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06 18:29: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资本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对“现代世界如何诞生”的思考实质上是理解当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玛丽•伊万丝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给予回答，麦克法兰则除了技术之外，看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态度”以及“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是其中最为“核心之处”。但是，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人们怎么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同步于这一建构？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有助于我们介入其中加以扩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规训”来勾勒现代世界“支配人体的技术”的改变，即不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它的意图在于“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就是说，通过“技术”使得人们成为了“听话”的人，“规训”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而不是“强迫”的效果。福柯将这种思考归功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但是，对于纪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纪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铺展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实质上，“价值”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训”（Discipline）之一种形式，马克思由此开启了“规训”的政治哲学思考。
1.“价值”概念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在价值的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价值只有在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扬弃时才呈现出来，一本书既可以用来读（使用价值），也可以用来换一块面包（交换价值），但是，读和换是隔离的，不能合为一体。交换关系的完成需要“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宫川彰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种，收获了具有使用价值的蔬菜，但是作为商品出场时，就存在了一个被市场、被“价值”评判的过程，如果不能满足条件，这些蔬菜只能腐烂处理，“最终元凶就是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成为了衡量人的劳动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每个私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须交由“市场”裁定，从而“价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种逼迫，而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劳动取向，实现了“规训”人的劳动。进一步讲，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规训”了现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展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分离”了。
2.价值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知道，依据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从一种“外在的”通过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四种形式”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价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这种超感性只能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体表现出来，最终在货币那里完成了整个商品世界的抽象过程。抽象世界（货币）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便是这种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换为10磅茶叶，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一种“颠倒”，各种不同质的商品体能够展现为“同一商品体”，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对于“等同性”作了强调，马克思批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可能在质上等同”，因为他“缺乏价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显然，能够将各种商品世界中出现的物（Sache）等同起来在第四步，即货币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货币）实现了。马克思正是在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层面上告诉我们货币是怎么来的，实质上是告诉人们，现在完全被一种“抽象”统治（规训）着。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衡量自身的价值、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以某种“身份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准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此种高度的抽象性，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受着资本、权利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生活，当然为商品经济保驾护航的权利、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无从谈起。
3.价值概念维度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
在人们理解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总是简单地认为其仅是“对无酬劳动的占有”，即“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样的理解显然还无法推进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真实内涵。恩格斯就指出，这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那里，“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马克思正是在这些人止步的地方进一步说明，不是要将这种“对无酬劳动的占有”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加以描述和确认。相反，他要将“经济事实”置放到历史的语境下，追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并进而又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在经济学家直接面对的事实的地方，马克思将其引入到历史中瓦解其秘密，通过对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才能够回答剩余价值何以可能，这一点揭示出现代人生活的所有规训的秘密，并最终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批判。进而，马克思又通过剩余价值积累展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实质上，今天所谓的空间理论不过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扩展，也正是通过这种概念的分析，马克思呈现出现代世界构造的图景。
二、“价值”的实体化“错认”与观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说“价值”构成了客观的商品世界的建构，那么，它同时也需要完成对人的观念世界的建构才能真实地阐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秘密。这需要价值拜物教来完成“颠倒世界”的正当化过程，“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这一资本论全卷的观点来完成的。对这种颠倒，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本身的客观的（Gegenstndliche）性质，真实地反映成这些物（Dinge）的天然属性”。之所以造成人们将一种历史性赋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马克思曾从生产的角度给予过论证，诸如认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价值形式出现”。这一点诚如詹姆逊所说，“资本擦拭了自己的前历史的痕迹（还擦拭了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的存在痕迹），正如它坚决地把生产的直接痕迹从产品中擦掉一样”。可以更为直接地推论，商品交换社会生成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历史意识的过程，于是，拜物教意识自然成为主流的意识。实质上，马克思还在“价值”概念的讨论中更进一步深化这种拜物教批判工作，这与福柯所谓的新时代“支配人的方式”有着某种隐性的相似点。从福柯的“规训政治学”切入来看，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想尽办法去维持人们的健康、强壮、勤奋和安全，而需要两样东西作为保障，那就是知识体系和行政设备，后者主要是一些关于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以及价值观念的集合而成的体制。也就是说，福柯已经完全看到“价值”也能够成为一种“规训”，但这还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价值观念，我们上文讨论的是经济学生活之中的“价值”，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所谓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实质上，从经济生活中以价值概念实现对人的规训（统治），转而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踩着如此这般的思考路向将能够明白后者正是一种“哲学上”讨论的价值概念。诸如，马克思在谈到三位一体问题时认为，整个商品世界的颠倒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换句话说，也正是人们的视野将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承接下来，不再去在内在逻辑上思考其“从哪里来的”。从而整个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记财产权的不正当来源吧，就从这里开始吧”便获得了价值观念的支撑，这便得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规训的完成。详而言之，在商品交换层面来看，日常生活通过“价值实体”的交换被看作是“习以为常”才能够完成上述任务。对此，马克思分析认为“，1磅铁盒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交换价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属性的观念，随着种种交换的经济生活逐渐得到强化，人们面对的与之周遭生活的“物”内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例如，地下器官买卖、拐卖儿童之类的非法交易，在价值拜物教的视野中，竟然连身体本身也蕴含了“交换价值”。这就是真实的人们的拜物教处境，“这种现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当然，这已经非常接近对商品世界日常意识分析了。再集中一点讲，为了试图更准确地把握，还得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诸如，从形式上来看，一块面包作为商品要和一本书来交换，这种可能性使得人们觉得“神秘”，也使得人们自觉地以为价值就是一种“实体”，反而认为商品内在并无“价值”这一个固定属性倒是无法想象的了。接着，我们再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社会性质来看，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们的劳动被“表现为”物的自身固有的价值的时候，那个劳动产品才能够是商品。但这个过程的完成，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是财产权的确立。但是，私人劳动如何才能成为得以认可的社会劳动呢？这必须要将劳动产品置于“交换”之中。这样的结果便是，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被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展现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反而“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劳动产品只有放入交换才能够具有一种“价值对象性”并与“使用对象性”分离，劳动产品自身的此种分裂“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作为“交换者”的形象在从事劳动了。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在生产中就已经作为存在前提。诸如对于一个面包商人来讲，他所生产的面包从一开始就是赋予了价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这个面包商从来不考虑“交换”中的“价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无法交换后成为腐烂物。再从劳动产品的交换进一步来看，在“交换”过程中，人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能够换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种“天然的事实”。这也是“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实质上，劳动产品在交换中所表现的“价值”也不过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的，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换之后，进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货币世界，这种价值的掩盖形式更加隐蔽，价值也就获得了“规训”的最高级形式。诸如在G-G′中，人们仿佛真的以为货币能够生出货币，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并且连货币所获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货币本身的属性，而忘记这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由此，“价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错认”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价值”概念的拜物教与拆解“规训”的实践智慧
历史地看，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是以“交换者”的姿态从事劳动。可是，在经济学中，“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劳动—引者注）采取这种形式（价值形式—引者注）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正因为将此作为既定的事实前提，他们当然不懂得，这是“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当然，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的此种思维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们对马克思通过“价值”呈现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建构性”的论证，正好反映了人们深陷于拜物教意识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人们的“现代生活”整个“规训”机制在根本上说，来自于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这种规训，则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拜物教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分析。
1.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改变劳动生产的“交换性特征”，让交换劳动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如果仅就劳动过程本身来讲，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当然也就不再会谈论“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但是，马克思并未从这种“生产的一般”直接宣判资本主义的劳动的交换的“非正义性”，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特征，“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一般中当然有属于如上述的一切时代的特征。可是，现代的人们如现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将现有的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这种“生产一般本身”，而忘记了两者的差别，从而这样的看法也便成为拜物教深入人心。“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这个特殊实质上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特殊性质。人们在解释生产的前提占有时，总是以寓言的方式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种人“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论证了“原始积累”是充满暴力的过程，“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这种积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已经以“资本积累”为“起点”，生产、分配等都依据于占有原则，所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不过和“人民贫穷”（相对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价值”规训的实质是走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就资本逻辑对世界塑造的内在矛盾来讲，一方面资本试图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向社会领域进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资本又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如今，正因为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性质，即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同时，这种生产还要求投入中的“增值”，这也是资本逻辑的本质。所以，对于资本来讲，“扬弃以自我消费为生产主要目的的、仅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种生产方式”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从而，“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分”，这种生产也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今天，这种资本逻辑的延展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完成其使命，它还外推为“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哈维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现剩余价值概念的空间维度。一时间，历史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正如福山所叫喧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得到了认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难道就是告诉了一个我们被封闭在资本逻辑内部的一个生活事实吗？显然不是。马克思实质上在瓦解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基础上打开了走出这个封闭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奥斯本以及维拉都已经看到了。如今所谓资本主义把历史普遍化，它不过“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罢了，“资本主义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这恰恰是“另一种生产方式的使命”。这才是真正超越“价值”规训提供可能性的路径。
3.在人的生活受“价值”宰制、规训与超越“价值”规训的辩证处理中，智慧地走出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
一、人力资本产权的概念和界定
（一）人力资本产权的含义。已有的文献主要是从以下四个角度对人力资本产权进行界定的：第一种是从所有权角度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进行界定。认为“所谓人力资本产权就是人力资本的所有关系、占有关系、支配关系、利得关系及处置关系”；第二种是从企业所有权角度界定人力资本产权。认为人力资本产权问题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拥有企业所有权，即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第三种是从产权的一般概念及共性角度界定人力资本产权。认为人力资本产权是市场交易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称；第四种是从主体与客体关系角度界定人力资本产权。认为人力资本产权是人力资本拥有者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不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
（二）人力资本产权的特征1、一般特征。关于人力资本产权的一般特征，我国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普遍认为人力资本产权与其他产权形式一样，具有产权的共同属性，这些一般特征包括：排他性、可分解性、可交易性等。2、特殊性。我国学者都普遍意识到，人力资本产权与非人力资本产权相比，由于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过程的以下独特性质而变得非常复杂和特殊：①人力资本存在于人体之中；②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或客体是人；③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与消费过程交织在一起；④人力资本的形成、使用、折旧和消亡与人的生命周期结合在一起；⑤人力资本的使用、支配、转让、交易等均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以及其他的个人因素。
（三）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在人力资本产权界定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特点，决定了人力资本所有权“天然”属于人力资本载体，并且是“独一无二的所有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人力资本所有权问题上仍应适用产权经济学的“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即同一人力资本可以属于多个不同投资主体。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产权的意义上来使用“所有权，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其中的各项权利既可统一又可分离。
二、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含义与条件
（一）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含义。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第二是指用人单位所拥有的那部分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人们在强调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产权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用人单位所拥有的那部分人力资本产权。如果人力资本产权界定不明确，一方面可能导致人力资本的固化，出现人力资本的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使人才流动受阻；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二）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条件。本文主要探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实现人力资本产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人力资本所有权要归承载者个人所有。也就是说，劳动者必须是自由人，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选择自己使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也可以自由缔结契约，转让自己的人力资本使用权。契约自由是人力资本使用权正常发挥作用的必须条件；第二，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使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够凭借人力资本所有权分享企业的剩余。
作者：程金凤单位：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摘要】文章分析了现在比较成熟的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和影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多种因素，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应该如何健全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对我国的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健全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也被称作创业投资)，是指通过一定的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其投入到具有高风险和高潜在收益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所投资风险企业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通过出售股权等方式获取高额预期收益的一种投资行为。在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中，风险投资的退出具有重要意义。风险投资能否顺利的退出，关系到风险投资企业能否收回资本，使资本得以循环的流动，从而实现投资升值退出再投资再升值这样一个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的过程。
一、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风险资本的来源不同，并且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因而风险投资退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首次公开上市退出（IPO）
首次公开上市退出是指通过风险企业挂牌上市使风险资本退出。首次公开上市可以分为主板上市和二板上市。采用首次公开上市这种退出方式，对于风险企业而言，不仅可以保持风险企业的独立性，而且还可以获得在证券市场上持续融资的渠道。而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则可以获得非常高的投资回报。根据美国的调查资料显示，有三分之一的风险企业选择通过股票公开上市退出，最高投资回报率达700%左右。因此，首次公开上市退出被认为是最佳的退出方式。但是首次公开上市退出方式受到资本市场成熟度的限制比较大，我国目前大多数风险投资中中小企业就不符合我国公司上市的相关要求。
（二）并购退出
并购退出是指通过其他企业兼并或收购风险企业从而使风险资本退出。由于股票上市及股票升值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者风险企业难以达到首次公开上市的标准，许多风险资本家就会采用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投资。虽然并购的收益不及首次公开上市，但是风险资金能够很快从所投资的风险企业中退出，进入下一轮投资。因此并购也是风险资本退出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近年来与国际新一轮兼并相对应，采用并购方式退出的风险资本正在逐年增加。从事风险企业并购的主体有两大类：一类是一般的公司，另一类是其他风险投资公司。
（三）回购退出
回购退出是指通过风险企业家或风险企业的管理层购回风险资本家手中的股份，使风险资本退出。就其实质来说，回购退出方式也属于并购的一种，只不过收购的行为人是风险企业的内部人员。回购的最大优点是风险企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了，风险企业家可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决策权，因此回购对风险企业更为有利。
（四）清算退出
清算退出是针对投资失败项目的一种退出方式。风险投资是一种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失败率相当高。据统计，美国由风险投资支持的风险企业大约有20%～30%完全失败，60%左右受到挫折，只有5%～10%的风险企业可以获得成功。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一旦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经营失败，就不得不采用此种方式退出。尽管采用清算退出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一般只能收回原投资的64％），但是毕竟还能收回一部分投资，以用于下一个投资循环。因此，清算退出虽然是迫不得已，但却是避免深陷泥潭的最佳选择。清算有三种方式：解散清算、自然清算和破产清算。
二、影响我国风险投资推出机制的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风险投资推出机制的因素具体有以下几种：
（一）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例如美国就是典型的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风险投资之所以在全球最成功、最发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有着成熟完善的证券市场，特别是有二板市场——NASDAQ市场，为风险投资的退出创造了条件。在证券市场上，风险企业家通过首次公开上市可以重新从风险资本家手中获得公司控制权，从而对风险企业家形成激励；同时，风险资本家通过首次公开上市既可以实现收益，也可以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和声誉。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适合风险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结合国内实际与国外经验，建立符合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金融体系，才能有效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二）风险企业的未来收益现值
一般来说，只有当风险企业的未来收益现值超过该退出方式的成本时，采用这种方式退出才是可行的。即如果风险资本家倾向于用首次公开上市方式退出，则风险企业的未来收益现值必须超过证券市场的成本才可行，否则只能采用其他退出方式。
（三）风险企业的控制权
采用首次公开上市退出，将使风险资本家所拥有的股份稀释控制权削弱，相应的风险企业家就获得了更多的控制权；而并购、购等退出方式则不利于风险企业家实行对企业的控制权，容易引起风险企业家与风险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四）新的股权购买者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能力
风险投资退出时，内部投资者（股权出售者）与外部投资者（新的风险资本股权购买者）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内部投资者拥有风险企业比较真实的信息，而新的股权购买者对风险企业信息的获取则依赖于风险企业的信息披露。因此新的股权买者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将影响风险资本家退出方式的选择。对于股权出售者来说，总是愿意选择股权购买者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困难的退出方式。
（五）经济景气程度
风险资本家会随着经济景气程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退出方式，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市场上资金充裕，投资者信心增强，风险资本家选择首次公开上市退出方式的比例增大，成功率也高；而处于不景气状况时，风险资本家选择其他方式退出的比例增大，首次公开上市退出方式的比例则下降。
三、如何健全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是通过产权交易来实现的。从国外风险投资的运营机制和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分析来看，发达的产权交易市场是风险投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通过产权交易，风险投资资本才能形成正常的资本增值和循环发展。
目前，我国首先应该建立可行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重要步骤是建立产权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形式有分散的个别交易和市场集中交易两种形式。分散的个别交易常见于大企业对新创企业的收购及新创企业经营失败破产清算等。市场集中制交易是建立第二板块证券交易市场，将达不到主板市场上市指标要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此进行交易。也可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产权证券化”或“金融证券化”，推进产权交易由实物的产权交易形式向证券化产权交易形式转化，以促进交易效率提高。
一般来说，风险企业发展越成功，风险资本的退出方式就越多，退出过程就越迅速，退出时的增值程度就越高。成功的风险企业往往大多通过IPO等增值程度较高的方式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不太成功的风险企业则比较多地借助于回购等增值程度较低的方式来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在证券市场尚未发展到一定阶段，风险投资的退出，选择收购兼并似乎更符合实际。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以银行为主，证券市场的发展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市场行为尚不成熟。鉴于此，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从长期目标来看，应建立真正意义上二板市场，实现IPO退出，近期应完善证券市场，建立兼并与收购、买壳或借壳上市、海外上市、公司清理等多种退出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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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朕.风险投资退出方式比较及我国的现实退出策略[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2）．
(一)从具体法条中逐渐渗透人力资本相关问题的规定
《婚姻法》第46条规定:无过错方离婚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或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建议在此之后增加(五)夫妻一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另一方的帮助和牺牲下取得了学历、从业资格证、职业资格证书或知识技能等表征性人力资本。夫妻一方之所以愿意为接受专门的教育，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获得某一行业的从业资格证等人力资本的一方作出贡献，不仅是基于对婚姻的承诺，更是基于对受教育后，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利益期待。如果夫妻一方在为另一方人力资本的获得过程中做出贡献，而对方在人力资本获得后随即提出离婚，这样会导致人的期待利益落空。如果法律不对贡献方做出救济，显然有失公平。如上述建议增加(五)，就能通过法律规定来为贡献方提供了私权利救济。
(二)补偿性的扶养
加拿大的司法实践创设了补偿性扶养制度，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采取的是补偿性扶养主义和财产性分割主义。随着我国家庭越来越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离婚时涉及到人力资本的纠纷情况越来越多。我国可以借鉴补偿性的扶养这一理论，来解决人力资本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中贡献方的私权利救济问题。补偿性的扶养，是指在夫妻一方为对方接受专门的教育或取得某一行业的从业资格证时作出贡献，且在对方接受教育或取得从业资格证过程中完成教育或取得从业资格证之后不久，夫妻双方随即离婚的情况下，接受教育或取得从业资格证的一方对贡献方所承担的补偿义务。
补偿性的扶养应具备以下条件:(1)夫妻一方获得专门性的教育或从业资格认证;(2)夫妻一方获得专门性的教育或从业资格证是在另一方的金钱资助下取得的;(3)夫妻一方获得专门性的教育或从业资格证后不久，甚至在教育期间，取得人力资本的一方提出离婚的。在补偿性的扶养的数额上，夫妻双方可协议解决，不能协议解决的，法官可采取补偿成本或分享收益的方法自由裁量。补偿性扶养的补偿成本具体计算公式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另一方获得专门性的教育或从业资格做出贡献的时间×夫妻户籍所在地的个人日平均工资+夫妻一方获得专门性的教育或从业资格证时对另一方的金钱投资。补偿性扶养分享收益的计算方法是获得专门性的教育或从业资格证的一方将每月收入的15%补偿给贡献方。
婚姻法中的人力资本问题极其复杂，要想深入研究还需涉及到其他民事法律和经济学。为避免家庭夫妻双方因夫妻共同财产的人力资本问题产生纠纷，就要从完善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开始。期待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我国婚姻法中人力资本这一问题的探讨，使其能够尽快的完善，并早日落实到我国的婚姻法中。
作者：丛惠颖单位：中国石油大学
（一）投入指标拥有人力资本。因此，本文选择高技术产业每年从业人员平均数作为人力资本投入数量的评价指标。由于高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技术含量等特点，人力资本投入的质量也是影响高技术产业产出的关键因素，本文选择R&D人员数量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质量的评价指标。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包含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健康投资、迁移投资这四个方面，而在高技术产业里，这些方面的投资主要包含在人员劳务费中。以上投入因素分别记为X1、X2和X3，其中X1表示从业人员总数；X2表示R&D人员数量；X3表示人员劳务费。
（二）产出指标与物质资本不同，人力资本不仅具有产值方面的产出，还具有创新方面的产出。因此本文选择了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衡量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值的指标，记为Y。
二、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评价模型
对效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Chames等提出的DEA方法为代表，该方法无需设定函数形式，从而避免了主观设定函数的影响，且在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度量上具有优势。但当有过多的输入和输出数目时，如果用DEA模型进行效率评价，往往会出现绝大多数的决策单元都是DEA有效。二是以Aigner等提出的SFA方法为代表，该方法采用计量手段对前沿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可以对得出的参数进行统计检验，有更为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而且在测算过程中可以控制个体冲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于个体差异而造成的技术非效率。与DEA方法相比，SFA可以有效区分随机误差项与技术非效率项，并且可以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选择SFA方法作为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评价方法。由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所具有的经济含义直观且与其他生产函数得出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小，本文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主体，构建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创新效率评价模型，即lnyit=β0+β1lnx1it+β2lnx2it+β3lnx3it+vit-uit（1）式中，yit表示i省第t年的新产品销售收入；x1it表示同年该省投入的总人数；x2it表示同年该省投入的R&D人员数量；x3it表示同年该省投入的人员劳务费。
三、实证研究
（一）实证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长三角地区2009~2012年数据进行研究，上述四个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但是由于各指标之间存在量纲的差异，因此首先将原始数据用百分制表示，按照公式（2）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其化为1~100之间的数。
1．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评价
从整体来看，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保持增长趋势，目前处于较高的水平；从各个地区来看，江苏省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最高，上海次之，浙江最低，但三者之间差距不大；从五大产业来看，五大行业间效率值差距明显。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最高，达到了0.90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效率最低，仅为0.548，但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值增长最快，四年来增长了22%。本文认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起步较早，现在其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而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起步晚，虽然其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值较低,但发展迅速。
2．投入因素分析
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总人数的产出弹性最大，对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提高人员的数量比增加人员的质量对提高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更为有效；人员劳务费的弹性也较高，说明产业应当注重员工个人激励，提高技能培训，优化组织结构，促进员工交流与学习；而R&D人员数量的弹性为负，表明目前高技术产业中R&D人员数量已经冗余。本文认为可能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目前各个产业、地区间R&D人员的评价标准不明确，存在差异，影响数据统计时的准确性；二是高技术企业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R&D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三是相比较将资金用于研发之中，企业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广告、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从而导致缺乏R&D资金，使得R&D人员相对冗余。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研究，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确定了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指标体系，构建了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评价模型，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各因素及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二是揭示了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现状及发展趋势：2009~2012年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效率最高，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效率最低，有一定上升空间；同时对上海、江苏和浙江的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比较，地区间差异不明显。三是分析了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投入因素：投入因素均会对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从业人员投入数量弹性最大，增加人员的数量比提高人员的质量能更有效地提高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
（二）政策建议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we find that the writing of Das Kapital, in particular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economic writing, the deep creative spirit of the writer comple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reasonabl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pirit of humane care, so the Das Kapital with cultural form give birth to the factors of a variet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poetic field with content and form, and show the writing features with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writ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way.
关键词： 写作学；资本论；文化书写
Key words: writing；Das Kapital；cultural writing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5-0153-01
0 引言
就经济学的视角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就哲学的视角而言，它是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写作学的视角而言，它也是一种文化文本的独特书写形态，是人类文明成果的诗性表达。
1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必要性
当前的诸多文化现象和事实已经充分地说明，资本及其原始积累活动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坚持文化研究的态度，从宏观的文化维度进一步研究和认识《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的文化书写的意义，从而推进这一文本在其他学科的接受和研究的进程。从写作学的角度看，无论就创作思想表达方式，还是创作的人文精神而言，对《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都是十分必要的。
统揽学术界六十年的研究轨迹，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对《资本论》只做单一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容易造成对该著在当下中国语境所谓时过境迁意义上的判断失误。为此，我们以经济学和写作学的复合视点为切入，揭示作为文化文本形态而存在的《资本论》的书写特色，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科学地把握蕴藏于《资本论》的创作思想和书写特点。
2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可行性
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书写所涉及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的表达，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劳动者个体私有制的表达，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表述，无不饱含对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关照。因此，我们以此为逻辑起点而对其进行的写作学透视便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可行性。
正基于此，从写作学与经济学的相结点出发，正如鲁迅将历史著作《史记》解读为无韵的文学文本《离骚》一般，参照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在把握了文本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点上，就可以把《资本论》的写作理解为由准备、加工、总合三个阶段构成的创作过程，可以理解为由思想理论体系、写作思维、表达形式等多个层面构成的文化文本，亦可理解为由现实、作家、文本、接受等四个要素所构成的文化活动，更可以理解为以前三个方面为基础的由内容（在人文关怀精神统辖下的理论建构）和形式（以理性的结构分析为手段的文本书写）相统一文化信息的合成体。
3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的写作特点
3.1 基于将《资本论》视为文化形态的文本的理解，从写作方法上来看，作者――马克思首先从理论和事实相统一的角度，将人的生存问题设置为理论书写的参照。他说，“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1]作者以神学中的创世说来类比原始积累，奠定了整篇文章的写作基调。作为全文的统领，此处关于人的诞生问题的引入建构了作者创作意识中人文关怀精神的生长点。把人的生存问题设立为理论书写的参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马克思理论书写的文化维度。马克思进一步写到，“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从文学书写的“典型塑造”的角度来引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书写的写作学意义，这样的写作方法既直指经济写作的主旨又完全符合一般写作的规律。
3.2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总体上讲是在质朴的写实中进行诗性还原，却不是滑向一般意义上呆板的经济写作[2]。淡化和疏导了读者感受资本之恶的郁结，客观上起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卡塔西斯”的审美净化作用。为了延伸这种审美作用，以简洁的语言，形象地刻画了农村田园生活的突变；既强化了形式层面的画面感，也承载了内容表达上的厚重感。从被引用的意义上讲，萨默斯的话语已经被转化成了《资本论》的文本语言，增强了对于主体创作精神多元化表达的效果，从而凸现出对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分析中的诗意表达。
3.3 在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生成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将对于人的关怀意识置于创作精神的圆心，进而辐射到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里的每一群体，既增加了思想的深度（质料因），又完善了写作的结构（形式因）[3]。马克思通过对亨利时期“法律对于人的规训和惩罚”（福柯语）的陈述，揭示出了资本的主体性形成所造成人的消亡的惨状。从主体介入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如同进行着对资本的考古研究，以旁观的、零度书写的角度，还原了“资本自从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事实；从文本结构来看，《资本论》的表层结构(一般论述性结构）和深层结构（观念和话语的组织与传达的构造）是相统一的，具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文本结构的完整性。
4 结语
在国内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马克思理论文献的文本研究逐渐地变得重要起来了。《资本论》作为文化的文本，其宏大而又非形而上学的写作实践和审美视野大大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挖掘寓含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方法中的思想资源，对于指导年轻一代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探讨其文本写作特色，对于纠正当前学术文章枯燥的思辨文风也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3][德]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173，46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 日本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是按照“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顺序，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它分别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大家久雄的解读和霍布斯博姆为英译本《各种形式》所撰写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处，与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欧洲的《大纲》史学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还根据他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并辅以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这条线索，研究了本源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提出了“共同体的解体”和“地域市场圈”等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孕育了进入一个新的《大纲》研究阶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为突破点的。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高岛善哉的弟子，同时也是另一位市民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内田义彦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连载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对《各种形式》或者《大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上文谈到，大冢久雄等人将《各种形式》仅仅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这样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形式》“单行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各种形式》虽然是《大纲》中的一节，但它却先于《大纲》而单独出版，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在研究它时往往将它同《大纲》的体系割裂开来。此外，当时的“单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国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种形式》前后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叙述，都没有提及《各种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看不到这一问题，就无法发现《各种形式》与《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联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绩，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的意义。所谓“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是指《大纲》第V笔记本的第16页开头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资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这里的“在循环结束时”中的“循环”指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问题是在《各种形式》一节中我们找不到“第二循环”的开端，而只有在《各种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资本Ⅰ(44，45)剩余资本Ⅱ(45)领有权的转变(45)”一节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种形式》被夹在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叙述的中间，因此《各种形式》就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的“共同体理论”，而应该被理解为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这是对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种形式》观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这样评价说，这一发现“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前史’，而所谓《各种形式》的‘正史’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不只是《各种形式》，整个《大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论》的差异。他指出，与《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说明不同，《大纲》主要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结合起来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平田清明将这一方法论称为资本的“循环=积累理论”。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在经济学上更科学地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它还能解释资本主义诞生即从一般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识。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纲》就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就是他的主著的书名。其实，早在1969年他还发表过另一部著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以“重建个体所有制”为轴心重构了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可以看做是对《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补充论证。
望月清司是与平田清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大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如果说平田清明用以解释《大纲》的核心概念是“循环=积累”或者“个体所有制”的话，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纲》的视角则是“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是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则属于最为典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形式。因为，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来，就意味着与土地所有发生分离。望月清司正是以这一“分离”为标准，讨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诞生近代市民社会这一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他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理论与平田清明的“循环=积累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过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中构建出了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这样三个阶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内因”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通过研究《大纲》而得出的根本结论。
其次，望月清司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中去研究《大纲》的。他研究《大纲》并没有拘泥于《大纲》，他把《大纲》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具体说来，他把《大纲》中的“历史理论”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展开史论”的直接结果。内田义彦在对望月清司的博士论文即这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大纲》为中心进行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是无法抹杀的。”这一点的确是望月清司的独特贡献，与平田清明只关注《大纲》以及后期的《资本论》是不同的。
从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前辈的解释框架，而是从“教义体系”已经遗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换”等概念出发的。而这些概念又可以归纳为一个范畴，即“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从内涵上说，所谓市民社会无非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马克思曾经构想过的、一个暂时的但又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平田清明还是望月清司都对市民社会有这一认识，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坐标解读了《大纲》甚至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市民社会派”。
在《大纲》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当时的“市民社会派”还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纲》的写作顺序(《导言》《货币章》《资本章》)对《大纲》做了系统解读以外，还以专题的方式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内田弘)、“领有规律的转变”(山田锐夫)、“《各种形式》研究”(山田锐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山田锐夫)、“‘带来果实的资本’逻
辑”(吉家清次)、“《大纲》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纲》中的异化理论”(冲浦和光)、“《大纲》的编辑问题”(内田弘)等进行了研究。另一项是当时的《现代的理论》杂志组织的有关《大纲》的系列讨论。冲浦和光、细见英、望月清司、山田锐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参与了其中，其论题涉及“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派”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还将《大纲》的辐射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上。
当然，除了“市民社会派”以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出现许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等。但是，客观地说，“市民社会派”是当时日本的《大纲》研究，甚至是整个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个时期：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大纲》研究。首先，在《大纲》的翻译上，这一时期由于刊有《大纲》的新MEGA第Ⅱ部门第1卷第1分册(1976年)和第Ⅱ部门第1卷第2分册(1981年)的出版，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资本论草稿集翻译委员会”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译了新MEGA版《大纲》，而且新译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纲》题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与高木幸二郎团队的经典翻译不同，新译本不仅在翻译质量上对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还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注解”等信息也进行了编译，以“译者注”的方式置于译文各节的后面，从而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纲》手稿的修改过程和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纲》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与世界上的《大纲》研究重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大纲》研究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大纲》一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接轨，出现了一些综合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会派”的两位后起之秀山田锐夫和内田弘的作品当中。
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关于《大纲》研究的总括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世界《大纲》研究的传统主题，譬如“写作计划”、“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资本的周转和世界市场”等，而且还能找到日本《大纲》研究的固有主题，譬如“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会分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产业社会”(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了《大纲》的内容。他认为，尽管“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和“产业社会”都是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本质概括，但它们的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市民社会”，从它形成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因而包含着孕育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大纲》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们试举两例。首先，是山之内靖对“市民社会派”的批判。作为一个事实，无论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还是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他们都属于“市民社会派”。而这一派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构马克思的学说；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们的马克思解释会包含着许多对斯密的生产力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西欧发展道路的肯定。对此，山之内靖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非西欧世界等出发，认为他们夸大了《大纲》中所存在的“西欧中心主义”、“黑格尔的观念”、“生产力主义”，提出应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即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自然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晚年构想”。
选文表达了作者对网络阅读侵蚀纸质阅读的担忧，同时对时下功利性、实用性强的阅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时代气息浓，贴近现实。试题简洁明快，集中考查了考生阅读议论文的能力。
阅读是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①如今，网络阅读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的阅读行为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逐渐替代以往细嚼慢咽式的传统阅读。但我觉得，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阅读其实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②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少年，偷偷读到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深深感动，让我生出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冲动。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它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量。
③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从城市下放到乡村劳动之余，倚靠在田野的草垛上通读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问他当时为什么读这些书，他只说是因为喜欢。
④今天想来，类似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
⑤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这“轻”，不是轻浮，而是一种无用之用，是阅读心境的释放。
⑥今天，我们的阅读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诸多变化。市场上卖得好的书往往是更贴近生活的实用的书：养生、美容、商战、股票、英语……。书海已经“茫茫”。各取所需的阅读看上去已不再承载精神的重负，而是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⑦阅读的功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无用”的阅读，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所必需的，但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温暖以及自身的价值，它的“无用”本身便是更大的作用。这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的阅读境界呢？这种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或许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吧。
（铁凝/文，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1.第①段中加点词语“这样说”具体指代文中哪一句话？（2分）
2.本文第②、③段，列举________以及“我”的一位亲人在下放农村时因喜欢而通读《资本论》和《列宁全集》这两个事例，证明________这一中心论点。（5分）
3.第⑤段画线句子在结构上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4分）
论文摘要:劳动价值论自创立以来，一直广受争议。国内关于劳动价值论经过多次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劳动创造价值，关于这一结论没有疑议，问题就在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要注意三点:首先是价值的概念;其次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最后是劳动到底是不是唯一源泉。
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虽然经过多年强烈的争论，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解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劳动首先是创造价值的一个重要源泉，在这一观点上学者没有形成分歧。不同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体现在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即非劳动要素是否创造价值。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同，进而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问题、转形问题、按生产要素分配等问题上产生不同的见解。
一、价值的概念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商品分析开始的，而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从商品中引出。“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对于这句话的理解要从以下几个层次分析:其一，这句话说明了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 的，所以不是商品的物品就无从谈起价值。其二，价值是人类劳动创造的，这就说明了如果没有人类劳动的物品也不具有价值。其三，无差别的，说 明价值衡量的是一个共性问题，用共性来衡量区别个性，而这个共性就是人类抽象劳动。其四，马克思说的劳动不只是体力劳动，而是包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首先，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脱离了商品，价值就无从谈起。比如农民生产的粮食自己食用而没有拿到市场上出售的部分，这部分粮食就只能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价值。但是如果农民把它拿到市场上销售，并且顺利的被买走，那么它就是商品，就体现出价值。同样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没有拿到市场上出售(即它是不是商品)就决定了他是否具有价值。是否为商品成为物品具有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价值是人类劳动创造的，如果缺乏人类劳动它就不具备价值。自然界中有许多物品有这样的特性。比如，自然界的水，没有经过人类加工，它就只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价值。但是，一旦由水厂加工，经过处理后的水就具有价值。因为现在水中含有人类劳动。人类的劳动成为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又一重要因素。
再次，创造价值的人类劳动是无差别的。形成商品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是同一的力量的耗费。创造价值的人类劳动是无差别的，即人类的抽象劳动。人类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即一个物品的有用性，而创造物品的价值的是人类的抽象劳动。这就说明了创造价值的只能是人类抽象劳动，同时也说明了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只能是人类的抽象劳动。
最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脑力劳动为主或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
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我们日常所说的价值是有差异的，也就是亚当·斯密说的后一种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已将价值的概念讲的很清晰，并以此作为前提开展后面关于具体抽象劳动、社会劳动时间、按生产要素分配等等理论。如果非得把我们日常说的价值带进来，这是不符合学说发展的需要。价值是“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经济学所知道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既然马克思说的价值是已经定性的，产品作为价值应该是社会劳动的化身。如果我们在理解上非得将其提出更改，得不出马克思所得的结论也是必然的。
二、创造价值的源泉
创造价值的源泉，按马克思的说法只能是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分析中，指出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一个物品如果没有通过人类的劳动，也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常说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劳动。工人出卖了劳动力，但工人投入生产中的是劳动，而根据资本总公式G一W一G可以得出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只是列出土地作为资本的代表，而没有能够将现代经济学中常用到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作为一种资本。但这一点已足够说明马克思是重视资本投人对产出的影响，而不是像一些学者误解的那样。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并不是说别的要素没有参与价值的创造。别的要素同样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只是形成价值的是劳动，而且也只能是劳动。
这里关键是要区分一个关于财富和价值的概念。马克思关于财富和价值的区分很清楚。创造财富的包括各种生产要素，而创造价值的只能是劳动。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关于财富的讨论。对于这些问题，西方经济学讨论了很久。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一直到马克思，前后大约经历3幻年时间，主要都是围绕这个间题进行讨论的。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主张贸易以换取金银。重农主义认为农产品就是财富，除农产品以外的都不是财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认为，所有的社会生产创造的东西都是财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第一句话就是回答财富问题。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句话也说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就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所有一切都说明了即使和马克思拥有不同观点的人，他们所说的财富和马克思所说的价值都是不同的。他们所说的财富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已将两者很鲜明的区分开来，但是现在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部份人却仍然将二者混淆。而对这两个概念一旦混淆，得出土地、资金也创造价值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把劳动明确地定义为“抽象劳动”，这就扬弃了“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增强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一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没有人类的劳动，什么也无法创造。但是离开了资金，人却可以创造。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只有付出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只有资本，没有劳动不行。即便是用完全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出某种物品，还是需要付出脑力劳动(管理控制)，没有劳动参与，一堆铁矿始终是一堆铁矿，他怎么也不能变为桥梁上需要的钢材。但是，没有资金，只有原材料，我们可以将一块石头加工为工艺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形成新的价值。同样，在没有材料，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的脑力劳动，却可以创造价值。比如，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脑力劳动来设计出创意策划来，而这一切完全可以在不使用其他要素的前提下得到。创意一旦被采纳，就会得到一笔回报，创意就是商品，同样它具有价值。这就说明离开其他要素，劳动同样可以创造价值。
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社会财富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物质。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社会财富是属于使用价值的部分，而不是价值的部分。使用价值财富不同于价值财富，我们必须在真正理解使用价值和价值财富区别的基础上，深人了解马克思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理论。
三、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错误理解的回应
1.关于否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萨伊的三位一体说认为，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创造价值。中国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追随萨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不能再适用社会的需要了。其实他们和萨伊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即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的误解。如果能对马克思的价值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就会发现，萨伊所说的共同创造的价值在马克思认为是使用价值，或者直观的说是财富的表现。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付出了劳动却没有得到价值，因此否认劳动价值论。这部分理解的错误就在于对创造的价值本身认识不足。说劳动创造价值，并不是说劳动就一定能创造使用价值。劳动创造价值是说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说有劳动就创造价值。这是一个属于正命题成立而反命题不成立的逻辑性推理错误。价值的概念是凝聚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付出了劳动，但不能使物称为商品，不能实现自在的价值，这不是马克思的错。没有一个物可以是有价值而不是有用物。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就白白耗费了，因此不创造价值。
2关于劳动的理解。关于物化的劳动的误解: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此处说的仍然是劳动，而不是像一些维护马克思理论的学者所认为的将物化的劳动等同于其他要素，于是得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结论。这种认识的错误是将劳动概念扩大化，而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概念已经明确化。
关于脑力劳动的误解: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只是体力劳动，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解。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人商品生产的劳动，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很显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既包含体力劳动，也包含脑力劳动。
关于复杂劳动的误解:很多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复杂劳动中不再适用。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复杂劳动的计算。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它的物质内容。可是，那种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又怎样呢?这种劳动可以折合为压缩了的简单劳动、高次方的简单劳动，例如一个复杂劳动日可以等于三个简单劳动日。这里还不是研究支配这种折合的规律的地方。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这种折合事实上在进行:因为，当作交换价值，复杂劳动的生产物在一定比例上就成为简均劳动的生产物的等价物，因而等于这种简单劳动的一定量。这就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复杂劳动中的已经运用，只是没有明确的罗列出一个通用的公式。
3.关于生产力价值论。有人提出生产力价值论，但这没有多大意义，这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相类似的。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生产力价值论只是和劳动价值是同义的，是无意义的反复。如果承认价值理论的构建必须坚持生产力决定原理，那么，“基础论”及“劳动一元论”中生产力决定性体现在何处?可以明确地回答，生产力决定体现在劳动上。生产力提高了，技术进步了，生产同样品质或数量的产品，人们的体力劳动减少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技在生产上的应用。原来需要1小时完成的工作，现在只要8小时劳动就可以完成了，这难道不是生产力的进步在劳动上的体现吗?
4.关于生产要素的分配。一些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怀疑，说其他要素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这并不是承认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劳动价值论 按劳分配
论文摘要：目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势必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科学地阐明了分配的性质，系统地论述了收入分配的对象。本文通过总结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运用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观点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并且提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难题的对策措施。
一、引言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分配制度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分配的方式是由资源配置的方式决定的，分配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在分配中，既要重视分配中公平的问题，也应重视效率问题。收入分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在收入分配中体现出来。目前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势必会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副作用。
二、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理论
马克思认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息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级差地租来源于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绝对地租来源于农产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余额。在《资本论》的最后部分里，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直接决定分配的具体实现方式即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了生产的性质，进而决定了分配的性质。分配的性质是由生产的性质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按劳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首先指出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时，曾经深刻论述：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分配形式的具体设想，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必然产物。对此应当根据具体国情和实践要求进行创新发展，确立符合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分配的具体形式。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首先，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公平。以市场为导向的济体制改革，使得那些能够应市场需求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鱼得水，而那些受到种种束缚和限制的经济主体则步入了缓慢发展的行列之中，市场机制作用导致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两极分化，拉大了收入的差距。
其次，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客观上也会扩大收入差距。按劳分配使得劳动能力较强、效率较高的劳动者能够获得较多的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由于财产在代际之间转移的数量不同，工作经历的不同，以及人们对市场机遇的驾驭能力不同，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会逐渐拉大。
最后，过高收入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再分配体制不完善，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严重影响，致使再分配更加不公平。在地区收入差距中，东部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地域条件，能够吸引到较多的资金、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在收入上必然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四、缩小收入差距，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对策措施
第一，采取措施使社会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公平化。在按劳分配中，个人的教育水平、所处社会环境和劳动能力水平各不相同，所获得的收入就会产生差异，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教育。当前，我们应当保证人们拥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才能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生产要素要在成员之间公平分配。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及质量是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的基础，其直接决定了所能获得收入的多少，因此，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要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采取各种措施，公平社会成员的劳动能力获取和生产要素拥有，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必然要求。
第三，要较好地解决公平分配问题，没有较高的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是不行的。应当注重公平和效率的相结合，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政府要规范和完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要通过各种手段，理顺收入关系，保证收入分配公平化。
第四，加强规范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建设，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减少行业的垄断因素，对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进行调节，并对其实行价格管制，减少和降低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降低高收入者的水平，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做好收入的再分配工作，才能够真正地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社会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到第三卷中逻辑缜密地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生产平衡的思想，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学习有助于认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各部门保持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不管生产过程的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这一段话揭示了再生产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就将在分析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协调比例均衡和社会三大产业关系的指导意义。
一﹑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概述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当作个别的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来分析，即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自身的生产。假定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内所经过的形态变化，但未进一步考察它们。而这些未考察的内容，正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要研究的。
总之，在前面资本积累理论中考察的是个别资本，生产过程，这里考察的是社会资本，资本运动的全部过程；前面考察的重点是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这里考察的重点是资本简单再生产。社会资本亦称社会总资本，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交错、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个体和总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微观和宏观的关系。马克思说：“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二）社会再生产的起点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所以，再生产为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但是，再生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下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市场经济形态下，再生产的起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起点不是自给自足形态下和计划经济形态下的以多种必须的生产要素以实体形式的直接集中，而首先以资本积累特别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
《资本论》对货币资本的作用、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有专门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作用有二：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商品生产为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货币形式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启动力，也是生产过程持续进行的动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流动资本上。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都必须用货币先去购买。第二，适应着生产资本的一定规模，必须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与它并存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存在，以便在商品售出之前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工资，这是保证生产连续性和正常周转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货币作用的分析，进而对货币资本重要性的阐述，实际上揭示了市场经济形态下货币资本积累是再生产的起点这个一般规律。因此，鉴于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形式，故而也必须是一种货币经济。资本首先表现为货币形式，没有货币资本就没有生产的前提。资本积累不但是再生产起点，而且必须达到一定数量。一方面货币资本的数量必须满足购买所需数量的多种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再生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产，在生产出的商品出售完成之前，还要有足够数量的货币资本为保证生产连续性和正常周转而必须的购买和支付。
（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和理论基础以及实现条件
1.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是指社会各个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社会总产品即社会的总商品资本。第一，从社会总产品出发进行研究，既可以考察资本运动中的生产消费，又可以考察个人消费；既可以考察资本流通，又可以考察一般的商品流通。第二，从商品资本出发研究，能够揭示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因为在商品资本的运动形式中，既要说明商品资本的每一组成部分是如何销售出去实现其价值的，同时又要说明生产要素的各个组成部分从什么地方购买到。
从形式上看，社会总产品有物质形式和价值形式。在物质形式上表现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价值形式上表现为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是要说明一定时期内已经消耗的资本价值如何补偿；社会总产品的实物补偿是要说明一定时期内已经在生产和生活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如何替换。
2﹑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点：
（1）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统一。宏观经济即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两者的统一，单个资本即微观经济只是生产消费和交换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这个过程，既包括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成交换。”
（2）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实现核心问题在于实现两个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卖得出去，把全部产品卖掉，收回价值，实现价值补偿。二是要买得进来，通过购买，把已消耗掉的各种物质资料买回来，实现物质补偿。这个理论点归根到底就是要全社会不同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生产要按照比例进行。
（3）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时，是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入手的。从实物构成上看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从而社会生产部门相应的地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Ⅰ）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当然两个部类的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更小的生产部门。从价值构成上看，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c，v，m。社会总产品按实物构成分为两大部类和按价值构成分为三个部分，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理论的前提。只要存在商品生产，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要同时受到社会产品使用值物质形式的制约和社会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比例的制约，即社会总产品各个部分的价值和实物形态都要求在交换时得到补偿和替换。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系统阐述以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也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货币作用
货币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再生产的起点这一规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是先完成货币资本积累，然后运用这些资本去购买相应的经济资源，使之变成生产要素，进而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至今，资金问题仍然是全国各个地区以及各个部门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货币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形态下再生产的起点这一规律在发挥作用。
另外，完成了货币资本的积累还需要货币资本的大量集中必须运用于购买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这才会使货币成为再生产的起点。同时，又要合理安排货币资本的结构，否则就是对货币资本积累的浪费。2008年第一季度，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发生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导致一些经济问题有所凸显，比如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居民消费价格受灾害等影响上涨较快等。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针对这一状况，央行2008年以来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2个百分点，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和信贷结构优化：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3%，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长明显放缓，3月末余额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比上年年末低1.3个百分点。第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万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积累、消费的比例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包含了结构均衡和总量均衡的分析，在社会再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因此必须按照比例协调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是市场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过分地强调积累就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然而过分强调消费，就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投入生产的货币资本缺乏。2008年度实行从紧货币政策以来，过热的投资需求就有所缓解，居民的存款有所上升。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下同)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2.7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增速比上年同期高0.9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2.6万亿元，同比多增6617亿元，金融机构存款稳步增长。所以，应当给积累和消费一个合理的比例，使经济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国家在这一方面可以通过运用宏观的财政政策实现对经济比例的协调，即国家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例如，纠正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的经济状况时政府可以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当积累率过高而消费不足时， 可以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付支出。政府可为个人、企业或下级政府提供无偿资金援助， 以调节社会分配。而当消费率过高而积累不足时， 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公债、增加政府投资和加强税收征管来予以调整。而各类消费比例的安排要做到合理， 确保在生产规模扩大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过去的经济发展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致使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投入基金较大， 而在文教、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投入不足， 有大部分社会成员无法负担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十七大强调经济发展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因此， 国家在安排财政资金时， 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投入，减轻弱势群体的生活负担。同时， 制定合理的税制， 缩小居民贫富差距， 提倡培养中产阶级。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经济结构调整
前文提到，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理论上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则是按照第一产业(农业) 、第二产业(工业) 、第三产业(服务业)来划分和组织生产的。由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其最终产品， 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的， 而工业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 因此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要使得经济运行平稳高效就应该协调好三大部类产业结构。
结构性问题也正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体现在对投资品供给巨大和由此引起的消费品供给的连动扩大。即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由此造成第一部类的内部失衡；而通过投资品供给巨大带动的相关消费品的供给扩大，又使得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表明，生产资料的供给和需求要实现均衡，投资的结构要进行较大的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实现。对一些出现过热势头的行业，应压缩投资规模。比如近年来表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投资，投机买房者的炒房行为和房地产商大兴商品房建设不仅刺激了住房需求非理性增长还使得房价由于哄抬而不断飙升，因此，随后中央出台的各项针对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政策以及银行金融体系对于房贷市场的压制政策，都是出于压缩热势，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
第二部类内的结构失衡还表现在消费品结构失衡上。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上是远高于高科技产业。虽然改革后这一现状有所扭转，但仍不容乐观。消费品结构失衡使消费品供给出现扭曲：一方面，传统产品如纺织品、普通家电等大量积压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高科技产品，多附加值产品如电子信息产品等发展较弱。由此看来，消费资料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与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息息相关的。传统产业的发展，应当注重在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进步， 提高自主开发能力。改进传统重工业的增长方式、生产方式， 推动产业发展的节能、节材、低污染， 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 在高技术产业中， 要加速自主开发能力的形成， 加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加速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提高关键零部件的开发、生产能力， 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 在基础产业中，尤其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总之，是要实现以信息产业为带动的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和升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课程改革
1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重要理论基础课，在我国高校中开设得极为普遍。随着时展，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弊端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体系僵化。在传统本科教学中，基本上延续了《资本论》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忽视对当代西方国家的新现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视对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研究。这既不符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理解狭隘化，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削弱了该学科的现实解释力。
第二，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方法单一。马克思曾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运用历史逻辑分析法，侧重于规范分析，缺少实证分析，缺乏现代研究工具的应用，忽略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课堂往往没有互动、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致使其课堂效果差强人意。
第三，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观点陈旧。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以阐述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为重点，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色彩强化放大，而忽视了其“经济学”的角度，忽视对学生经济思维的培养。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例，传统政治经济学仍然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制度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少于论述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新形成机理，从而对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企业运营都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在当前的本科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正日益被边缘化。因此，必须从体系、方法和观点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和创新，才能赋予传统政治经济学以丰富的时代感。
2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2.1 体系的现代化
从学科体系上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创新应以搭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主导方向。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来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2]。可见，广义政治经济学以研究多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为核心。当前，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垄断形式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也要挖掘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实现增值的主要途径，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例如，当代西方国家的垄断组织形式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适应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科学管理的内涵；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余威尚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应当重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及欧美国家的发展困境和对策进行深刻剖析，以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危机、自我修复的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当采取怎样的实现形式；应当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问题。既要挖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也要研究与一切社会形态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特殊表现形式。例如，与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相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据；作为商品经济共性规律的价值规律在当前我国经济的竞争性领域仍然发挥着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作用，而且未来我们应当进一步强化其作用的市场范围。
2.2 方法的现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应局限于历史逻辑方法，而应发展出多样化的综合性的方法论体系，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在一起，加大数理方法的运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现代分析工具，建立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联系。
譬如，在讲解商品经济产生的基本原理时可以运用制度分析法，阐述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讲述剩余价值规律时可以从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的角度加以阐释；在讲解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时，可以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相对比；在讲解资本周转速度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时，可以引入数学方法；在讲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可以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讲解商业流通费用时，可以梳理其与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在课堂讲授时，为达到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应重视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价值规律的作用、货币的职能到资本的循环周转，再到平均利润率规律，都能够在实践中找到大量生动具体的案例，应注重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统规范的案例资源库，并借助于动画、影音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弥补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观点的现代化
从观点上看，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根本任务是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当代社会的实践活动。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应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可阐释为现代企业商品经营的消费者导向；劳动力商品的相关理论，意味着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经营十分重要；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理论和资本的运动性理论都与现代企业的资本增殖息息相关 。
其次，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联系起来。例如，在经济危机理论中，增加对虚拟资本特点和虚拟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对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货币调控提供政策基础。再如，作为虚拟货币的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我国当前的房地产泡沫等问题都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加以分析。
3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在观点创新时应注意区别对待“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
所谓“根本观点”是指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指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做出的判断。对于的根本观点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对于某些具体论断则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发展和创新。
3.2 在体系创新时应坚持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曾在历史上引发多次争论。当前，我们主张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出自该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需要。在关注生产关系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关注资源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全盘置换为对生产力或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那样的话，政治经济学将丧失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的根本立足点。
3.3 在方法创新上应注意避免陷入“去内容化”的陷阱
当前，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现了经济学泛数学化的趋势。其实，数理方法的运用只是对历史逻辑方法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数理分析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观点的呈现工具而已。如果理论或思想本身是苍白的，那么无论运用多么精巧的数理模型去包装，也不可能产生鲜活的生命力。同样，在案例运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力争选取富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让案例真正能为观点或理论服务。
总之，只有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当代经济，反映国际和国内经济的最新变化和热点问题，综合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实践为导向进行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政治经济学课程才能受到当代大学生的欢迎，才能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其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军. 《资本论经营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作者简介：
国福丽（1979—），女，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