究是否已经被穷尽了。然而资本结构是一个老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永远年轻的题目。唐国正，刘力（2006）从研究内容上来说,至少有不同层面的两大方向值得重视。第一个方向是研究MM定理的市场条件假设。自MM( 1958) 以来，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主要是在研究MM定理的现金流假设。如果说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那么对市场条件假设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然而，实务界对市场条件的重视说明市场条件可能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市场条件是有益的探索，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行为金融学不应该是，很可能也不是唯一的角度。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市场条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应该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制度安排。制度是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现有的资本结构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实践领域，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又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三重挑战，企业面临的竞争格局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前提下，企业资本结构决策过程显得更加复杂，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资本结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来解释。
参考文献：
[1]Ross,S,A”the determination of financial structure:the incentive signalling approach”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8(spring1977)117-161
[2]Modigliani,F・and Miller,M・H・(1958)・The Cost of Capital,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P267-297・
[3]唐国正,刘力.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回顾与展望[J].管理世界,2006(5).
[4]王艳茹,赵玉洁.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及评析[J].商业研究,2005(15).
论文关键词：上市公司；机械设备行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1．1国外研究综述。自1958年MM理论诞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资本结构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获得很大进展。Taub(1975)利用1960一一1969年期间89家公司的数据分析表明，企业的预期收益与利息差异、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规模、税率、具有偿债能力的时间长度和负债权益比共6个变量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Titman与Wessels(1958)认为可能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有：(1)获利能力；(2)规模；(3)资产担保价值；(4)成长性；(5)非债务税盾；(6)变异性。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以Harris与Raviv；与gRajan与Zingales最为突出。Harris与Raviv(1991)表明，负债比率与固定资产比率、非债务税盾，投资发展机会、公司规模成正相关关系，与公司的变异性(风险性)、广告消费支出、破产的可能性和产品特殊性成负相关关系。进入2l世纪后，学术界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显著增多，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化，广泛运用了数理统计方法，并建立了多种研究模型。总之，国外的研究开始时间较早，研究较为全面深入。
1．2国内研究综述。陆正飞教授(1996)从整体上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负债率与企业规模负相关。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表明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两个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而公司权益、成长性和行业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没有显著的作用。胡国柳和黄景贵(2006)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企业规模、变异性、公司年龄等因素与企业的负债率正相关；非债务税盾、盈利能力与负债率负相关，另外，行业效应可能也是影响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重要因素。一些学者对具体行业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而本文以下的实证也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其中包括，安宏芳和吕弊(2002)对沪市A股29家商业类公司的研究，张喜玉(2003)对沪市38家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赵林峰等人(2003)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钢铁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兰功成(2006)对房地产公司的研究，吴博(2006)对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研究等。
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概况。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一方面来源于负债融资渠道的匮乏，股权融资监管薄弱；另一方面是由于股权结构不合理，中小股东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可以看出，西方企业的融资方式符合“优序融资理论”，即先内源融资，其次是发行债券，最后是股权融资。而且其债券融资占外部融资总量的70—80％，而股权融资只占20-30％。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就明显倾向于股权融资。股票融资比例在绝大多数年份高于80％，这显然有悖于“优序融资理论”。
三、对于我国机械设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样本选择。本文选取了A股上市公司中机械、设备与仪表类公司2OO6——2007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为国泰安数据库。考虑到非正常企业的影响，实证数据中剔除了ST、PT与*ST的公司，同时提出了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选取了187家企业。
3．2变量与含义
3．2．1被解释变量。对资本结构的度量，本文为了全面反映资本结构的全貌，一共选择了3个指标：一是总负债／总资产，即总负债氧(YI)；二是流动负债／总资产，即流动负债率(Y2)；三是长期负债／总资产，即长期负债率(Y3)。
3．2．2解释变量与假设。参考有关资本结构实证研究的文献，我们所考虑的影响资本结构的公司特征因素包括了以下七个：
(1)股权结构。由于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够自有流通，并且在实际中国家控股的公司，其行为受到政府行政干预，其很可能会像国有企业那样具有较高的负债率。因此，特殊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对资本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国有股本占总股本的比重应与债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用X1来表示股权结构。XI=国家股股本／总股本
(2)成长性。成长性强的企业需要的资本量较多，当长期融资能力受限时，它往往通过短期债务进行融资。因此，企业的成长性应与债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用X2来表示企业成长性。X2=(当年资产总额—上年资产总额)／上年资产总额
(3)企业规模。企业规模应与债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本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X3，来表示企业规模。X3=ln(总资产)
(4)盈利能力。本文用x4来表示盈利能力。X4=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5)非债务税盾。折旧可以作为债务税收优势的替代形式，而且非债务避税不会产生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较多非债务税盾(折旧)的公司要比没有这些税盾的公司更少利用债务。本文用变量X5来表示非债务税盾。由于折旧数据难以直接获得，在本文中所用的是折旧的替代项，以年末资产总额减去资产净值替代。X5=(资产总额一资产净值)／总资产
(6)产生内部资源的能力。根据优序融资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是：内部资源、债务、发行新股。因此，企业债务水平应该与其产生内部资源的能力呈负相关关系。本文用X6表示企业产生内部资源的能力。X6=净现金流量总额／总资产
(7)投资额。当公司不得不融资投资项目时，会积极寻求和获得资金。同时，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进行融资，因为投资项日的实施为债务责任的完成增强了担保。因此，投资额应该与债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本文用变量X7来计量投资额。x7=(本年固定资产净值—上年固定资产净值+当年折旧替代项)／总资产
3．2．3资本结构解释模型。本文运用多元同归分析法对上述7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便提供这些变量如何影响我国上市公公资本结构的经验证据。基本回归方程如下：本文运用多元同归分析法对上述7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便提供这些变量如何影响我国上市公公资本结构的经验证据。基本回归方程如下：Yl=b0+blX1+b2X2+b3X3+b4X4+b5X5+b6X6+b7X7(1)Y2=b0+blXl+b2X2+b3X3+b4X4+b5X5+b6X6+b7X7(2)Y3=b0+blXl+b2X2+b3X3+b4X4+b5X5+b6X6+b7X7(3)其中：Y1为总负债率；Y2流动负债率；Y3为长期负债率；bO为常数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PSS17．O统计软件对上述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从表中相关回归结果可知：
(1)国家股比例与债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仅仅对于长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对于流动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为负，同队Yl、Y2的影响方向相反，因此解释能力不够强。对于其正相关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国有股的比例越高，当企业发生财务风险时，政府越倾向于政策扶持或者通过其他干预手段为其“输血”，从而使其破产的可能性会降低这样，银行会更愿意将贷款放给这种公司，从而使其负债水平升高。因此，若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更多地反映了国家股股东的意愿，则其债务水平较高。
(2)成长性与债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一影响因素同样存在着与xl的解释能力相同的问题，即对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不一致，影响其解释能力。其正相关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成长性企业处于扩张阶段，资金需求较大，所以企业在成长阶段会大规模向外举债，因此成长性企业具有较高的负债率。
(3)企业规模与债务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融资时，规模小的企业会比规模大的企业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这种情况下，小企业本身更愿意利用自有资金；第二，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对中小企业放贷时往往对其偿债能力要求较高，这也提高了中小企业借款的门槛。
(4)盈利能力与债务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优序融资理论，当企业获利能力较强时，企业就有可能保留较多的盈余，因而就可更少的发行债券。相反，如果其获利能力不足，则就不可能保留足够的盈余，只能依赖于债券融资。
(5)非债务税盾与债务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非债务税盾作为债务税收优势的替代形式降低了公司的实际税负，企业融资决策时理性地朝着最佳资本结构方向前进。
(6)产生内部资源能力与债务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同样说明了企业内部融资是企业的首选目标。
(7)投资额与债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
1．国家股比例、成长性、投资额与债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盈利能力、非债务税盾、产生内部资源能力与债务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但这些指标与长期负债率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由此可以给上市公司带来启发，如果想要提高或者降低债务水平，可以从这几个角度进行实施，产生影响。
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POB的选择标准包括[1]：积极性；基于理论和经验研究；可以被有效地测量；状态性和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
这些选择标准的提出使POB研究有别于那些具有积极导向的大众化文献或读物(例如Coney的《高效能人士的七种习惯》和Johnson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对积极心态的倡导；另外，POB是基于状态的，那些相对固定的特质性自我评价并不属于心理资本的范畴，例如，大五人格、良心、自尊、积极情绪、情绪智商等,尽管都有其理论研究背景，而且也可以有效测量，但是不易开发、改善与管理，因此不应该属于POB的内容。
“心理资本”的概念正是在POB及其选择标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指“个体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其特点是[2]：①拥有表现和付出必要努力、成功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的自信；②对当前和将来的成功做积极归因；③坚持目标，为了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够重新选择实现目标的路线；④当遇到问题和困境时，能够坚持、很快恢复和采取迂回途径来取得成功”。
虽然定义中心理资本只包含了四个维度，但事实上，心理资本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核心构念，它整合了不同符合POB标准的心理能力，并考虑了能力之间的协同作用。因此，投资、发展并管理整个心理资本对于工作绩效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单个积极心理能力的影响[3]。
2心理资本的构成
Luthans[2]认为，最符合上述POB选择标准的积极心理能力有四种：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坚韧性。
2.1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一种信念。它是目前POB诸概念中研究最多、理论发展最为成熟的一个。这一概念最主要的理论家和研究者Bandura强调指出[4]，自我效能感是积极性发挥作用最普遍、也是最为重要的心理机制，人们只有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并能阻止不理想结果的发生，才会有行动的动机。自我效能感也非常符合POB的其他三个标准，即能够被有效测量、开发和提高工作绩效。
研究发现在有些情况下，自我效能感对个体成功的预测力要大于个体实际拥有的能力，这是因为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个体就越有可能真正地投入到任务中和迎接挑战；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成功地完成任务；遇到困难或初尝失败时仍能够坚持下去。另外，实证研究还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够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如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使工作绩效提高了28%，而且对工作绩效的预测力也大于人格特质或工作满意度[5]。
自我效能感的开发方法和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给个体提供有关任务特征、任务复杂程度、任务环境等信息，并指导其如何更好地控制这些因素；提供培训以直接提高个体工作能力或指导个体如何恰当地运用能力去完成工作；帮助个体了解完成任务所需的行为的、分析的和心理的策略，如运用咨询和指导等形式，帮助个体理解行为策略、分析策略、心理策略的优势与不足，并学会适时加以综合运用；通过培训改变个体错误的归因，提高其动机水平；设置合理的阶段性目标，以获取成功的经验；运用积极的反馈方式，使个体感觉到组织的积极支持等。
2.2希望希望是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够设置目标，想出如何实现目标的途径，并激励自己去实现目标的一种信念。它不仅仅反映了个体达成目标的决心，而且也包括了个体对能够制定完美的计划和确定达成目标的有效途径的一种信心。
临床心理学家Snyder等人[6]的研究表明，满怀希望的人往往对既定目标更加坚定并受之激励；重视目标以及目标实现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乐于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和适应新的合作关系；在压力情境下较少体验到焦虑；对环境变迁的适应能力更强。这些方面对于今天的管理者和员工而言无疑是非常理想的特征。
尽管还未被直接应用于工作领域，但有关的实证研究均发现：希望的测量分数与工作目标期望、控制感、自尊、正性情绪、应对力和成就等呈正相关；管理者的希望测量分数水平与其群体或团队的收益率及员工的满意度和留职意愿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自我效能感相类似，希望可能在某些类型的工作（如产品开发或销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希望的培训和开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通过发展胜任感和自我效能感唤醒内部动机；使个体的才能与工作要求相匹配；创设支持性的工作环境；让员工参与目标设置，以获得其对目标的接受和承诺；鼓励员工设置和追求具体的、富于挑战性的目标；训练员工阐释目标并采用分步法将复杂、长期的战略分解为更为具体的步骤和阶段；训练员工如何开发出实现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帮助员工开发重置目标的技能，它能使个体意识到当遇到不可抗拒的目标阻力时，不应继续盲目坚持，而是应对目标进行重置；训练员工对即将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心理预演。
2.3乐观心理学家把乐观定义为一种倾向于做积极结果预期和积极因果归因的认知特性。研究发现乐观能够对身心健康、成就取向、动机等因素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这些因素能够进一步带来学业、体育竞技、政治和职业上的成功；相反，悲观则会导致消极、失败和社会疏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消沉和死亡。POB提倡现实和灵活的乐观。例如，乐观者易于被激励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其业绩也更好；有更高的满意度及士气和更低的压力感及离职倾向；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并给自己设定长远的目标；在遇到困难和阻力时仍能坚持不懈。乐观的开发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宽容过去”，管理者和员工应学会反思和接受自己过去的失败和挫折，原谅自己的那些已无法逆转的过失；“正确评价现在”，感激和满足于自己当前生活的积极方面，包括那些可控的和不可控的事物；“为未来寻求机会”，未来的不确定性可以被视为成长和进步的机会，因而个体应以一种积极、自信的态度迎接它。
2.4坚韧性坚韧性是指面对丧失、困难或者逆境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坚韧性包括那些需要人们在童年期和成人期不断学习的一系列关键技能，它的提高意味着成长、健康和幸福。坚韧性的相关因素涵盖了人类自身大量的积极品质，比如自尊、自我效能、责任感、成就动机、计划能力等等。
坚韧性对于组织行为学而言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至今，除了具有直接意义的应激研究外，将坚韧性直接应用于工作领域的尝试并不多。但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高坚韧性的个体更富有成效，坚韧性与个体在各种生活经历中有效运作的能力具有紧密的联系。
坚韧性的开发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风险聚焦策略，即专注于削减那些能增加消极结果可能性的风险和应激源；资源聚焦策略，强调和增加那些能增加积极结果可能性的资源；过程聚焦策略，即为了利用现有资源管理已出现的风险因素而调动自身适应系统的能量。
除了这四种最符合POB选择标准的积极心理能力之外，研究还发现了其他许多符合POB标准的构念，例如创造性以及智慧等认知能力，主观幸福感、幽默感等情感能力，感激、宽容、情商等社会能力，以及更高层次的能力如灵性、真诚、勇气等
3心理资本的测量
对于自我效能感、希望、自信、坚韧性以及其他可能的积极心理学构念的测量，心理学家已经设计、研究了许多工具。人们对于这些测量工具的关注程度也随着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下面的表格总结了近年来心理学家对于心理资本结构和测量的探索。
从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们虽然对于心理资本的构成大致上有相似的看法，但是对于心理资本的测量却并没有一致意见，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量表，对于这些量表的信度、效度还有待检验。
4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仅仅把目光局限在传统资源的积累上已经不能让企业维持竞争优势。企业只有利用那些背景依赖的、可积累的、可更新的、难于模仿的要素才能取得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这种优势可以通过投资、开发、管理心理资本的方法获得。
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心理资本的研究都刚刚起步。首先，对于心理资本的构成和测量，学者们尚无法达成一致看法，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其次，心理资本在工作领域中的应用，尚存在很大障碍。由于心理资本是状态性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前建立起来的心理资本很可能会逐渐消失，这对于注重投资回报率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缺陷；第三，由于我们对工作绩效以及心理资本的测量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究竟心理资本能为企业带来多大的绩效改进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最后，由于心理资本最初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心理资本的概念是否适用仍有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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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市场；监管；成效；体制
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中国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分业监管。中国金融体系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但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中央和地方各管—块，不同品种证券的市场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种证券的—二级市场之间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现是：证监会是中央主管机构，地级人民银行在市场监管上颇有影响，财政部、中央银行介入市场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场所的管理上拥有很大的权利。
自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就伴随着始终。但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危机四起，从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异常波动，到现在上市公司频频发生造假事件，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将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发展。
1.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可以说是集中型监管体制，在分业集中监管的基础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的统一监管。
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证监会作为对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监督检查所归口管理部门。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证券机构的审批，这意味着对于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权限在两个部门被分割开来。
在1992年以后，人民银行不再是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但它仍然负责审批金融机构。这意味着证券机构在审批和经营管理上受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双重领导。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管理债券交易、投资基金。
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以及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证监会一起管理沪、深证券交易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响其正常操作。
1.2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成效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所投入的成本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结果的分析，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监管能否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充分保证市场效率，关键在于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监管制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和效率的保障。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特别是监管制度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与监管失效的同时存在，成为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现状，对资本市场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市场证券价格对信息反映的范围不同，把市场划分为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强型效率市场。经济学界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对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进行研究。以往对我国资本市场弱型有效市场的实证检验有，俞乔（1994）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股价变动的随机假设进行检验。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综合股价指数的观察值，通过对误差项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非参量性检验，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价变动是“随机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两地股市非有效性结论[1]。
半强型有效市场检验的有：杨朝军等（1997）选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间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为样本，对各家公司股价在公告前后的变化进行详细地分析，以检验市场对送配信息的反应。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经能够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说明中国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开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而笔者在对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我国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的结论。
2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不完善，证监会效能不足
在中国资本市场管理体系中，除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的人员编制不足和缺少足够权威，导致削弱实际监管效果。很显然，在证监会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复监管的现象，而监管职责在证监会和人行之间的分割，又导致某些监管领域落入夹缝之中。而对于市场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针对证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事实上缺少监管。
2.1.1证券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
证监会在名义上是主管机关，但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只是附属机构，只能起协调作用，监督的权利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现阶段市场已形成了以股票、债券为主的企业债券、基金、可转化债券同时发展的直接融资工具体系。而从目前的监管机构分工来看，中国证监会主要监管股票、基金、可转化债券；财政部主管国债的发行、兑付；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企业债券的发行。证券主管部门存在着多头化，易产生整体监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体监管效率和证券各品种之间的协调配套发展。
2.1.2证监会地方办事机构行政能力的独立性受到制约
本地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很深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证券市场运行中屡屡发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国证券监管系统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国证监会的权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级的地方首长的干预，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
2.1.3证监会权力制约不能有效辐射其全部管辖范围
证监会权威性的不足与监管权力分散性是相联系的，监管权力从横向看分布于证监会、银监会、财政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标亦有冲突之处，居高不下的协调成本大大降低了监督管理的效率。从纵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间，多家平行机构从不同侧面，各个地方从不同范围（地域）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造成利益的冲突、责任的推卸、监管的盲点和监管力度的不平衡，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统一性，造成某些领域事实上的无人监管。
2.2资本市场监管理论创新不够，市场管理者不能有效进行理论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理论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对资本市场现行问题的补救上。由于市场发展太快，政府监管部门忙于应付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没有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中坚作用，证券市场的基本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对资本市场结构、运行问题缺乏理论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风险预警体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凸现的紧急问题，往往采取不顾长远的急救方法，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却为今后的监管工作带来了隐患，参考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有一个明确的行动宗旨和一系列行动细则组成的纲领性监管框架，这种框架是其监管部门长期行动的准则。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监管上被动地长期处于救火状态就是难免的。
2.3资本市场自律性监管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自律性监管机制功能
我国目前的自律组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沪深两地交易所自律组织；二是证券业协会。两个层次在行业自律中都存在问题，首先是两地交易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利益，其对市场交易的监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预，因而难以真正贯彻公平、公正的指导原则。其次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作为一家行业性质的民间协会不能发挥自律作用，这与目前证券市场多头管理格局有关。因此，证券市场发展至今，监管与自律仍然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2.4资本市场监管法制建设不健全，市场主体法律意识不强
国家对于上市公司退市问题存在法律盲点，难以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并且退市标准不统一，尺度难把握。对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主体不够明确。由于现行法律对地方人大如何监督中央驻各地的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规定，省人大及人大财经委难以对驻各证管办实施监督。实际上，《证券法》等于没有明确对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管，以及应该由谁来监管。
3启示及对策
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及问题分析，如何有效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能、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3.1构建资本市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发现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异常反映并及时进行调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灵敏的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3.2强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稳定一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制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关键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制度落实，规范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以此来消除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加强对企业所募集资金使用和投向的监督。
3.3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接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机制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广大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切身关系的一件大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市场靠拢，迎接WTO挑战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智力资本计量理论借鉴
智力资本概念的形成及理论的发展，实质上是对企业重视知识资源管理这一发展趋势的响应。1969年加尔布雷思提出“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智力资本不只是知识和纯粹的智力而已，而是一种动态的资本，是有效利用知识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以智力资本及其管理为基础的企业理论的发展，使之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准确计量与报告企业的智力资本已成为管理理论界及实践者们关注的热点及难点问题之一。
智力资本计量理论的发展演进
智力资本计量理论的演进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智力资本计量理论萌芽阶段
20世纪80年代早期，智力资本开始受到关注。除了瑞典的Sveiby教授，日本学者HiroyukiItami（1987）是在该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人物。HiroyukiItami在对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调动无形资产》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智力资本计量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为日后智力资本计量理论研究及实践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智力资本计量理论发展阶段
该阶段是智力资本计量理论研究和实践快速发展的阶段，明显的特征是其实践指导性。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许多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其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完全信息。为此，世界各国的智力资本学者及实践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成因分析及计量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卡普兰和诺顿提出了包括财务方面、用户方面、内部经营方面和革新学习方面的均衡记分卡。斯堪的亚模型的创始人EdvinssonandMalone（1997）创造了斯堪的亚浏览器（SkandiaNavigator），并提出计算智力资本方程式：智力资本=IC。其中，I是企业运用智力资本的效率系数；C是智力资本的绝对测量值。斯堪的亚模型为创建一个测量企业知识资产的分类法做出了突出贡献。它超越了财务会计的传统假设，为知识资产组合结构和组织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思路，并为此探索了一条操作性较强的计量方法。该阶段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实践，并延用至今。
（三）智力资本计量理论完善阶段
本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智力资本计量研究的工作平台建立在国际间合作的基础之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智力资本已成为各国智力资本学者与实践者们研究的聚集点，各种学术会议、演讲报告、研究论文和其他相关出版物备受瞩目。OECD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以智力资本计量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旨在着手制定智力资本计量和报告的国际指导方针和实践标准。然而，由于智力资本学者及实践者的学术背景与研究切入点不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各异，直至今日，较为完善的智力资本计量理论及方法体系尚未形成。
智力资本计量方式的主要分类
（一）总体评估方法
顾名思义，总体评估方法是对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总体进行计量和评估。总体分析方法主要以货币计量方法为基础，在研究企业智力资本管理的早期就提出。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从企业总价值中超过财务资本的部分，来计算智力资本的总价值量，并通过各种财务数据来进一步衡量智力资本管理的状况。典型的总体评估方法是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Tobin的q值法、无形资产价值方法（Calculatedintangiblevalue，CIV）等方法。
从本质上讲，总体评估方法属于立足于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计量方法，是对传统会计方法的有益补充，通过市场对公司价值的理性评估，可以将智力资本的价值加到公司的账面上，从而弥补了传统会计计量方法的不足，为企业交易与投资提供了借鉴。然而，智力资本可以具有不同的形态与性质，仅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实际上是将智力资本作为一个黑箱对待，不能反映智力资本对企业贡献的全过程和内在影响状况，也即智力资本的内在价值特性无法测量，难以为智力资本管理提供参考与借鉴。（二）分项评估方法
智力资本价值评估作用除了提供资产价值的记录以外，更重要的是对资产的质量与管理提供可靠的信息。因此，智力资本的分项评估（Assetbyassetapproach）方法就应运而生。在智力资本的分项评估方法中，有两类测量方法，一类是货币计量方法，包括成本法、收入法和市场比较法。另一类是非货币计量方法，包括定性测评和定量测评方法。定性测评与定量测评方法通过归一化处理转化为可量化指标。因此，前面一种是绝对标准量的衡量，后一种是一种相对标准量的衡量。由于智力资本具有多维性，价值内涵具有多重性，因此，两类结合是最好的方法。Sullivan做了很好的总结，他提出智力资本的衡量可分为质的衡量以及量的衡量，其中质的衡量可分为价值基础和引导基础，量的衡量可分为非货币基础和货币基础。
分项评估方法对智力资本做了进一步的细分，并且对每一类无形资产进行分别的评估和测量。这种方法突出了不同类型的智力资本的特殊性，甚至能够反映智力资本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因此，分项评估法不但对智力资本的各个类别进行评估，而且是对这些资产的动态考察。但是，分项评估往往忽视了不同类型的智力资本之间的联系，将其视为并列元素，从而不能从系统或整体的角度考察其价值创造作用。
（三）系统评估方法
企业智力资本的价值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企业战略目标下各类智力资本相互作用，会同时增强智力资本。因此企业各类智力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加法运算，某些智力资本对公司价值的贡献具有杠杆作用。因此，随着对企业智力资本管理的深入，许多学者提出了系统化的智力资本价值评估方法。系统化评估方法是将智力资本评估与企业战略、知识管理联系起来，找出驱动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元素，梳理核心元素与其他元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构建一个面向未来、动态的智力资本评估框架。在此框架下，运用不同的评估方法与指标进行测定和评估。
对我国智力资本价值评估的借鉴
以未来为导向。由于智力资本是企业的战略性资源，故智力资本计量的设计主要针对企业未来业绩的管理，而不是提供历史业绩报告。因为未来为导向的计量能提供决策制定方面的信息，而历史业绩报告仅仅为决策制定提供辅助信息或参考意见。这方面的计量通常涉及智力资本的存量。我们知道智力资本存量的增值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企业智力资本的增加，一是获得经济价值（即企业效益的提高）。所以智力资本的计量不仅可以帮助管理者和投资者更加真实的了解企业发展状况，揭示智力资本对企业业绩的贡献，还可以评估智力资本管理实施的效果，促进其改进。企业关于智力资本的计量基本上停留在量度存量，因为存量或资源相对容易量度。
以过程为导向。企业的智力资本是一个过程，其过程性表明，智力资本从创造到最终的应用要经历一系列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智力资本通过知识的不断的聚散、更新和修正而变化。管理者也必须量度这种变化过程或智力资本流量，尽管计量比较复杂，但提供的信息更有用。Chatzkel（2002）认为在你所拥有的知识和你是否善于将知识转换成对别人有用的信息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以系统为导向。企业的智力资本是一种能力。其能力特性表现为“具有影响未来行动的潜能”，“一种有效做事的能力”（Dawson，2000）。管理者必须通过有意识的管理活动来提高组织能力，赢取竞争优势。应该把企业经营看作一个系统，用全局的、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企业发展问题。所以，计量时应采取整体观以目标为导向的计量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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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本；地位；作用
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淮安市的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已步入新进程。在国有企业的改制进程中，国有股份全部退出，由企业经营者及企业员工持股，认购国有股份，国有企业将逐步转化为民有民营。企业改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中将从企业产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等三方面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与人力资源相比较而言，是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人力资源，通常是指企业员工整体的劳动素质、生产技能和知识水平等，培养手段是不断招募优秀员工并对现有员工进行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而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者投入到企业中的知识、技术、创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总称。具体来说，它仅包括企业中的两类人，一类是掌握核心技术的技术人员，另一类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经营者。在改制后的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对企业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在资本市场日益成熟的今天，每个企业的经营者都有一定的营销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常识，但只有那些眼光锐利，分析判断准确的经营者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种高素质的经营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对企业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毋庸质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的发展可能就靠一两个人的带领，人们通常贯之以“能人经济”（华西村的发展即是最好的例证）。假如在同一区域同一行业有相同规模的两个工厂，派两个能力差异很大的人分别担任厂长，其收益肯定不一样。那么对于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收益，我们既不能归之于资本，也不能归之于劳动，而只能归之于企业家的个人才能，我们同样称之为人力资本。
一、人力资本对企业产权制度构造的影响
在传统企业形式中，企业的产权是以企业成立时法定货币资产的出资为标志和起点的，即出资方依各自出资多少拥有企业产权，而经理、技术人员等只是资方的雇佣劳动者。劳动者按工作量取得相应的报酬，并没有企业的产权，也就没有对企业的收益权和处分权。在这种产权构造中，货币资本是主动方，而劳动力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但在人力资本出现并且作用日益凸显以后，企业中已不再是货币资本一统天下，人力资本开始拥有了部分产权。而且，二者的关系正发生了某种逆转，货币资本逐渐变为被动资本，而人力资本逐渐变为主动资本。企业的产权构造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相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人力资本拥有产权的进程要慢得多。技术入股刚刚开始尝试，而且有很多的限制条件；而企业家以其经营才能折价入股还没有起步。这也是传统观念的偏见所致，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向来重视具体劳动，轻视抽象劳动；重视体力劳动，轻视脑力劳动；重视生产性劳动，轻视经营性劳动。这些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相关政策的制定，阻碍了人力资本取得产权的进程。
人力资本价值得不到承认的后果是拥有人力资本的人缺乏动力为企业工作，企业凝聚力下降，甚至造成人力资本流失。国有企业受传统观念影响最深，因此人力资本流失问题也最为严重。流失的人员绝大多数是管理、技术骨干，具相关统计，有的国有企业流失人员多达60%，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和技工70%以上来自国有企业。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事例：某个国有企业搞一个大型研发项目，就在项目即将成功之际，该项目的负责人带着成型的项目到其它企业入股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带着管理经验、营销网络倒向其他企业或是另起炉灶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这不但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给这类企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因此，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的关键是处理好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系，要改变以往那些只有实物资产才能拥有产权的条规限制，允许某一方面的专家、精英尤其是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以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折作股份，拥有一部分的产权。因此，只有真正重视人才和以人为本的企业才能得到迅速的成长和不断的发展壮大。如天津的光华教育集团，作为一个创立于1990年的民办学校，其创业初期便从全国各地招聘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但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同时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还给予企业的原始股份。经过的十几年的努力，如今的光华教育集团在全国各地拥有几十所分校，其资产也由原来的几十万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亿元。从光华的成长不难看出：企业的发展需要对人才的重视，更需要给予他们对企业的收益权和处分权，这样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对企业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人力资本对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特有的运行机智，其特点是权力的分力与制衡、决策的科学与民主，它是与企业的产权结构紧密相连的。既然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企业产权结构产生了冲击，这一影响就必然延及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的基本要务是解决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关系问题，按照简单的理解，就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分离，总经理负责企业的经营运作，董事长对总经理进行监督并决定公司的重大战略决策。人力资本形成以后，这一点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再强调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的截然分离。西方国家出现了CEO(首席执行官),CEO除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负责外，还具有提名内部董事的资格，因此一般认为CEO拥有50%～60%的董事长权力。CEO受企业战略决策委员会的领导，而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是财产所有者，非财产人士占据了相当的席位。这说明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已开始重视人力资本，而不再强调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坎坷后，从逐步理解CEO到重视CEO。在2003年的《服务导报》上曾报道了中国最昂贵的CEO课程揭密：20天，学费2.8万美元,对参加者还有一个要求——企业资产不低于10亿美元，面对这样的苛刻条件，报名者也有很多，同时招募的学员必须是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的企业家。这也说明了人力资本对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人力资本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企业文化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而言，人力资本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强调协作和团队精神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经营才能的专业化，以及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使得管理者往往领导着比自己更专业的下属，管理的是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不同的岗位人员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因此，传统的命令与控制手段已经落伍，必须充分尊重雇员的个人价值，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也不再主要依靠指派和命令，而更多的依赖于成员之间的配合和协作。由于人力资本的生产影响很大，因此企业必须致力于培养“团队精神”，使每个成员找到自己的归宿感、使命感，相互理解，相互协作。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重归属感、使命感。
（二）强调个人之间的能力差异很大
新的企业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不仅存在能力上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幅度可能很大。正是能力的差异，因此老总就是老总，清洁工就是清洁工，他们的岗位差别已由其能力差别而决定。摩托罗拉公司的雇员每个季度都要交一个总结，其中第一条就是：你觉得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符？这与我们传统的观念恰好相反，我们一直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能力差异，每个人的贡献大小仅是由分工决定的。因此，把个人视为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出力。与之相应的，是岗位与能力的不相匹配，经营能力较差的人可能成了厂长、经理，而真正的企业家可能只有很低的职位，这样的安排是缺乏效率的，也导致了高级人才的大量流失。这种状况不扭转，企业的效益就很难提高，也直接导致大量人才的流失。为什么现在好多民营企业中有60%～70%的技术骨干和高层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国有企业，这便足以说明一切。
（三）强调人们收益方式的不同
由于员工间的能力差异很大，由此导致了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大小、贡献方式都是不同的，因此其收益方式也是不同的。对于一般雇员来说，仅根据其劳动量和契约获得劳动收益，而人力资本不仅要的劳动收益，而且还要获得相应的产权收益，产权收益的大小以其自身价值折价入股来计算。这也是我们国有企业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国有企业中奉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原则，对于技术人员的特殊技术才能和企业家的经营才能始终视而不见，只承认他们的劳动收益，而不承认他们的产权收益，后果是企业的经营者往往想方设法扩大“在职消费”，铺张浪费、吃回扣、出卖企业技术等现象十分普遍，从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中我们知道，这些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远比承认人力资本价值而分配给他们的产权收益的部分大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