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06 18:31: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建设机械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的特点与操作方法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力量，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机械论文，离不开对农业技术的普及和农业机械的投资。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是一种具有稻、麦兼用机,性能良好，特别适合南方水田的稻、麦收割,因为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还可以收割较严重倒伏的作物，深受农民的欢迎。相对于农村农机人员文化较低，而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整体结构较复杂,对使用者的技术水平要求也较高。笔者对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的结构、操作方法以及保养维修等方面作一概述，给各地的农机人员作个参考。
主要结构特点
1.割台
割台动力单向同步输送,扶禾高度和速度要适时调节,满足不同高度作物、不同脱粒难度品种和倒伏作物要求,对严重倒伏作物也能轻松扶起并顺利输送。切割装置采用动定刀组合及动刀左右双驱动机构,割台震动小,零部件不易损坏。宽割幡,各链条交接口设计紧凑,交接平稳顺畅,输送平滑均匀整齐,不易堵塞。
2.脱粒清选装置
采用下脱式轴流二次清选机构,大直径超长单脱粒筒,凹板包角大,脱粒间隙可调,减少籽粒破碎率,提高籽粒清洁度。上抬式脱粒筒,脱粒清选室可完全打开,清扫拆装和维修保养方便。整体箱式大摇摆振动筛,多级筛分选,气选方式并用,提高清选能力,改善湿脱性能。采用可更换的高强度的钢板筛网,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唇形加强板、加强筋等方式来增强对难脱作物品种的适应性。
3.简便多样化的茎秆处理方式
茎秆处理有切碎和条放两种方式。圆盘切草刀采用齿形陶瓷制作,且采用双支承切断方式,延长了刀片的使用寿命。茎秆排草两段输送,输送整齐,不易堵塞。
作业开始时的调整
在作业前,必须对机组进行合理的调整,这样才能保证机器正常工作,且有良好的作业质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延长使用寿命。
1.作业前调试
（1）割茬高度和割幅宽度。割茬高度的调整主要取决于地面平整度、作物生长高度及作物是否倒伏等因素。半喂入联合收割机割茬高度—般控制在 5-15cm之间。适当提高割茬高度有利于延长割刀使用寿命。实际作业时—般不应进行满幅收割,而应空出5-15cm的幅宽。
（2）作业速度。—般情况下,可将副变速放到高速挡,主变速位于最快的位置进行快速收割,但在作物潮湿、倒伏、高产难脱或地块高低不平时,应适当降低前进速度,降低的程度主要视作业质量而定。
（3）脱粒喂入探度。脱粒喂入探度—般自动控制,通过调节自动脱粒深度传感器位置使穗头到达脱粒深度指示的位置,脱粒性能较好。当收获过程中发现脱粒负稍较大时,可使用手动脱粒深度开关将脱粒深度适当调浅—点。
（4）振动筛筛片手柄的调整。振动筛筛片的作用主要是控制籽粒的清洁程度。在使用中筛片手柄—般位于中间位置。当籽粒清洁度差、枝梗较多时,应调小筛片的开度；当作物潮湿负荷大,杂余较多,籽粒抛洒严重时,应调大筛片的开度。
（5）扶禾链辅助拨导轨的调整。—般情况下收割直立作物,拨指导轨的位置对收获质量影响不大。当怍物较高、作物倒伏易打结时,须将拨指导勒调到起作用的位置。当作物容易掉粒或麦收后期茎秆容易折断时,可将导轨调整到不起作用的位置,使扶禾链上力拔指缩进扶禾链壳内。
2.作业时的适应性调整
收割机开始作业时,先将油门调至2000r/min左右,缓慢合上脱粒、割台离合器,让收割机缓慢进入田块后,操作液压转向杆,降下割台,通常使分禾板的尖端离地面2-3cm。在刚下田时,应将脱粒深浅装置调至脱粒深的位置。在收割时,再根据作物的高度、脱粒效果调节脱粒深浅至恰当的位置论文提纲怎么写。在收割50-100m后,应停下来检查收割机的脱粒损失、谷物分离和清选效果及谷物的破碎等情况,然后对收割机进行险查和调整。调整后,继续收割 100m左右,再进行检查和调整,直到满意为止。
随时检查定期保养
1.随时检查
（1）清除杂物。拆下所有防护罩、各传动链条、割刀、摇动筛及脱粒滤网,打开机内清扫口,用水冲洗掉粘附在各处的泥土、杂物等,清除缠绕在传动部位、链条及机内死角处的秸秆杂草,并用干布擦净,空转三四次,再用压缩空气吹扫,以清除机内的残留杂物。
（2）保养割刀。清除动刀片及定刀片上的泥土,若刀片磨损、破损或变形超过规定时必须更换；动刀片与定刀片之间的间隙为O-0.5mm,涂油防锈。
（3）检查、调整“扶起链条”检查张紧挂钩的下附距离(该距离的标准为 0.5-2.5mm),如过大说明链条松动。应调整张紧弹簧。当链条不能张紧时,应当拆下二节链条。
（4）检查“左右穗端链条”的张紧度。观察滚轮轴与罩的长孔部位,如有33m印以下的空隙属正常；当无空隙时,说明链条已松,应调整。调整方祛是拆下二节链条(只有通过此方祛才能调整)。
（5）观察滚轮轴与罩的长孔部位。如有33mm以下的空隙属正常；当无空隙时,说明链条已松,应调整。调整方祛是拆下二节链条。
（6）切草刀磨损或缺损应更换；切草刀与喂入刀之间的间隙应为4.5-7.0mm,不在此范围内,应予调整。
（7）每天检查各紧固件的牢固性。主滚筒弓齿有无松动,切草刀的锋利程度,各传动部件及轴承的情况,各密封处的情况,传动带是否张紧,链条有无松弛现象,履带是否损伤,是否有渗水渗油现象,发动机机油是否适量,冷却水是否充满,空气滤芯是否干净、仪表工作是否正常等。
（8）加注油。每天必须在割刀、割台输送链、脱粒机输送链和夹持杆等活动部位加注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调整或修理。
2.定期保养
（1）收割机在磨合运转时,链条、传动带和履带会发生初期伸长,所以在最初使用20h后必须调整其张紧度。
（2）首次工作满50h后,必须更换发动机机抽、各传动箱齿轮油或液压抽、支重轮和导向轮轴承内的油,更换时必须使用规定牌号的油品。
（3）首次工作满50h后必须更换柴油滤芯和机油滤芯,以后每隔300h必须更换。
（4）工作满200h后应更换各传动带、主滚筒弓齿(可反向使用)、切草刀、副滚筒弓齿、搅龙切刀、振动筛密割狡条、导向轮和支重轮的轴承。
（5）电气系统导线每年应检查1次。
（6）燃油管、散热器接管、高压油管等橡胶类零部件每2年应更换1次。 收割机的管理
收割机在经过一个作业季节后,要存放到下1个季节才使用,时间较长,应妥善保管。
（1）收割作业结束后,应将收割机从拖拉机上卸下,全部清洗1遍。检查各零部件,对磨损件应修复或更换。
（2）将各点注足油。动、定刀片表面涂上黄油防锈。割台挡板、扶禾器罩等涂上防锈剂。
（3）卸下输送带,并和悬挂机构及其他机件存放好。
（4）将收割机放置在干燥防雨处。扶禾器尖朝里放(对墙而放),以免碰坏或伤人。收割台上严禁堆放其他重物,防止割台变形。
【关键词】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 环境影响评价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为核心”，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与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它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途径；环境影响评价是我国贯彻“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基本政策、加强环境管理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两者都追求对不良环境影响的预防和源头控制，都着力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双赢，着力于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系统内部的协调及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但是在非循环经济理念下的传统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要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才能保障循环经济的实施。
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的独立特征，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系统建设作为维持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二是新的经济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仅仅沿用19世纪以来机械工程学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三是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在考虑自然时，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新的生产观。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
五是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首先，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大多集中在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而且对生态环境保护范畴的认知比较狭义，未立足于全面协调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出发点，评估范畴没有涵盖经济行为的全过程，也未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废旧资源再生循环作系统的分析评价。
二是管理范畴不全面。传统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管理范畴不完善有以下几点：只关心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利用、产品生产、废弃物产生及处理等几个主要阶段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对于产品的销售、服务、使用和产品生命终结后的废旧产品的回收利用，及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没有充分考虑；只注重生产建设活动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污染治理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 （“三同时” 制度），较少关注选址、生产工艺流程以及产品设计等环节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只注重环境显著影响，不够注重对生态平衡的潜在影响；没有足够重视项目的资源利用方式、利用效率和资源再生循环利用能力的评估。
三是指标体系的限定范畴过于狭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估指标体系也不够全面。现有指标体系主要是针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由大气、水体、土壤以及废渣、噪声污染等一系列指标组成。
四是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立法与执法工作存在问题：自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施行以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已实施了九年，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紧密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围绕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调整，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切实贯彻清洁生产、达标排放、以新带老、区域削减等原则，有效地控制了新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确保了中国环境质量没有恶化，局部地区还有所改善。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立法与执法工作面临的形势却不容乐观，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尚未全面推行；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存在；三是，环境影响评价法执法队伍能力水平和责任意识亟待提高；四是，违法成本高、守法成本低的问题尚未解决；五是，公众参与机制尚需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陆书玉，栾胜基，朱坦.环境影响评价，2001：6～7
[2]曲格平.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2001.
论文关键词：生态人；大学生；生态道德；养成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二十一世纪议程》指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教育对于改变人们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培养环境意识和道德意识，对于培养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公众有效参与决策的价值观与态度、技术和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具有生态文明的社会，关键是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生态道德氛围。公众的生态道德已经成为反映一个社会道德水准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潘懋元教授曾指出：“许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例，应负主要责任者很多是我们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栋梁和明天的决策者，对我们的环境现状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因此，加强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重视其生态道德的养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生态道德教育与生态意识
环境教育是人们认识和解决当前环境问题的重要环节。我国环境教育始于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1992年，全国首届环境教育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标志着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教育体系。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又逐渐意识到，单一地强调环境教育不能达到教育效果的最优化，它有使教育滑向单单注重环境一边的倾向与危险，我们要进行的是以“人与环境”双向整体为内容的教育，更准确地讲，应该叫“生态教育”。
生态教育，德育先行。生态道德教育，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道德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长远利益和更好地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它要在受教育者的思想上树立一种崭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和生存发展观，并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控制人与自然的盲目行为”。
生态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德育活动，是德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育人类保护环境的伦理精神以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何谓生态意识?美国科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eopoid)于1933年在《大地伦理学》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他说：“没有生态意识，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种空话。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大地(自然界)。”为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针对大学生尤其是非环境专业的大学生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就成为高校生态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当代大学生的生态意识现状及分析
早在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教育部就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我国首次全国范围的公众环境意识调查，得出的结果表明：在我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环保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年龄增长与环保知识总体成反比，青少年的环保知识水平高于中年人，中年人高于老年人。在对世界面临问题的重要程度，我国面临问题的重要程度排序中，少年均把环境保护排在第一位，而成人对环境保护的排序则居第四、第五位。70．3％的少年环保知识来自于学校，课堂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来源途径。
2003年6月至11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实施了“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其中涉及居民生态意识内容的这一部分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的生态意识与其年龄和文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关数据分析表明，大体上，被访者的生态意识水平与年龄的增长成反比，与文化程度成正比，在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中，有超过7成的人生态意识是不及格水平，而在接受大学本科以上教育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达到70分以上。
从1998年和2003年这两次生态意识调查中可以看到，我国的生态道德教育在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广大青年学生在接受相关教育之后生态意识明显高于非学生群体。然而，据一份2002年对北京市部分高校大学生生态意识的调查可以看出大学生的生态意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仍有待进一步加强。这次调查将北京大学生的环境意识概括为：环境知识总体水平较低，并且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不均衡性；环保参与意识较强，但行动滞后；大学生对政府寄予厚望，但同时又对政府工作缺乏了解。很多学生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环保观念，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发展，但在行为上却表现为不能从自己做起，不愿从小事做起，很多同学对自己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认识不够，在知与行上差距很大。
此外，我们浙江林学院在2006年寒假和2007年暑假牵头发动了“全国农村废弃物现状调查”和“全国农村废水现状调查”，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4000多份，调查对象涉及全国诸省份。根据对收回的有效问卷分析显示，在我国(主要是农村)，人们对资源的循环利用意识非常缺乏，许多在其他领域可再度利用的资源，如家禽粪便、植物秸杆、沼液等，成了造成环境污染的废弃物。青少年的环保知识总体水平高于中老年人，但他们在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知识和意识与中老年人无明显差异。
总之，我国生态道德教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完成了大学生生态意识启蒙的任务，但从生态保护的实际行为层面来看水平还是很低的，很多只是停留在生态知识的认知水平，严格说来，并未上升到生态道德的高度。这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耍使学生对价值观有所理解并且产生强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因此，现阶段我们的生态道德教育应在帮助大学生树立起新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多下工夫，使他们的生态意识由浮泛的认识层面向更为深入的自觉行为的层面转化。
三、生态人培养理念下大学生生态道德的养成
一个人可能具备环保知识和生态意识，但这只是生态环境道德的初级阶段。生态道德的养成有一个从认识生态规律的“真”到形成生态道德的“善”的过程，其间结合着对生态“美”的体验。生态教育的目标在于要实现从17世纪以来笛卡尔和牛顿开始的机械的世界观向整体的生态的世界观深刻转变，用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哲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用关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世界观代替机械论、元素论…，要把与新的世界观相联系的价值观系统通过教育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根本变革。因此，帮助大学生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就意味着，我们既要与以人为中心强调人对自然奴役的传统的人统治自然的价值观决裂，同时也要批判以自然为中心强调自然对人的奴役的自然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最终都将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
生态道德教育的最理想境界是实现从“包含了生态知识与理念”的道德行为体系上升到“整个道德行为体系的生态化”，进而在此体系下的每个人都能成为具有生态特征和生态理想的生态人。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努力。
(一)在高校道德教育课程的建设中，将生态道德教育纳入高校德育范畴，重塑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将生态道德教育纳入高校德育范畴是培养个体生态意识的必然要求，是高校德育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目前，部分高校正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比如，我校正积极筹备并将在2008年春季学期通过在全校范围内开设相关通识课程来对全体学生进行生态知识及生态道德等的普及教育。通过通识课程的开设，并辅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辅导员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多方位的教育与熏陶，形成浓厚的生态教育氛围，共同推进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向纵深发展，这必将对学生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的养成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在师资队伍建设中，着力提高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生态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行动参与意识，动员并整合全校的力量，形成“生态道德教育合力”
我国很多学校对生态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校生态道德教育课程建设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高校对非环境专业的大学生没有开展系统的生态道德教育。事实上，要真正做好学生生态道德的养成教育，全体教师首先要转变传统奴役自然的观念，从内心深处认识到生态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有效的生态道德教育是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必须具备一种整体教育意识，由各类学科的教师积极参与与配合，在日常教学中渗透生态道德的培育。只有教师真正从内心认可生态教育的理念，并整合全校力量形成一股“生态道德教育合力”，生态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实效。
此外，由于生态伦理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因此，必须有一支专门的队伍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由相关的专家、学者直接承担生态道德课程的教学工作。
无论是开设专门的生态道德教育课程，还是纳入德育课程，或是通过其他课程的渗透，生态道德教育成败的关键都在于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形成及其素质。
(三)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行为的养成教育中，努力改善个体生态知识与生态行为相脱节的状况，做到知行统一
对于道德教育，的看法是，“道德不是记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而是要注重实际行为，要“随时随地，抱着实验的态度”。因此，在人类生态意识普遍觉醒之时，高校首先迫切需要做的工作就是，使每一个觉醒的大学生将生态意识付诸行动，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追随绿色时尚，建设绿色文明，实现大学生生态意识由知到行的转化。具体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进行。
1．通过制度建设进行生态规范。学校通过建立并完善相关的制度将生态道德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及管理结为一体，利用制度来约束学生的行为，促进大学生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意识，从外部环境促进大学生把接受的生态教育内化为自己所认可的价值观，再外化为学生的生态行为。
2．通过社会实践提高生态意识。组织大学生开展环保实践活动，通过第二、第三课堂形成多维立体教育网络，在实践中提高意识。生态道德教育实践包括课堂内和课堂外两方面的实践。可以组织大学生开展生态状况调研，也可组织大学生走进企业、走进村镇、走进社区开展生态宣传。这样，在提高大学生的生态意识的同时也提高社会公众对人与自然和谐规律的认识。
论文摘要：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和高价值的循环经济路线，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对资源等的需求与自然的承受能力形成了较大矛盾。对德国、日本、美国、丹麦、加拿大等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以及我国已有法律法规的考察表明，发展循环经济应加紧出台比较完善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并在全社会培养全民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观念。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2009年，在丹麦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揭示了全球气候、环境问题。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二五”期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入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循环经济相关理论研究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E.Boulding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鲍尔丁（1965）将地球比作太空航行的宇宙飞船，因为自身资源的有限性，所以要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如果任意开采，超过其最大承受力，地球将最终走向灭亡。1966年，他又阐述了用循环经济发展方式代替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观点。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很多学者对循环经济进行界定。毛如柏认为，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开放或单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的“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诸大建指出，循环经济是针对工业化以来高消耗、高排放的线性经济而言的……是一种善待地球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手段就是合理和循环利用资源。马凯（2005）也指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任勇指出循环经济是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的资源流动方式实施“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和无害化”管理调控的、具有较高生态效率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最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低的污染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建成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很多学者从生态角度对循环经济作出解释。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吴绍忠（1998）提出循环经济的含义，指出要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中，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解振华（2003）提出，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一产品一废物排放”开放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的“资源消费一产品一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此后，解振华（2004）将循环经济定义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它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二）循环经济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循环经济理论进行了研究。Pearce将资源环境的全部经济价值进行了总结，将其划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或存在价值，使用价值被进一步划分为：一是可以通过市场体现的直接使用价值；二是间接使用价值，大体相当于生态学家所说的生态功能；三是选择价值，是指人们保存或保护某一自然资源以便将来作各种用途，它代表资源的未来使用价值；四是存在价值，体现了人类对自然景观和物种的感受和价值的认可，这种价值与现在的使用和未来的选择无关。这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还有一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某些具体领域上。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加快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随着循环经济作用的凸显，不少学者论证了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循环经济思路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资源环境导向，能够增强产业结构调整的针对性和可持续性，弥补传统思路的不足。徐嵩龄提出，循环经济具有跨企业、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等多种特性，其实施必然涉及生产技术工艺的新的组合与集成、经济结构与布局的新的调整，因此有必要为因循环经济而出现的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制定新的规则与规划。
二、国外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
循环经济从21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迅速发展。世界上循环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有日本、德国、美国、丹麦、加拿大等国家。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使得循环经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纷纷进行循环经济的立法工作。法国于1975年、1992年通过了第一部垃圾处理法《废弃物及资源回收法》和第二部垃圾处理法。荷兰、丹麦等国都有专门立法，对废弃物回收利用、循环使用的具体目标和实现的期限进行了规定。
日本为实现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形成而建立的法律体系，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最完备的，通过这些法律体系，规范了政府、企业、国民在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方面的社会行为。1999年，日本政府针对所面临的资源匮乏与环境污染问题，在召开的产业构造审议会上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社会的构想，把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提升为基本国策，并颁布和实施了若干法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措施，强调从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循环经济，而且还用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建立循环型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废弃物的回收比率，例如《家用电器回收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总的来讲，日本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立法办法，是先有总体性的立法，再向具体领域推进，即以《促进循环社会形成基本法》作为基本法，在其指导下建立各领域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
美国循环经济做得较好。美国的杜邦化学公司利用“3R”原则，首先在生产阶段使用对环境污染最小的原料，并把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废物合理利用，当作下一次生产的原料，形成了企业内部生产的循环，最终实现对环境的“零污染”。因为这种循环经济模式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因此又被称为“小循环模式”。同时，美国循环消费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旧货交易体系的成熟化，多种形式的旧货交易方式使得旧货的价值在社会范围内得到最大的实现。
德国、日本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较为完善，尽管它们立法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两国都形成了从基本法律到具体的法律、法规的系统、全面的法律体系，为其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美国的“杜邦模式”和丹麦的“卡伦堡模式”为企业内部和企业间无污染、无废物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模式。加拿大政府在该国发展循环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美好居住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美国的旧货交易模式在循环消费方面具有典型性，这种全民循环经济意识更是值得借鉴。
三、我国出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文件
针对发展循环经济，我国出台了相关法律、政策和文件。
（一）我国出台的关于循环经济的一系列法律
2003年1月颁布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该法对企业清洁生产的具体实施办法以及鼓励措施和相关法律责任都作了明文规定，在规范我国企业清洁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最初制定是在1995年，2004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并自2005年4月施行。《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修订版），对工业固体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以及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都作了具体规定。《可再生能源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实施和修订，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节约能源法》于2007年10月通过，并于2008年4月1日实施，为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促进我国能源利用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2009年1月开始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它是对我国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的规范要求进行系统阐述的一部综合性法律，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日趋完善的重要标志，是继日本之后，世界第三部由国家立法机构正式制定的国家循环经济法，这标志着循环经济已上升到基本国策的地位。
（二）我国出台的有关循环经济的政策、文件
国务院于2005年7月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这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纲领性文件。此后，又相继了一系列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文件。同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了《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环发[2005]114号）；2007年3月了《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7年第8号）；2007年9月了《电子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2007年第40号），对拆解利用处置的监督管理、责任认定、处罚措施都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
同时，我国很多地区也制定并出台了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文件，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循环经济在地方上的有效发展。例如：为推进重庆市循环经济的发展，2005年3月通过并施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2005年第179号），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深圳宝安区2006年出台的“1+2”文件，包括《关于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深宝发[2006]19号）、《宝安区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行动计划》（深宝府[2006]56号）、《宝安区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一十百千万”示范工程实施方案》（深宝府[2006]57号），为促进全区循环经济工作的全面展开提供依据和保障；石家庄市于2008年5月开始实施《石家庄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条例》，以节约资源，促进再生资源的利用。
四、对我国“十二五”期间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
发展循环经济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系统工程，“十二五”时期，发展循环经济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各个总部门的合作。如加拿大被世界评为宜居国家，加拿大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政府必须重视发展循环经济，使各单位、各部门都以循环经济为宗旨，将循环经济理念贯穿到各项工作中。
（二）出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
学习和借鉴日本、德国等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经验，在《促进循环经济法》等相关法律的指导下，继续研究并出台促进我国循环型社会建立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我国“十二五”期间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智能制造的欧美版本
在“中国制造2025”出台以前，智能制造在国际已经有多种版本，其中最主要的是欧美三国的版本，即德国的“工业4.0”、英国的“高值制造”、美国的“先进制造”。
德国的“工业4.0”。“工业4.0”是德国面向2020年的高技术战略，核心内容是智能化生产系统，即在系统或产品的生命周期内，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化实时传给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随时通过数据优化价值创造流。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概论》作者乌尔里希·森德勒的观点，理解“工业4.0”有四个要点，即第四次产业革命、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物与服务联网(IOTS)、机器对机器的通信(M2M)。
“工业4.0”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被称为“工业1.0”，其标志是蒸汽机和机械生产设备；第二次工业革命被称为“工业2.0”，其标志是电动机和大规模生产线；第三次工业革命被称为“工业3.0”，其标志是电子、信息技术和高度自动化生产；第四次工业革命被称为“工业4.0”，其标志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和智能化生产。简而言之，“工业1.0”是机械化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是智能化时代。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是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也称之为智能技术系统，它不是独立设备的集合，也不是单纯的互联网，而是由具备物理输入输出功能且可相互作用的元件组成的网络。互联网原来只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现在则是具备万维网接口的任意设备。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基础是数字通信技术，主要包括传感器、执行器以及网络化的智能组件技术。智能工厂就是把若干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整合起来，形成更大的系统。
物与服务联网是物联网发展的新阶段。物与服务联网，就是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配备一个IP地址，通过标准协议彼此联网，同时也和人联网。物与服务的联网，实质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化服务。
机器对机器通信是指终端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信在电缆和传统电器中早就存在，在“工业4.0”中，主要是增加了由无线服务和标准协议所建立的网络。
根据德国《“工业4.0”白皮书》，实现上述内容需要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价值创造网的水平整合，全生命周期内工程学的一致性，垂直整合和网络化的生产体系，新的工作基础设施，跨领域技术。①
英国的“高值制造”。英国政府面向未来的战略是“高值制造”。“高值”是从价值形态上说的，“高值制造”就是高附加值的制造。“高值制造”是一场制造业的革命，它的产业形态是按需制造、分布式制造和产品服务化，它的技术形态是新兴技术群、数据网和智能基础设施。根据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前瞻水平扫描中心的定义：“这场革命由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材料驱动，同时伴之以基于三维打印技术的本地化定制生产，走向产品加服务的商业模式——‘产品服务化’。”②
“高值制造”战略的主题是资源效率、制造工艺、材料集成、制造系统、企业模式。在主题之下，又分为若干新兴技术群和产业领域。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新材料使制造形态和商业模式发生变革。
数据网是第二次互联网革命的主要内容。互联网是第一步，数据网是第二步。数据网为数据和网络文本添加结构和意义，基于通用互联网协议实现各种数据、物体的互联，同时把互联网分成专属的“网络分区”，从而改变网络的价值。
智能基础设施与互联网革命密切相关。互联网是在现有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固定电话网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互联网的革命将深刻改变基础设施，不仅是数据传输基础设施，还包括数据处理、数据储存和电力供应，主要是智能电网、传感器网络的推广和应用，以及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拆拼再利用”。
美国的“先进制造”。美国面向未来的战略是高端制造。根据美国科技顾问委员会的定义，“先进制造系指一组活动，它们依赖于信息、自动化、计算、软件、传感和网络等的采用与协调，并运用物理学和生物学开发的前沿材料和新兴能力，例如纳米技术、化学和生物学。它既包括以新颖方式来生产已经有的产品，也包括制造基于新兴前沿技术的新产品”。③简言之，“先进制造”是指采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利用新材料等新兴技术生产新产品的系列活动。
“先进制造”与数字革命相联系。美国工程院认为当前正在发生的数字革命有三个特征：计算能力的持续增长，通信和分析能力快速提高，机器人技术和控制系统的进步。数字革命使高速计算机、先进传感技术和先进材料不断进入生产过程，这必将变革价值创造方式和就业格局，极大地提高生产率。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建议支持“数字驱动型创新”，包括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分析、使用和传播等技术研发。
据中国专家的实地调研，美国正在进入“新硬件”时代。“新硬件时代，是以美国强大的软件技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由极客和创客为主要参与群体，以硬件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新产业形态。这里说的新硬件，不是主板、显示器、键盘这些计算机硬件，而是指一切物理上存在的，在过去的生产和生活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造事物。”
上述智能制造的三种版本，“工业4.0”最优。各个版本虽然表述、重点有所不同，但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结论：
第一，人类正在发生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不是把互联网简单应用到传统产业领域，而是互联网、物联网、传统产业三位一体的革命，智能制造是这场革命的典型表现。
第二，此次产业革命的根本特征是智能化，即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全面融合，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服务、物与物、物与服务全面链接，基础设施、生产过程和价值构成重新整合。
第三，数字技术是智能化的使能技术(或关键技术)。数字技术使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新应用、智能工厂、机器人、增材制造和软件设计等众多新技术成为可能，而众多新技术的突破又反过来为进一步数字化提供物理和生物基础。
智能制造与新产业革命
一段时间以来，智能制造成为热词，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单化。很多人以为只要把互联网引入传统产业，智能制造就实现了。这是从传统发展方式理解的智能制造，而不是从新产业革命的意义上理解的智能制造。作为新产业革命的主要部分，智能制造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与新产业革命的三个要件不可分割的。这三个要件，也可以说是智能制造的三大支柱，就是劳动力知识密集化、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对象服务化。
劳动力知识密集化。所谓劳动力知识密集化，是指劳动力不仅接受过专业教育，而且还具有即时学习的能力，从而使专业知识交叉融合、知识与操作交叉融合。
在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方式中，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等知识密集环节与制造环节相对分离，学科之间、理论与实操之间线性接续，互不交叉，因而需要的是专业型的员工。智能制造产业链是非线性的、矩阵式的，各个环节平行运行、交互作用、协同优化，生产系统的复杂性增强；由于分布式制造和产品服务化，产业链已不仅限于企业内部，而是跨企业、跨地域的。这就要求劳动力既要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又要有跨学科知识；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际操作能力。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复合型、主动型人才成为主要需求。这种新型的劳动力既是设计者、研发者，又是协调者、操作者；既懂软件和硬件技术，又懂机械和制造技术。与自动化相适应的是专业化的人才，与智能化相适应的是复合型人才和能力型人才。
需要说明的是，智能制造并不取消专业性，而是在专业性的基础上要求全面性，能够融会贯通，理解全局。这种全面性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互联网使海量知识资源能够即时共享，只要愿意，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所需的知识。E学习、APP学习、微信学习、游戏学习等新型学习、教育方式，为劳动力知识密集化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机遇，据《欧洲产业和企业数字转型》报告，E学习市场在未来十年间将增加15倍，占全部教育市场的30%。
劳动力知识密集化在就业结构上体现明显。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美国高端产业雇佣了全美80%的工程师。美国由“从事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的“创意阶层人士”，2000年已经占到就业人口的近1/3，欧洲平均也在25%～30%。美国创意产业的薪酬占到全美所有产业薪酬的将近一半，相当于制造业和服务薪酬的总和。⑤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美国为61%，俄罗斯为54%，日本为41%。可以说，科学家、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在就业结构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
生产工具数字化。所谓生产工具的数字化，是指数字程序控制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工具的虚拟化，以及生产工具与虚拟生产工具之间的交互结构。例如，数控机床就是生产工具由数字程序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AD)就是生产工具的虚拟化。
工业文明的生产工具是大机器，而且是自动化的机器，生产装置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运行，从而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有害的环境中解放出来。
这种情况在新产业革命中改变了。按照IBM工业研究院哈德·鲍姆的观点，智能制造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是五种技术创新，即移动计算技术、社会化媒体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分析和优化技术。它们相互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增值、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也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形态。机器装备等劳动工具普遍使用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形成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包括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柔性制造系统等。数字化工具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实时感知、分析、处理和控制，相互交流并与周围环境交流，自动更改配置并存储信息，分布式地自我组织，提供和执行全流程最优化方案。
生产工具的数字化使软件具有了战略意义，软件的研发成本也占据了重要份额。西门子公司软件研发的支出占了整个集团研发预算的大约40%，达到了40亿欧元。据国外专家估计，当前纯工业软件的世界市场份额已达180亿欧元，预测未来每年还将上升8%；工业型软件在有关物流、安全和能源管理领域的额度已超过1000亿欧元。⑥
生产工具的数字化也使生态文明成为可能。数字化使技术体系能够通过提高单位资源效率的方法来增加产品总量，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全部经济、社会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对废物进行资源化和再利用，把物质消耗和环境污染维持在自然界自我修复能力的范围以内。
劳动对象服务化。所谓劳动对象的服务化，是指劳动对象特别是劳动产品从物质单体变成从物质单体诞生直至回收的系统，而服务是该系统的主要部分。
工业化发展方式中的劳动对象，从动力上看，是大规模的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从原材料上看，是大规模的钢铁、水泥等矿物质材料；从最终产品上看，是大规模的实物商品，所有产品都是物质实体，从研发、设计开始，在制造终端完成。
而在新产业革命中，产品变成与服务一体化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实体产品，以及围绕实体产品的服务。据陕汽公司提供的数据，目前平均一辆卡车的售价为30万元人民币，但卡车使用以后产生的成本是500万，在卡车整个生命周期内，服务的价值占绝大部分。所谓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系统从产品设计、研发开始，经过制造、售后，直至回收再制造的全过程。
产品系统中的服务，主要包括单体产品服务——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等，以及单体产品衍生服务——服务是主体，单体产品是载体或工具，还包括无产品服务——与单体产品无关、但经济上有关的结构。其中单体产品服务是最核心的服务，产前服务是指产品的研发和设计，这是一个以产品为核心，制造商、供应商、用户、创新者、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参加的设计、研发圈；产中服务主要是厂内和社会的相关生产；产后服务则是从产品诞生直到实体产品消失为止的服务“长尾”。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服务类投入占到制造业产出的20%～25%，制造业岗位中30%～55%具有服务性职能，若加上外包服务，美国制造业服务类岗位已超过生产类岗位。据笔者实地调研，2014年，中国智能制造走在前列的陕西汽车股份公司，利润的44%来自于产品服务。2005年世界著名传统制造公司利润的50%以上来源于服务活动，全球500强企业中56%的公司从事服务业。而且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越来越依靠金融、电信、物流等服务性企业，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高端产业每个工人每年从其他商业服务中采购23.6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而其他产业的采购仅为6.7万美元。
智能制造与中国机会
以智能制造为重要内容的产业革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敞开了窗口。同时，向中国敞开的还有另外两个窗口，一个是巨大的经济存量的转型，另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后期带来的经济增量。如果说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性政策消化期在同一时间重合出现，是老的三期叠加，那么，新产业革命的发生期、新发展方式的形成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期同时重合出现，则是新的三期叠加。如果说老三期叠加困难不少，那么新三期叠加则是机遇大于挑战。
新发展方式形成期提供的第二窗口。新发展方式形成期的机遇首先是大规模实体经济提供的载体空间。我国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实体经济，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物质消耗和环境容量已经走到临界区域；低端外部需求已经接近极限；单纯以廉价劳动力、廉价商品和薄利多销为内容的向下竞争，已经走到尽头，加速形成新的发展方式上升为刚性需求。巨大的经济存量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以物质资源投入为主转变为以人力和知识资源投入为主，即用无形资本替代有形资本，真正转型为一个知识型、创新型、服务型的经济体，实现智能型增长。
其次是大规模城市化提供的增量空间。2014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4%。如果按照每年转移1000万农村劳动力的速度计算，10年后还会有1亿人口城市化。城市化必然引起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总量的巨大增长，也必然引起我国消费规模的巨大增长和消费水平的大规模升级，相应地也将对智能制造产生巨大需求。我国的城市化是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完成以后开始的，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有条件不重复、也不应该重复先发国家传统城市化的老路，即先污染后治理、先粗放后集约、先发展后转移的道路，而必须一开始就以智能制造、生态经济支撑。
全面小康社会建成期提供的第三窗口。我国已经度过了温饱阶段，实现了整体小康，正在建设全面小康。2012年的统计公报反映，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都在下降，而且两个数值越来越接近。从经济规律来看，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阶段，人们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生活资料领域，生产和消费水平比较粗放；而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的物质消费不仅有较大的增长，而且会出现重大的升级，同时人们的非物质性消费也大幅度增长、升级。这就为智能制造、高端服务开辟了新的领先市场。
新三期叠加放大了智能制造的机会窗口。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处于中低端，发展很不平衡，存在大量“工业2.0”产业，因此，中国智能制造只能分两路走。一路是大多数弱势产业，必须循序渐进，从“工业2.0”上升到“工业3.0”，然后到“工业4.0”；另一路，是少数优势产业，有可能直接从“工业3.0”进入“工业4.0”。
除了上述两路大军以外，还有一路大军，他们已经处于智能制造阶段，虽然水平不一定是世界最高的。如华为、中兴、陕汽、海尔，等等，他们是我国智能制造的第一方阵。
处于“工业2.0”阶段的产业，以及城市化形成的增量产业，不一定按部就班地从“工业2.0”到“工业3.0”再到“工业4.0”，虽然也有这种可能性。由于新三期叠加，放大了智能制造的机会窗口，出现了“毕其功于一役”的现实可能性，即三路大军几乎同时进入智能制造阶段。我们既要看到老的三期叠加，同时又要看到新的三期叠加，而且我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处于新的历史起点：整体上已经渡过温饱阶段，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带来的科技人力资源红利正在显现，只要战略选择得当，经过扎实工作，三路大军完全可以平行实现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的中国战略
新三期叠加的窗口已经打开，必须采取必要的战略，为智能制造准备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否则也可能丧失机遇。
人力资源超增长战略。人力资源超增长战略，就是在从2016年到2025年10年左右的时间内，通过投入和优化结构，急速使我国新增劳动人口普及高中阶段教育，55%达到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如果持续使新增劳动人口的55%达到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就要求高等教育入学率，即在校大学生占该年龄段人口的比例，必须达到55%。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毛入学率在15%～50%，普及化阶段的毛入学率在5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的国家，全球有54个；⑦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5%。
人力资源超增长战略具有现实可能性。一是由于新增劳动人口的减少，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已经处于一个加速减少的时期。据专家预测，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将开始减少，2020年后减少甚至会加速。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已经连续3年减少，分别减少了345万、244万、371万。新增劳动人口的减少是个劣势，但又是个优势，即缩小了受教育人口的基数。二是我国具有适当扩大教育规模的公共财力和社会资本。新增劳动人口的减少和教育规模的适度扩大，使较大幅度提升入学率成为可能。
2013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86.0%。十一五期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每年增加近6个百分点，十二五前三年增速放缓，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强。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20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经过努力工作，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到2025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可以做到的。
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与全球平均水平(2012年为32%)⑧相当。从2014年开始，全国本专科招生总规模已达到当年年满18岁人口的46%。如果全国本专科招生人数每年保持在700万，那么到2020年，全国本专科招生总规模占当年年满18岁人口的比例将超过55%，当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将超过50%。十二五前三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每年增加近3个百分点。2020年以后，若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到202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以达到55%。
人力资源超增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不仅可以使我国获得自主创新所需的人力和社会基础，而且还能够使这种基础从此长期延续。当新增劳动力资源50%受到大专以上教育以后，即使全社会劳动力走出减少期、再度进入增长期，新增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仍将保持在50%以上的高位水平，不会降低。这种社会遗传机制，是人类文明进步规律之一。
实施人力资源超增长战略的主要政策包括：
第一，实行中等专业学校义务教育。凡中等专业学校教育一律免费，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行12年义务教育。
第二，发展多层次应用型大学。除211等高校按研究型大学重点支持外，其他普通高校和大量高职高专院校都应向应用型大学转变。吸引社会资金特别是企业参加兴办多种所有制的高等职业和高等专业技术学校。应用型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活动经费少部分来自财政拨款，绝大部分是市场化的，根据企业订单培养人才，根据企业合同开展设计、研发等创新服务。
第三，建立全民即时学习平台。依托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整合大学、中学、小学和职业教育优质资源，建立全民素质教育平台，普遍开展学历和非学历的自学教育，随时随地向全体公民开放，三网融合，免费学习，知识共享，最大限度增强科学文化的正外部性，使一切有学习意愿的人，特别是广大农民、工人、战士、老少边穷地区人民、低收入人群能够与条件优越的人群一样拥有优质教育机会。
第四，建立复合型人才教育模式。中学教育废除文理分科，大学教育、科研、实习采取矩阵模式，学生可以跨专业、跨学科选课，也可以跨院系参加科研项目，跨领域参加生产实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大学依托企业建立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企业依托大学建立人才培养基地。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学用结合，以用为主，为制造业源源不断地输送适用人才。
轻资产优先增长战略。轻资产优先增长战略，就是把知识性、技术性资产置于经济发展的首位，优先投资，优先形成生产能力，优先市场准入，使创新型企业在设计、研发、专利、版权、标准、品牌、培训、服务等方面的轻资产投资超过设备、材料等重资产投资。
轻资产优先增长，是国际经济转型的基本趋势。在制造业产业链中，重资产已经下沉到低端，而轻资产则上升到高端，而且以轻资产为核心的无形资产投资占比超过有形资产。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4》显示，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占GDP的比例，美国高达40%，欧盟、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为30%左右，而我国仅为20%左右。据英国学者的一份研究报告，2007年，英国私营部门无形资本投资为1330亿英镑，而有形资本投资为950亿英镑，无形资本投资占比58%，物质资本投资占比42%，前者高出16个百分点。2000年至2007年，英国私人部门生产率增长的2/3来源于无形资本投入。
我国具有轻资产优先增长的知识和技术资源。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超过7000万，世界第一；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超过13000亿人民币，居世界第二；高等学校2500多个，科研机构3600多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30000多个；2014年受理发明专利申请92.8件，连续4年位居世界首位；PCT专利申请量增长强劲，位居世界第三，占全球总量的11.9%；2004年至2014年(截至2014年9月)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36.98万篇，位居世界第2位。
我国已经具有充裕的公共财力和社会资本。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2014年财政收入11140亿元，外汇储备38430亿美元；24个省市的地方总产值过万亿。此外，还有庞大的民间资本。
实施轻资产优先增长战略的主要政策包括：
第一，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围绕新产业革命开展国家计划项目、地方计划项目布局，特别是开展科研体系、科技人才和基础设施的布局，引导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其他社会力量，积极投入轻资产，把科技要素转化为生产性、创新性资产。
在保证研发投入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激发全社会非研发的创新投入，包括创意设计、技术转移、技术改造、知识服务、人员培训、品牌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投入。特别是鼓励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支持按需制造、分布式制造、产品服务化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支持基于知识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创新。
第二，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特别是创新服务业。所谓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是通过服务的科技化和科技的服务化而形成的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等。其中创新服务业是知识最为密集的服务业，包括设计研发服务业、技术转移服务(转移、转化、孵化)业、技术改造服务(节能、环保、信息化等)业、知识服务(云计算、检验检测、质量认证、战略咨询等)业等。
创新服务业无论是内资外资、国有民营，都是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技术、高效益的行业，可以吸收大量的科技人力资源就业，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大量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本土企业以及落后地区的产业，技术落后、生产粗放，是转变生产方式的短板，而且在这些领域市场往往失灵，特别需要创新服务业提供支持。
第三，以知识和技术密集产业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必须注意转变发展方式，避免走产业外延扩张、城市集中建设的老路。城市化每走一步，绿色产业、新兴产业就扩大一步，步步为营，扎实推进。发展以生物资源为原料、生态化生产为特征的绿色产业，包括生态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生物质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包括生产质能、太阳能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发展循环经济，在企业内部各生产单元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园区关联产业之间建立循环经济产业链；推广使用新能源交通工具，兴建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住宅，推行垃圾分类回收和低碳消费模式，建设绿色社区。大力发展商业、旅游、养老等第三产业，形成持续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政企合作的创新战略。政企合作的创新战略，或公私合作(PPP)创新战略，就是以企业为主体，发挥政府与企业两个积极性，项目来源于企业用户的有效需求，公开征集、公开招标；招标成功后立项，政府与企业根据项目合同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共同完成国家也即企业的具体创新目标。
政企合作之所以是重大创新战略，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的优势是政府动员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强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其他国家无法做到的；劣势是企业主体能力不强，科技与经济脱节，很多科技成果不能应用。政企合作能够扬长避短，放大我国的优势，克服我国的劣势。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反对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的机械论观点，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与企业协同创新。
政企合作模式在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取得了成功经验。由于政企合作模式提高了公共资金使用效率，有效化解和分散了创新风险，增加了社会对创新的投资，既实现了社会效益最大化，又保证了企业和社会资本有利可图，许多国家称之为公共项目管理的最佳模式。
传统科技计划项目的目标是单维的技术目标，而政企合作项目的目标则是三维的工程目标，涵盖研发、生产、经营整个创新过程，既包括技术目标，也包括产品性能、市场占有和行业能力等经济目标，以及综合目标和总体解决方案。传统的科技计划项目往往是科研导向，而政企合作项目则是企业用户导向，项目则来源于企业用户的具体需求，一开始就在需求中研发，研发完成之日就是技术应用之时，也是国家目标实现之时。传统科技计划项目是政府投入、企业配套，而政企合作项目则是企业投入、政府配套，还有大量社会资本进入，投入结构多元化。传统科技计划项目重立项、轻结果，而政企合作项目则重视商业成功，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实施政企合作创新战略的主要政策包括：
第一，在科技创新类计划项目中实施。除基础研究计划项目外，在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等各类技术创新计划中，如果项目数额较大，均应采取政企合作模式。
第二，探索多种政企合作创新形式。对于竞争前技术(战略前沿技术)，政府与大中型企业合作。由政府根据国家需要征集技术创新项目，在此基础上通过招标、邀标等方式，与某个大型企业，或分别与一些大型企业签订创新项目合同。对于关键共性技术，政府与企业伙伴合作。先由若干企业用户按照共同需求，签定协同创新合同，结成创新伙伴关系。政府根据国家需求向企业伙伴征集技术创新项目，在此基础上通过招标、邀标等方式与这些企业伙伴总体签订项目合同。对于技术转移，政府与转移伙伴合作，先由中小企业与大学或研究机构签定研发、设计、许可等技术转移合同，然后政府向转移伙伴征集技术创新项目，通过入门遴选等方式与转移伙伴签订项目合同。
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提出基于美学学科适应当代社会与艺术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美学学科自身突破传统认识论束缚的需要。它遵循现象学方法，从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认识论模式跨越到“主体间性“的现代哲学一美学轨道。同时，在审美对象、艺术的本质、美学理想、艺术想象与艺术阐释等方面均有崭新内容。它的进一步发展应坚持唯物实践观、特别是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的指导，并吸收中国传统的存在论美学与艺术资源。
当代美学学科建设应在综合比较方法的指导下，以当代存在论美学为基点，对各种美学见解加以综合吸收，在此基础上创建以实践观为指导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实现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过渡。其实，新时期以来，我国许多理论家已不约而同的将美学与文艺学的关注点集中于人的现实生存状况 ① 。因此，我对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许多学者研究工作基础上的一种“接着说”。只是因为认识论美学的影响至为深远，所以希望我的这种“接着说”能引起更多同行专家的共鸣，当然也希望能得到批评。
一
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或标新立异，而有其经济社会、艺术和学科发展的必然根据。众所周知，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美学思潮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盛于“二战”之后，20世纪 60年代以来即融汇于各种人本主义哲学—美学思潮之中。它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的尖锐化相伴随的。诸如富裕与贫穷、发展与生存、当代与后代、科技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人与环境等等都是一系列难解的二律背反。这些二律背反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又递次地表现为人的“异化”，战争的严重破坏与环境的恶化等等严重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引起全人类的高度关注。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凭借制度自身的优势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对于各种矛盾问题具有更多的调节能力和空间。但事实证明，现代化之中的许多二律背反常常是过程性的，甚至是难以避免的，只是有程度与解决的快慢之分。例如，市场化与传统道德，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蔓延，工业化与环境的破坏，科技发展与工具理性的膨胀等等。尽管不是无解的矛盾，但也的确是难以避免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极大地威胁到人的现实生存状况，使人的现实生存状况面临美化与非美化的二律背反。也就是说，现代化一方面促进了生活富裕、精神文明、社会繁荣，人们处于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化的现实生存状况。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贫富悬殊、环境的污染、战争与恐怖活动的威胁等等又使人们处于一种压抑、焦虑不安、乃至被种种现代病困扰的非美的现实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状况的改变当然主要依靠制度的改善和法律的完备，但也对美学和文学艺术提出必然的要求。因为，审美是一种不借助外力而发自内心的情感力量，是人的自觉自愿的内在要求，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所以改善当代日益严重的人类现实生存状况非美化的现实需要，成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产生的现实土壤。这种现实需要必将改变审美仅仅局限于自我愉悦的范围，拓展到社会人生，成为一种审美地对待社会、自然与人自身的审美的世界观。这也就是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不同于传统美学观的深刻内涵之所在。与时代的步伐相伴，现代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艺术已不是传统的感性与理性对立融合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而是愈来愈走向感性与理性的脱节，形象与情节愈趋减弱，形式与色彩愈趋变易与夸张，理性愈加隐没，从而走向意识的流淌。这就是当代的抽象派绘画、象征派诗歌、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与意识流小说等等。这类作品已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对人的现实存在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毕加索创作了“二战”中的著名壁画“格尔尼卡”，结合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手法，通过跨越时空、变形夸张、聚焦渲染，充分表现了人类的痛苦受难，控诉了兽性的膨胀和法西斯战争，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艺术手法已相去甚远。即使是我国当代作家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也在实际上偏离传统美学原则，渗透着浓郁的当代色彩。我国 作家万方所著中篇小说《空镜子》 ② 写的是传统的婚恋故事，但却渗透着浓郁的荒诞气氛，一种人在命运中的期待、无奈和惆怅。小说几乎没有传统的开端、和结尾，只是让生活流伴随着意识流不经意地朝前流淌，但却蕴含着对爱情与婚姻的意义与价值的追寻。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并没有典型形象，而只有意义的追问。由此可见，面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现代艺术，传统美学实在是脱离的太远了。而当代存在论美学却能够对其进行艺术的阐释和理论的支撑。诚如南非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所说:“我认为，我们是被迫走向个人的领域。写作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况，从本体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个人的角度来研究。” ③
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产生也是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美学根源于古希腊美学，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美学。这种美学以“和谐”为其美学理想，以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与统一为其主线，而以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为其最高形态。所谓“理念的感性显现”即是感性和理性的直接统一、完全融合，是一种达到极至的古典形态的最高的美。但此后，这种古典形态的认识论美学即逐步宣告解体，而代之以否定理性、思辨与和谐的现代美学，存在论美学即是西方现代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这种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美学转向，实际上始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美的知性特征的挑战，在他的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中包含着美的“无功利性”、“纯粹性”与“合目的性”问题，成为存在论美学的先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克尔凯戈尔与尼采首先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生命意志本体”等存在主义命题，萨特从理论与创作的结合上建立了存在主义的美学体系，而海德格尔则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目前，当代存在主义已经作为一种哲学一美学精神和方法渗透于各种极为盛行的美学流派之中。包括存在论美学在内的西方当代美学在理论与思想上都有其十分明显的局限性，但它所包含的生产力、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先进内涵却值得我们借鉴。从美学由传统到现代转换的角度，我们应该跟上世界的步伐。众所周知，我国近代以来，以王国维、为开端，美学研究受到西方传统的认识论美学的深刻影响。早期基本上偏重于介绍。20世纪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典型论美学与实践论美学总体上仍然属于西方传统的认识论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发展的实践论美学，对我国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完全接受实践观的现代哲学内涵而总体上仍然沿袭传统认识论体系，坚持主客二分的理论结构和客观性诉求等，已经愈来愈显示出理论的陈旧以及同现实的严重脱离。实践论美学力主美的本质的客观论。这是一种传统的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本质主义的命题，属于科学认识的范围，而不属于美学的范围。因为，只有科学才通过实验的手段，探寻对象客观存在的本质属性。而美却属于情感的范围，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没有审美也就没有美。早在二百多年前，康德就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没有关于美的科学，只有关于美的评判;也没有美的科学，只有美的艺术。因为关于美的科学，在它里面就须科学地，这就是通过证明来指出，某一物是否可以被认为美。那么，对于美的判断将不是鉴赏判断，如果它隶属于科学的话。至于一个科学，若作为科学而被认为是美的话，它将是一个怪物” ④ 。如果我们真的至今仍然相信美的本质的客观性，那也只能犹如康德所说是将科学的证明混同于美学而令人感到奇怪。因此，美的本质的客观性或者是客观的美实际上是一个并 不存在的伪命题。实践论美学还坚持审美的反映论。这仍然是西方认识论美学的翻版。众所周知，古希腊关于艺术本质的最重要的理论就是“摹仿说”，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理想国卷十”中提出了著名的“摹仿的摹仿”的理论，即现实是对理式的摹仿，而艺术则是对现实的摹仿。他在讲到艺术家的摹仿时提出了著名的“镜子说”，即艺术家对现实的摹仿犹如镜子一般是在外形上的映现。审美的反映论实际上就是西方古典美学“摹仿说”的发展，是将审美归结为认识的典型理论形态。其实，康德已经将真善美作了认真的区分，并为审美确定了不同于认识的独特的情感领域。我们从切身的艺术欣赏实践中也能深切地体会到审美同认识的严格区别。我们欣赏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并不主要是获得有关杨贵妃的某种知识，而是对梅派唱腔和优美舞姿的欣赏，在欣赏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赏心悦目、怡然自得的审美的生存状态，乃至于百看不厌。实践论美学在艺术理论上是倡导“艺术典型论”的。应该说，艺术典型论也是西方古典美学的重要内容。古希腊时期亚理斯多德提出“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 ⑤ 就包含着艺术创作应通过个别反映必然的艺术典型的内容。而古罗马和新古典主义时期则由于形而上学的作祟，导致了艺术创作的“类型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德国古典美学则将成功的艺术创作称作“审美理想”，是理念与形式的“自由的统一的整体” ⑥ 。这是对古典的艺术创造的最贴切的概括。但到俄国的别林斯基与高尔基则对艺术创作又作了形而上学的表述，提出影响极大的“艺术典型”理论。高尔基说:“但是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手法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 ⑦ 应该说，高尔基所提出的“艺术典型论”是较为僵化的，是在德国古典美学之上的一种倒退。作为反映感性与理性、现实与必然、个别与一般统一的“审美理想”或“艺术典型”的理论，总体上反映了古典形态的艺术创作的基本特点，但却不适合现代艺术。因为现代艺术不是形象与意义的统一，而是两者的错位，它所追寻的目标不是形象（存在者）的反映，而是对于隐藏在存在者之后的存在的显现，存在意义的追问。在我们前已提到的毕加索的著名壁画《格尔尼卡》中我们又如何能找到艺术典型的影子呢?
上面，我们对实践论美学所包含的美的本质的客观论、审美反映论与艺术典型论作了大体的分析，说明这一理论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也难以反映当代审美的现实，完全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突破，实现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转换。但突破不是抛弃，而是在充分肯定实践美学历史地位的前提下，保留其有价值的内容，力创新说。
二
当代存在论美学观最重要的理论内涵是以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方法作为其哲学与方法论指导，从而使其从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跨越到“主体间性”的现代哲学—美学轨道。这种跨越或转换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愈来愈显示在人们面前，并且已经和将要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胡塞尔所开创的当代现象学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哲学方法。诚如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所说，“‘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现象学’这个名称表达出一条原理; 这条原理可以表述为:‘走向事情本身!——这句座右铭反对一切飘浮无据的虚构与偶发之见，反对采纳貌似经过证明的概念，反对任何伪问题——虽然它们往往一代复一代地大事铺张其为‘问题’” ⑧ 。这就是说，通过将一切实体（包括客体对象与主体观念）加以“悬搁”的途径，回到认识活动中最原初的意向性，使现象在意向性过程中显现其本质，从而达到“本质直观”。这也就是所谓“现象学的还原”。而在这个“走向事情本身”或是“现象学的还原”的过程中，主观的意向性具有巨大的构成作用。因此，“构成的主观性”成为胡塞尔现象学的首要主题。从这种现象学的“走向事情本身”的哲学方法中，我们在看到其哲学突破的同时，也看到了明显的唯我论色彩，并因此受到当时理论界的尖锐批评。对此，胡塞尔本人亦有明显的觉察，并于1931年出版的《笛卡尔的沉思》中提出“主体间性”（又译交互主体性）理论加以弥补。他在本书的第五沉思中说道:“当我这个沉思着的自我通过现象学的悬搁而把自己还原为我自己的绝对经验的自我时，我是否会成为一个独存的我（Solusipse）?而当我以现象学的名义进行一种前后一贯的自我解释时，我是否仍然是这个独存的我?因而，一门宣称要解决客观存在问题而又要作为哲学表现出来的现象学，是否已经烙上了先验唯我论的痕迹” ⑨ 。对于自己的发问，他接着作了解答。他说:“所以，无论如何，在我之内，在我的先验地还原了的纯粹的意识生活领域之内，我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连同他人在内，按照经验的意义，可以说，并不是我个人综合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客观对象（objek-ten）的世界。” ⑩ 他还进一步对这种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作了解释。他说:“我自己并不愿意把这个自我看作一个独存的我，而且，即使在对构造的各种作用获得了一个最初理解之后，我仍然始终会把一切构造性的持存都看作为只是这个惟一自我的本己内容。”11 也就是说，他认为在意向性活动中，自我与自我构造的一切现象也都是与我同格的（即惟一自我的本己内容），因而意向性活动中的一切关系都成为“主体间”的关系。这里仍然渗透着浓郁的先验唯我论的色彩，但哲学上的突破已显而易见。由以上简述可知，现象学方法在哲学与美学领域的确具有划时代的突破意义。突破了古希腊以来到近代以实证科学为代表的主客对立的认识论知识体系，开始实现由机械论到整体论、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与美学的革命。现象学方法所特有的通过“悬搁”进行“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与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审美过程中主体必须同对象保持距离的非功利“静观”态度特别契合。胡塞尔指出，“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12 。而且，在海德格尔改造了的“存在论现象学”之中，现象的显现过程、真理的敞开过程、主体的阐释过程与审美存在的形成过程都是一致的。伽达默尔也曾认为，解释学在内容上尤其适用于美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存在论现象学哲学观也就是存在论现象学美学观。由于存在论现象学哲学观在当代哲学世界观转折中处于前沿的位置，因此，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具有了当代主导性世界观的地位。它标示着人们以一种“悬搁”功利的“主体间性”的态度去获得审美的生存方式。这就是当代人类应有的一种最根本的生存态度。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人们应“以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而不仅仅在诗情画意中享受审美”13 。众所周知，原始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是巫术世界观，农耕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是宗教世界 观，工业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是工具理性世界观，而当代作为信息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则是以当代存在论美学观为代表的审美的世界观。这种审美的世界观要求人们以“悬搁”功利的“主体间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与人自身，使之进入一种和谐协调、普遍共生的审美生存状态。这对于解决当今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二律背反，促使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加以发展，使之成为“存在论现象学”。他说:“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指这样的显现者: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意义变化和衍化物。”14 在这里，海德格尔把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由先验主体构造的意识现象代之以存在并使现象学成为对于存在的意义的追寻，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存在论现象学”。海德格尔的“走向事情本身”即是回到“存在”，其“悬搁”的则是存在者。而人只是存在者中之一种，海氏把他叫做“此在”，其不同之处是“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15 。也就是说人（此在）这种存在者有能力领悟自己的存在，可以说具有一种自我的认识能力，而其他的树木花草、岩石、建筑等存在者则不具有这种能力。这就是说，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出发点即是作为此在的存在。回到人的存在，就是回到了原初，回到了人的真正起点，也就回到了美学的真正起点。这完全不同于传统美学的从某种美学定义出发，或是从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等等。事实上，审美恰恰是人性的表现，是人原初的追求，人与动物的最初区别。杜夫海纳将审美称作“它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相关系的这一点上”16 。我国古代的《乐记》也将能否欣赏音乐、分辨音律作为人与禽兽的区别，所谓“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由此可见，所谓审美即是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性的表现。而最初的审美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性的教化、文明的养成。因此，审美恰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特有的生存状态。从人的生存状态的角度审视审美，研究审美，就是对审美本性的一种恢复，也是对美学学科本来面貌的一种恢复。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对此在的存在意义的追问，即其审美本性的探寻，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崭新意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区别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在世界（关系）中审美地存在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是“一种可能的人类学及其存在论基础”17 。
关于审美对象，传统美学总是把它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或是自然物，或是艺术作品等等，而且特别强调了审美对象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的客观性。但是以现象学为方法的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却完全否定了审美对象作为物质或精神的实体性，而是把审美对象作为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存在），通过现象学还原，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胡塞尔在1913年所作《纯粹现象学通论》中通过对杜勒铜板画《骑士、死和魔鬼》的分析，阐述自己对审美对象的理解。他认为审美对象既不是存在的，又不是非存在的。这就是说，审美对象不是物质实体对象，须借助主体的知觉和想像显现，因此“不是存在的”。同时，审美对象又不是纯粹理念的精神实体，要以感觉材料为基础，通过意识活动赋予其意义，因此，“又不是非存在的”。对于胡塞尔的阐述，杜夫海纳说了一句更为明确的话:“美的对象就是在感性的高峰实现感性与意义的完全一致，并因此引起感性与理解力的自由协调的对象”18 。也就是说，审美对象是意向性活动中凭借主体的感性能力对存在意义的充分揭示，从而达到两者的“完全一致”。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主体的感性能力、审 美的知觉，无论对象本身的情况如何，只要主体的感性能力、审美的知觉没有对其感知，那就不能构成审美对象。杜夫海纳指出:“艺术作品则不然，它只激起知觉。如果作品有效果，那么刺激就强烈。这是否说没有‘现象的存在’呢?是否说博物馆的最后一位参观者走出之后大门一关，画就不再存在了呢?不是。它的存在并没有被感知。这对任何对象都是如此。我们只能说:那时它再也不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只作为东西而存在。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作为作品，就是说仅仅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19 这一段话说的是非常精彩的。它告诉我们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不可能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它作为作品——一种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马克思不是也讲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吗20 ?那么，既然审美对象的成立主要由主体的审美意向活动中的审美知觉决定，那么审美还有没有普遍有效性或共通性呢?对于这一问题，康德是通过“主观共通感”加以解决的。当代现象学方法在一开始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也就是说，主观判断的普遍性决定了审美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阐释学美学家伽达默尔则从审美与艺术所具有的“交往理解”与“同戏”等人类学共同特点来阐释艺术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必将具有共通性的道理。这实际上已经是“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理论的一种深化，应该说更符合当代存在论美学的理论本性。
关于艺术的本质，传统美学有艺术是现实的摹仿和反映等等表述。但当代存在论美学放弃这种传统观点，从存在论现象学的独特视角，将艺术界定为真理（存在）由遮蔽走向解蔽和澄明。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艺术的本质就应该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21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艺术作品中，存有者的真理已被自行设置于其中了。这里说的‘设置’（setaen）是指被置放到显要位置上。一个存在者，一双农鞋，在作品中走进了它的存有的光亮里。存有者之存在进入其显现的恒定中了。”22 在这里“存在者的存在自行置入作品”与“存在者之存在进入其显现的恒定中”含义相同。所谓“真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对事物认识的正确性，而是指把存在者的存在从隐蔽状态中显现出来，揭示出来，加以敞开。这是一种现象学的方法，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就是“存在”。所谓“自行置入”也不是放进去，而是存在自动显现自己。这样，可以将海德格尔的这句话简要地理解为:艺术就是在作品中加以显现的存在者的存在。海氏以梵高的著名油画《农鞋》为例，说明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农具，它的艺术的本质属性与描绘的惟妙惟肖无关，而与作品对存在者存在的显现有关。这个存在就是真理，也就是艺术的本质。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创造大地，同时就完成了这种争执。作品之作品存有就在于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实现过程中”23 。在这里，世界是同大地相对的。“大地”原指地球、自然现象、物质媒介等，具有封闭性，而“世界”则指人的生存世界，具有开放性，两者对立斗争就是真理的显现过程。而大地与世界的内在矛盾构成了艺术发展的内在矛盾，不同于古典美学中感性与理性的矛盾，而是存在显现过程中的矛盾，是封闭与敞开、隐蔽与显现的矛盾。实际上是通过比喻的诗性语言反映了存在的两种状态，在这两种状态的斗争中，存在得以显现，艺术得以具有重大的人生价值。但这一“大地与世界争执”的理论仍是强调世界对大地的统帅， 未能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只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海德格尔提出“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说”才真正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束缚，使其美学思想成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典范表述。他于1959年6月6日在慕尼黑库维利斯首府剧院举办的荷尔德林协会所作的演讲中指出:“于是就是四种声音的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这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但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的自以为持立和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任何一方是有限的。若没有其他三方，任何一方都不是存在。它们无限地相互保持，成为他们之所是，根据无限的关系而成为这个整体本身”，“因此，大地和天空以及它们的关联，归属于四方的更为丰富的关系。”24 真理（存在）就在这天地人神之相互依存的整体中显现出来，实现人类的审美的存在。可以说，“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说”实际上是对“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将“主体间性”理论同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相结合。因而这一理论在当代美学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基于“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说”达到真理的敞开这一艺术的本质，海德格尔建立了自己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理想，那就是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他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并说:“一切劳作和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都是诗意的。”25 海氏认为，人的存在的根基从根本上说就应该是“诗意的”，而所谓“诗意的”就是尽可能地去神思（寻找到）神祗（存在）的现在和一切存在物的亲近处，所谓“诗意的”就是天命与人的现实状况的统一，天人合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诗意的生活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诗是支撑着历史的根基”26 。诗，也就是艺术，成为海德格尔寻求人生理想的根本途径。他的艺术的理想、美的理想，也就是人类理想的存在、审美的生存，成为其社会人生的理想。“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是哲人海德格尔苦苦追寻的目标，也是他的美学目标。
在传统美学之中艺术想象是艺术审美活动的重要形式，是由现实美到艺术美的必要途径。但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却从人的存在的全新维度来理解艺术想象，将艺术想象看作是人的审美的存在的最重要方式。萨特是将想象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研究的，认为人要摆脱虚无荒谬的现实世界，获得绝对自由，唯有通过艺术。他说:艺术是“由一个自由来重新把握的世界”27 。其原因在于艺术能唤起人们的想象。他说:“现实的东西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只适合于想象的东西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在其基本结构上又是指对世界的否定。”28 而想象则是一种意向性的活动，尽管想象要凭借对象的形象的浮现，但主观的构成性却在想象中起到巨大的作用。现象学方法认为，艺术想象中的这种主观构成性是完全凭借于感性的、是一种感性的组织、感性的统一原则。杜夫海纳指出:“审美对象的第一种意义，也是音乐对象和文学对象或绘画对象的共同意义，根本不是那种求助于推理并把理智当作理想对象——它是一种逻辑算法的意义——来使用的意义。它是一种完全内在于感性的意义，因此，应该在感性水平上去体验。然而，它也能很好地完成意义的这种统一与阐明的职能。”29 在艺术想象中通过感性去阐明意识经验或存在的意义，这就是一种“归纳性的感性”。正是因为在现象学方法中艺术想象自始至终是不脱离感性而不求助于理智的，所以可以说现象学恢复了美学作为“感性学”（Aestheti-cae）的本来面目。萨特还认为，艺术想象通过创作与欣赏的结合来完成，“作品只有 被阅读时才是存在的”30 。艺术家在艺术想象中否定现实世界的表面现象，同时也重新把握其深层的存在的意义，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了美的感受。萨特认为，“美不是由素材的形式决定的，而应该由存在的浓密度决定的”31 。萨特把想象归结为人的一种获得自由的存在方式以及现象学突出想象感性的组织作用值得我们深思，但由此导致对现实的完全否定则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从海德格尔开始就将阐释学引入现象学，成为阐释学现象学，作为当代存在论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海德格尔认为，由于存在论现象学将“此在”即人的存在意义的追寻引入现象学，而解释则是追寻人的存在意义的重要方法。所以，“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译学（Hermeneutik）”，“是一种历史学性质的精神科学方法论”32 。也就是说，“此在”作为“此时此地存在着的人”，就显示出了时间性和历史性，它所具有的存在的意义就具有了历史的生成性，只有在历史的生成中才能理解一切意识经验。作为海氏的学生伽达默尔发展了这种解释学现象学，并将它同美学紧密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当代存在论美学形态——解释学美学。伽氏认为，“解释学在内容上尤其适用于美”33 。这就是说，解释学同艺术文本在审美接受中存在及其历史生成紧密相关。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美学偏重文本忽视接受、偏重作者忽视读者的倾向，为方兴未艾的接受美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伽氏还进一步把“理解”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他说:“理解并不是主体诸多行为方式中的一种，而是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34 伽氏在其解释学美学中提出了著名的“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原则。所谓“视界融合”就是在理解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一种包容双方的新的视界。这一原则包含了历时与共时、过去与现在、自我与他者等诸多丰富内容，但更多的是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即从现在出发，包容历史，形成新的理解。所谓“效果历史”即是认为，一切理解的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而历史既不是纯粹客观的事件，也不是纯粹主观的意识，而是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理解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效果。显然“效果历史”也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主要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不是一种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元关系，而是一种现象学中的“主体间性”，是一种“自身与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因为观者与文本都是反映了“此在”的存在状态，是一种你与我之间（主体之间）平等对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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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应该借鉴大量的古代与现代的理论资源。从古代来说，应该借鉴西方古典存在论哲学—美学资源。首先是借鉴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的资源，譬如哲学家阿那西曼德提出万物循环规律与人的生存的关系，对当代存在论不无启发。再就是借鉴康德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家关于艺术与人的生存关系的思考。例如，康德关于美是无目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的理论，把作为彼岸世界的信仰领域引入审美，探讨了审美与人的存在的关系。席勒有关美育与异化的探索，也涉及到人的存在领域。而尼采所倡导的酒神精神实际上也是崇尚一种生命力激扬的生存状态。叔本华关于艺术是人生花朵的理论，也将艺术与人生相联系。当代，福柯的“生存美学”理论也会给我们以深刻启发。福柯面对前资本主义对身体的奴役和现代资本主义从内部即从精神上对身体的控制，包括监督、惩罚、规训等，提出“自我呵护”的著名命题。他说，“呵护自我具有 道德上的优先权”。这就是说，他认为人的关注重点由关注自然到关注理性，再到关注非理性，当前应更加关注自身，使人与自身的关系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权。为此，他提出，“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创造成艺术品。”由我们自身的艺术化发展到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变成一件艺术品”35 。这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现代化负面影响反思超越的基础上，要求建立一种从自我开始的艺术化（审美的）生存方式。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兴盛的当代生态哲学与美学给当代存在论美学观所提供的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指出，“生态学以及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36 。这种新的美学新浪潮在西方当代表现为以文艺批评实践形态出现的生态批评繁荣发展，而在我国则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兴起的生态文艺学与生态美学。生态美学是一种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这种理论的产生有其社会与理论的背景。现代化过程中因工业化与农业化肥、农药的滥用和过分获取资源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枯竭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凸现了出来，使人的生存面临更大的威胁。加之城市化加速和竞争的激烈所造成的精神疾患的迅速蔓延等等，都要求人类从自己长期生存发展的利益出发，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和谐协调发展的新的世界观。而从理论的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产生了一种抛弃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的生态生存论哲学观。长期以来，我们在宇宙观上都是抱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著名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感觉主义的真理观，但后来许多人仍是将其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准则。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针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提出“人本主义”，包含人比植物更高贵、更高级，人是自然的主人等“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进而引申出“控制自然”、“人定胜天”、“让自然低头”等等口号原则。这些“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原则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敌对的、改造与被改造、役使与被役使的关系。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及在其指导下的实践是造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并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存的重要原因。正是面对这种严重的事实，许多有识之士在20世纪中期才提出了生态哲学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美学。1973年，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主要在生态问题上对“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进行“深层追问”，使生态学进入了深层的哲学智慧与人生价值的层面，成为完全崭新的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提出了著名的“生态自我”的观点。这种“生态自我”是克服了狭义的“本我”的人与自然及他人的“普遍共生”37 ，由此形成极富价值的“生命平等对话”的“生态智慧”，正好与当代“人平等的在关系中存在”的“主体间性”理论相契合。与此相应，美国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提出“生态论的存在观”38 这一哲学思想。这种“生态论存在观”实际上就是当代存在论哲学的组成部分，以其为理论基础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实际上也就是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组成部分，而且丰富了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内涵。从“存在”的内涵来说，将其扩大到“人—自然—社会”这样一个系统整体之中。从“存在”的内部关系来说，将其界定为关系中的存在，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交汇点，人与自然也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从观照“存在”的视角方面也进一步拓宽，空间上看到人与地球的休戚 与共，时间上看到人的发展的历史连续，从而坚持可持续发展观。从审美价值内涵来说，一改低沉消极心理，立足建设更加美好的物质与精神家园。
四
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目前仍在探索与形成当中，而它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形态之一，自身具有不可免的片面性，因而其局限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这一理论自身尚不完善。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包括同传统存在论的关系问题、基本范畴问题、特别是如何将这一理论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审美实践与艺术实践等等均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加上，当代存在论本身存在许多自相矛盾，难以统一之处。而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后现代解构特点与现象学方法的借用又不可免地导致对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远离，从而使其在哲学的根基上尚欠牢固。同时，这一理论是一种外来的理论形态。还有一个更为艰难的同中国实际结合加以本土化的问题。另外，有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解决，包括人的存在与科技、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等等。因此，我们面对西方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理论不能生吞活剥地加以接受，而应以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唯物实践观为指导的当代存在论美学观。首先要奠定唯物实践观在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发掘并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观点。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存在的重要性。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有生命个人的存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9 同时，他还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生存中的作用。他说:“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0 他十分强调存在的实践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41 。对于存在的社会性，他也作了充分的论述。他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42 而存在的社会性不仅表现于直接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表现出来和深得确证的那种活动和享受，而且表现在科学之类的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此强调了存在的“实际交往性”，这已包含了“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他还特别强调了人是一种“感性的存在物”。他说:“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3 但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并不是纯感性的、完全的自然存在物，而是经过“人化的”，是“人的自然存在物”44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通过以上简要的论述可知，马克思有关实践存在论的理论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应该予以很好地研究，将其同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相结合。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唯物实践观、包括实践存在论的指导作用，是从哲学前提的角度讲的。也就是说，在当代存在论的研究中应该坚持唯物实践观的哲学前提，而不能重犯过去以哲学观取代美学观的错误。例如我们说社会实践是人的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但决不是说“社会实践”本身就是美。因此，这种以唯物实践观为指导的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同传统的实践美学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研究开辟了中西美学交流对话的广阔天地。因为，我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理论从其理 论形态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存在论哲学与美学，主要围绕天人关系与人生问题展开哲学与美学的探讨。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与美学思想的形成就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1930年，海德格尔就在学术研讨中援引《庄子》一书中的观点，1946年海氏即将老子的《道德经》作为一个课题研究，在他的书房里则挂有“天道”的条幅45 。而他1959年提出“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说”也肯定受到中国道家“天人合一”学说的影响。而且，在当代西方“生态论存在观”哲学与美学思想的形成中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特别是道家的“生态智慧”。因此，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建立的确在美学研究领域为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建立中西美学的平等对话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而且，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建设也有赖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存在观的哲学与美学遗产。首先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尽管有从“天道”出发与“人道”出发的区分，但其所阐述的“道”却没有西方的主客二分，而是“天人之际”、交融统一，应该成为思考人在与世界宇宙、自然万物关系中存在的出发点。而庄子的“心斋、坐忘”，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志，同于大道”46 ，应该说同“现象学”的“悬搁”与“现象还原”有相近的意思。中国传统“意境说”中所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47 。王夫之的“现量说”所谓“‘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被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48 。这些表述已同“现象学”中现象显现之义相近，值得互比参考。而渗透于中国古代艺术中的艺术精神，特别是古代诗画，则更多是表现一种“景外之景，象外之象，言外之言”的人的生存意义。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实在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应该成为思考与建设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重要资源。
以上我写出了自己对于建设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思考与学习心得，片面之处在所难免，但我只是作为当前美学理论创新中多声部合唱中的一种声音，提出来以求教于美学界同仁。
注释
①新时期以来，我国理论家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非常关注，如钱中文说:“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胡经之认为，“艺术，不仅是人对世界的一种反映方式，它也直接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文艺美学》第3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②《十月》2000年第1期。
③引自《新华文摘》2002年第8期第161页。
④《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5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⑤《诗学》第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⑥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8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
⑦《论文学》第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2月版。
⑧ 14 15 17 32《存在与时间》，第35、45、16、22、47页，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
⑨⑩ 11《笛卡尔式的沉思》，第122、125、204—205页，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12《胡塞尔选集》第1203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13《一个诱惑者的日记》第405页，三联书店1992版。
16 18 19 29《美学与哲学》第8、25、55、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20 41 42 43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96、122、16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1 22 23《林中路》第18、17、30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7月版。
24 25《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210、106—10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版。
26《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5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27转引自朱立元主编《西方现代美学史》第54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28《想象心理学》第29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0 31转引自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第200页、23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33 34《真理与方法》第242页，第二版序言第37页、39页注（1），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5［英］路易丝·麦克尼《福柯》第172、164、16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36转引自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第2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7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第4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
38《后现代精神》第22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39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5见李平《被逐出神学的人海德格尔》229-238页“诗人哲学家的道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