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8 12:03: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收益管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国有资本收益确认国有资本收益监管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是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者应当享有的权利，也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基础，而准确确认国有资本收益是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的第一步。国有资本收益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的国有资本投资收益，《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界定的国有资本收益包括:（1)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应当上交国家的利润;（2）国有股股利、股息;（3)国有产权转让收入;（4）企业清算收入;（5)其他国有资本收益。其中，应交利润是目前国有资本收益的主要形式。
一、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
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包括对国有资本投资企业的会计收益进行确认和对国有资本应当分得收益进行确认两部分。两部分收益确认的程序、方法有很大不同，而且企业会计收益的确认是国有资本应分得收益确认的基础。
1.企业会计收益的确认。国有企业会计收益的确认实际上是根据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确认会计利润的真实性，防止利润虚增或虚减。国有企业按照规定，年末需依据有关会计账簿记录和相关财务会计资料，编制上报财务决算报告，反映企业年末结账日财务状况和年度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基本经营情况。中央企业于2008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新准则，相同的经济业务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处理，将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而影响国有资本收益。
2.国有资本应分得收益的确认。国有资本应当分得收益的确认是指根据有关财务法规确认国有资本应分得的利润，防止同股不同利。在确认国有资本应分得收益时应贯彻以下原则：(1)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收益。防止企业在内部人控制下，采取各种手段侵蚀国有资本股权收益，如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国有股低价转让、剥夺国有股配股权等。(2)统筹兼顾，适度集中。要统筹兼顾企业自身发展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合理确定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比例。从既有利于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又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出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初期，国有企业税后利润收取比例的确定，应以“适度、从低”为原则。(3)循序渐进，分类处理。我国不同行业企业由于受不同条件因素的影响，税后利润水平差异很大，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统一确定一个上交比例。因为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结构不同，对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需要一个不同的比例。二、国有资本收益的监督管理
国有资本收益在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不正确。二是国有资本管理过程存在层层授权、链过长，导致信息层层失真。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国有资本收益监督管理机制，是防止国有资本收益的流失和转移的必要措施。监督主体包括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国家。
1.企业监督。国有资本收益的企业监督主要是指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审计及内部控制系统。(1)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治理主要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出资者（股东）能够运用自己享有的监控权来建立对其人（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这种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几方面:①促进股权多元化，引入更加积极的股东，提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性。②增强董事会的功能，建立对经理人员的有效约束机制。③强化监事会权威。现实中，上市公司监事会的权威和受重视程度往往不够。④以股权激励方式建立市场化、动态化、长期的激励机制。(2)内部审计。在企业决策、执行与监督组成的企业管理体系中，内部审计处于监督位置上，代表经营者对本企业和基层单位进行经济监督评价。在我国的审计体系中，内部审计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3)内部控制。设计合理并且执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保证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减少财务信息失真，保证国有资本收益确认准确。
2.社会中介机构监督。国有资本收益的社会中介机构监督主要指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资本收益实施的监督。在现实中，会计师事务所在国有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国有企业改制及国有资产评估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注册会计师受托对国有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企业会计收益的准确确认。为保证企业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真实性，根据财务监督工作的需要，国资委统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年度财务决算进行审计。
3.国家监督。国有资本收益国家监督是指由国家审计部门、财税部门及外派监事会等对国有资本实施的监督。(1)审计监督。在我国审计监督体系中，国家审计处于最高层次和主导地位，它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国有资本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监督。从宏观角度看，政府审计部门要在审查监督国有资本配置与使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方面、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督方面、在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方面要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从微观角度看，政府审计部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状况也要进行监督。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共同形成防止国有资本收益流失的防线。(2)外派监事会。2000年3月，国务院颁发了《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监事会以财产监督为核心，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本及其权益不受侵犯。
参考文献：
[1]宋文阁:国有企业利润及利润分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国有资产管理，2005.05
[2]陶友之:破解国企利润上缴的十个难题.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需要专业化、分层次的管理
对于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国际上一般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以挪威为代表的组合管理；另一种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公司管理。
挪威的组合管理主要是根据自身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各种需求，将外汇储备分为：货币市场组合、投资组合以及缓冲组合。货币市场组合是高流动性组合，用以满易性和预防性需求，由挪威央行下设的货币政策部门NBMP放在国内外汇市场管理；投资组合和缓冲组合则属于长期资产组合，由挪威央行下设的专业投资管理部门NBIM投资到全球的42个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新加坡的公司管理则是依据自身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各种需求，对交易性和预防性需求，建立高流动性组合交由货币当局新加坡金管局MAS管理；对盈利性和发展性需求分别建立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公司GIC和淡马锡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运作，投资有价证券、房地产甚至直接投资等领域。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明确的是，两种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的思路和方法虽然不同，但是无论哪种运作方式都将高流动性资产和长期资产区分开来，交由不同的机构或部门进行管理。一般来说，用以满足不同需求的外汇储备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管理和运作上需要区别对待。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对储备资产的流动性要求很高，并且大多和一国的货币政策密切联系。对于满足这一需求的外汇储备，就需要建立高流动性的资产组合，放在国内外汇市场上随时准备供货币当局使用，一般由货币当局或其下设部门管理和运作。而投机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虽然对于流动性要求较前两种需求要低，但是出于盈利和安全的要求，一般需要由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或部门运作，投资海外高收益的长期资产。
国际实践证明，只有用于满足盈利性和发展性需求的外汇储备资产才适合进行长期投资。对于这部分资产的管理，世界上主流的发展趋势是成立专业化的投资管理部门或机构进行管理，例如，挪威的NBIM就是央行的下设专业投资部门，新加坡的GIC和淡马锡则是财政部门出资建立的独立公司。实践证明，这两种模式在各自的国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具体到一国外汇储备管理究竟应该使用哪种模式，则要和该国外汇储备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面临的挑战
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引人瞩目，增大了投资管理的难度。我国外汇储备规模2006年底达到10663万亿美元，粗略估计用于长期资产投资的部分规模将会达到数千亿美元，这一数字比挪威和新加坡两国外汇储备的总量可能还多（挪、新两国外汇储备合计不超过2000亿美元）。
如何把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与国家的战略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结合？外汇储备的投资，下一步需要将投资领域延伸到有价证券以外，注意对国家资源战略、能源战略，以及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配合，既分散了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国买什么涨什么”的情况。从国际范围内看，新加坡的GIC和淡马锡在资产的选择上都涉及到很多关系本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如金融、房地产甚至直接投资等。而日本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制造业、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运输业等部门。另一方面，实现区域和货币的多元化，参考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进行适当配置。外汇储备在最终使用时的意义在于其具有的国际支付能力，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流动性、安全性也在于保障随时可用的国际支付能力。国际上，挪威央行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将满足盈利性和发展性的外汇储备长期资产配置到42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31种货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未来投资管理外汇储备长期资产时，完全可以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建立动态的币种结构体系。
外汇储备的投资不应出现“二次结汇”的要求，而是应当要求以外汇运用为直接目标，以免重新增大外汇储备增大的压力。中央汇金公司在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注资中，实际上就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被注资的机构往往需要对这些注入的外汇进行结汇来进行运用，否则会承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风险。下一步的外汇储备的运用，应当重点强调外汇的直接对外运用。
面对急剧增长的中国外汇储备，各方都在*找良策。笔者认为，成立一个新的外汇储备运作机构不难，但是真正改变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外汇储备3600亿美元足矣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应付外部流动性的资金需求。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外汇储备以每年两千亿的速度暴涨，其中最大的因素是中国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很大程度上它的贸易顺差是这种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与此同时，中国在资本项目上虽然有所开放，但总体来讲仍是封闭的。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仍然非常庞大，而如果把与政府相关联的资本项目扣除，资本项目也呈结构性顺差。此外，还有海外投机资金的流入。近年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加，人民币资产价格不断上扬，但是，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政策方面仍实施控制，不希望人民币有大幅度升值，其结果是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大规模地买入外币，释放人民币。近年外汇储备的暴涨已经超出了外汇储备本身的概念，而是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运行架构的一个结果。
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只为应付不虞之时短期外债和进口的需要，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有3600亿美元就足矣。一万亿美元，与其说是外汇储备，不如说大部分是超额储备。
外汇收益回报有待提高
在认识到我国外汇储备来源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看到，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回报并不理想：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需要，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并且为之提供了高达双位数的回报）；而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又放在回报不超过5%的外国政府债券之中。
对于一国来说，外汇储备的本意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和偿还对外借款需要，通常来说，正常情况下的外储管理应该符合三个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以及效益性（也有称作“盈利性”），这三性原则一直是外汇储备的金科玉律，必须得到贯彻和满足。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便是主要放在流动性极强的外国国债上。
但是对于超额储备的部分，笔者认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的遵守上述三性。部分外汇储备完全可以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比较进取的投资策略，提高回报。1万亿美元的外储中，扣除3600亿的正常储备需要，剩下有近6400亿美元的超额储备，而这部分储备目前由于大量投资于外国国债，回报不足5%，如果通过有效的投资策略，将这部分外储投资回报提高两个百分点，达到7%的水平，中国每年将多获得128亿美元的收益��这还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过去十年，海外基金的平均回报是9%。
根据官方公告，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418.84亿元人民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城市教育费附加）为4665.6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仅349.85亿元）。换言之，如果超额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管理，即使其收益率只提高两个百分点，每年各级政府的教育拨款便可以增加21%。
谁执外储牛耳
要让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的管理，使其“有所作为”，理所当然地涉及到由谁来协调管理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外汇储备的性质和国库资金不同，这笔钱理论上属于全国人民，而不是属于政府。
第二，这笔外汇是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人民币而买入的，在人民银行的账本上，它既拥有这部分外汇资产，同时也要承担与此相关的人民币负债，因此这笔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产。当资金外流的时候，人民银行需要收回人民币，同时将这些储备释放出去，所以不能把这笔钱简单地纳为国家资产。
究竟超额外汇储备由谁掌管？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未来真的成立国家外汇资产管理公司，它可以隶属国务院，但是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牵头，因为这笔钱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另一种做法是，由财政部牵头，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今后吸纳外汇的资金来源由央票发行改为国债发行。
投资策略须慎重
关于这笔资产如何投资，时下争论相当激烈。毫无疑问，资金需要分散风险，同时提高回报。但是从资本市场的运作特点来看，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其流动性将成为第一障碍。举个例子，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黄金储备在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非常小，将一部分外汇分散成持有黄金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实际操作过程来说，在价格敏感的黄金市场上，买卖10亿美元的黄金根本做不到，何况中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黄金持有，就是上百亿美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运作，在现货市场上买进卖出实际上很困难，散户买卖根本无须顾及价格，而超大资金运作本身便对价格构成重大影响。许多目前所讨论的投资策略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一旦中国开始进行资产投资分配，相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会出现一批以猜测和跟随中国政府投资而动来牟利的对冲基金。中国购买海外账户必须涉及政治敏感性。中国在2006年到处谈判，但并购成交项目少之又少。新加坡是政治中立国，淡马锡在收购海外资产上，比中国公司有利。
外储问题涉及政治智慧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提出的新理念，指出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全面收益的理论基础，阐述了我国在报告全面收益方面取得的进步，并就其改进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会计准则；全面收益；业绩报告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在许多交易和事项的核算方法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特别是引入了全面收益会计理念，使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具有了内在一致性，推动了我国全面收益报告的研究和实践。
一、全面收益研究回顾
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原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No.3）《企业财务报表要素》中首次提出了全面收益概念，并把它定义为：“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净资产）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的权益的一切变动。”美、英等一些国家相关机构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纷纷在改革业绩报告方面采取了措施，虽然各国报告全面收益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改革都是为了提升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提高财务信息的有用性。2004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就业绩报告项目进行了联合研究，并已在一些方面达成一致，如两个委员会认为，“带有全面收益总计和净收益或损益小计的单一报表要优于两张报表方式，因为它允许与业主交易以外的全部净资产变动同等地列示在同一位置上”。可见在单一报表中报告全面收益是业绩报告改革的发展方向。
纵观全面收益报告的国际发展可以看出，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英、美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业绩报告的改革，还是近年来国际联合项目组关于业绩报告的最新研究成果，全面收益报告的研究和发展始终是以全面收益理念为指导的，即以向报告的使用者提供更加有用的会计信息为目标，以真实、完整、公允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标准。全面收益理念是全面收益会计研究的中心，也是全面收益报告改革的方向和动力。
我国对全面收益会计研究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新会计准则颁布之前，我国的会计目标属于受托责任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也更倾向于可靠性。加之我国原会计准则回避了公允价值，所以我国实际上没有引入全面收益会计理念，也不具备报告全面收益的理论基础。因而全面收益会计研究的重点是分析传统会计收益和收益表的缺陷，对国外的业绩报告改革进行比较，以及对我国报告全面收益方式的建议和探讨。
二、我国新准则中的全面收益理念
企业会计准则的改革，使我国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中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由于引入了全面收益会计理念，使得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的确认和计量，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从而使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也具有了内在一致性。我国新准则中所体现出的全面收益会计理念主要包括：
（一）关于会计目标——强化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的要求
在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体系中，财务报告目标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以财务报告目标为基础，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报表的要素及其确认与计量就可有机地建立与联系起来。只有明确了财务报告目标，才能较好地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应用。①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会计领域几乎没有出现过“会计目标”、“财务报告目标”等术语，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中指出：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如果这被认为是我国当时的会计目标，那么可以看出这一目标基本采用了受托责任观。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指出“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新的会计目标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新理念，明确提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必须为报告使用者做出科学决策提供相关、真实、可靠、公允的会计信息。这一目标的确立和理念的升华，为维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二）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强调会计信息应当真实与公允兼具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会计信息所要达到或满足的质量标准，它是进行会计选择时所应追求的质量标志。在会计信息的各个质量特征中，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两大重要特征。有用的会计信息既要相关又要可靠，这早已是会计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共识。葛家澍教授认为，我国应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构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时所采用的思路。也就是说，构建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时也应以会计目标的实现为最终目的，以会计实践的可操作性为约束性条件。新准则中的会计目标强化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的要求。与原会计准则相比，相关性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中的重要性也有所增加。如新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观的采用和公允价值的引入都已经突出了相关性的质量特征，即强调会计信息应当真实与公允兼具，大大提升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三）关于会计确认——确立了资产负债观的核心地位
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是确定企业收益的两种不同理念。在资产负债观下，会计准则制定重在规范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收入费用观下，会计准则制定主要关注收益表要素的定义，把收益的确认和计量作为准则规范的首要内容，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成为收益确定的副产品。二者在会计处理中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对未实现损益的会计处理：按照资产负债观，企业的收益是当期净资产的净增长额（不包括业主投资或派给业主款造成的净资产变动），收益的确定不需要考虑实现问题；收入费用观则直接确认已实现的每笔收入和费用，进而根据配比原则确定收益。与收入费用观相比，资产负债观更为注重交易和事项的实质，提供的收益总额信息相关性更强。
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收益的确定，放弃了收入费用观转而采用资产负债观，提出“收入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费用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收入费用的定义以净资产的变动为基础，注重资产负债的确认和计量，另外取消了许多不符合资产或负债定义的递延（待摊）或预提项目，体现了资产负债观的理念。又如“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由原来的递延法和收益表债务法改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用暂时性差异的概念取代了时间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暂时性差异的采用是资产负债观在所得税会计准则中的体现，采用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的划分则是收入费用观理念下的所得税会计选择。③在具体的会计处理上，首先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进而由其变动来确定当期所得税费用，认为只要资产和负债的会计核算真实公允，所得税费用会计信息就会真实可靠。而原来的递延法和收益表债务法，所得税费用的会计处理都是依照收入费用观，从时间性差异出发，将时间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视作对本期所得税费用的调整，往往产生大量不符合资产和负债定义的递延税款借项和贷项。所得税会计准则采用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真实体现资产和负债的未来可收回金额，真实公允地反映了企业资产和负债未来能为企业带来的实际现金流。
（四）关于会计计量——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是最显著的方面。国际会计准则及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会计准则，纷纷将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的计量属性加以运用，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从计量属性角度看，公允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财务会计的发展方向。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并使我国形成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会计计量模式，表明我国要在可靠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这符合我国的会计目标，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基本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同，即：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公允价值的运用包括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生物资产等17项具体准则，这与国际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基本一致，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同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新准则对于公允价值的运用又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条件，如准则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另外在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准则中，对于公允价值的运用也都有类似的限制条件。
总之，新准则在财务报告目标方面，强化了信息决策有用的要求。强调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要以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为核心，要求财务报告在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同时，应当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指出满足投资者、债权人等的信息需求，减少信息不对称。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方面，强调会计信息应当真实与公允兼具，使财务报表反映企业所有重大的交易或者事项，以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和将来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合理的预测。在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确立了资产负债表观的核心地位，要求企业提升资产负债信息质量，如实反映资产未来经济利益，合理确认预计负债，不高估资产价值，不低估负债和损失。另外，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必然带来更多的未实现损益的报告问题。可见，全面收益理念的引入奠定了我国全面收益报告的理论基础，也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全面收益报告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我国在报告全面收益方面取得的进步
我国的新准则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将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作为主要报表之一，并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了“净利润”和“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及其“合计数”。虽然没有明确全面收益的概念，但表中的“净利润”就是已实现的“净损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是已确认而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即“其他全面收益”，“合计数”即净损益加其他全面收益，实际上就是“全面收益总额”。可见，我国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是全面收益理念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在报告全面收益方面的巨大进步。与原企业会计准则中的业绩报告相比，利润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共同构成的业绩报告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业绩。收益要求确认和计量除由于股东投资和股利分派以外的所有形式（包括现金和非现金）的权益变动，但由于利润表受到实现原则的限制，目前仍有部分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绕开利润表直接进入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部分。我国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净利润”与“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的“合计数”，即全面收益总额，是将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计入“全面收益”，不但使会计信息更加清晰透明，而且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业绩，便于投资者对企业的盈利能力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和评价。
第二，有利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运用。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能够反映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可以给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具有决策相关性的信息。原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基本上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随着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广泛运用，必然带来更多的“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受到实现原则的限制，目前这些项目只能绕过利润表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部分，随着所有者权益中这些项目的增多，所有者权益就会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信息的质量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将“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正本清源，与“净利润”一起计入“全面收益总额”，使所有者权益的内容不再模糊，解决了公允价值在报告方面的后顾之忧。
关键词：管理层激励 投资决策 基准收益率
一、文献回顾
（一）基准收益率相关文献回顾
基准收益率是投资决策中用以衡量资金时间价值的重要参数，是投资者依据所在行业的历史投资绩效，以动态的观点所确定的、可以接受的投资收益的最低标准水平，即投资者可接受的最小收益率。在企业中是由决策部门根据企业未来的发展预测和财务情况自行确定的，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经常变动。当项目的收益率达到或超过该标准时，企业可考虑对这项方案进行投资；若低于这个标准，企业的资本将不用于该项投资，而转向收益率更高的投资项目。
蒋红华（2005）认为影响基准贴现率的因素主要有资金成本、最低希望收益率和截止收益率。企业应根据投资项目的性质、特点确定适当的贴现率，以客观地评价投资项目的可行性，避免投资失误和损失。王燕、康锋（2003）具体分析了影响基准收益率的几种因素，最后提出了确定基准收益率的方法和原则。其创新之处在于，明确指出来基准收益率与企业最低期望盈利率等指标的区别和联系，并给出了计算基准收益率的方法和步骤。
（二）管理层激励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相关文献回顾
Campbell etal（1989）研究表明当投资绩效影响经理的能力或竞争力声誉时，经理与股东的投资冲突就会出现，他们的模型表明在最优的激励合同均衡时，经理是投资不足的。刘怀珍（2004）等研究了经理私人利益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通过建立模型发现，经理私人利益是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的决定因素，显性报酬只影响经理的努力水平而与投资行为无关。Jeffrey L.Coles（2006）指出高管人员财富对股票波动的灵敏度越高，高管人员就会做出风险更高的投资决策，更多的投资开发，更少的投资实务资产。Ryan and Wiggins（2002）则运用联立方程检验了研发投资与高管人员激励的内生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增长机会与股票期权的使用正相关，股票期权对研发投资有正的影响，而限制性股票对研发投资有负的影响。王艳（2005）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出了如何设计最优股权契约来降低经理的过度投资问题，并考察了与经理过度投资相关的因素。罗富碧等（2008）运用上市公司2002—2005年面板数据，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有显著正影响，并且股权激励与投资满足内生决定要求。
因此，在制定管理层激励计划时，需要权衡该计划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恰当的管理层激励模式，以避免出现损害公司价值的行为，并且把握好最优的管理层激励强度，以使公司的投资水平处于最优状态，这样才能最好的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提高企业价值和绩效。
二、实证研究
（一）假说的提出
由前文可以看出，管理层激励与投资决策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相关文献主要都是集中在研究管理层激励对投资不适当行为的效果上面，并没有研究对投资参数和指标的影响，特别是像基准收益率这样关键性的指标。管理层激励会影响管理层做出有所倾向的投资决策，引起投资风险的变化，进而影响公司的总风险。基准收益率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指标和必须考虑的参数，管理层激励必然也会对基准收益率产生一定的影响。管理层激励虽然是作为解决委托问题而实施的方案，但是管理层激励影响着管理层的投资行为，管理层可能会为了实现激励的条件或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奖励，将资金投入收益高的项目以期望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些收益少但已经超过公司资本成本的项目将不能得到实施，即管理层在实施了管理层激励后会提高他们对项目的最低期望收益率，也就会提高基准收益率。即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实施管理层激励会使管理层会提高基准收益率
不同强度的管理层激励对投资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对管理层实施越强的激励，那么管理层就越有动机和动力选择投资高收益的项目，提高自己的最低期望收益率。进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管理层激励强度与基准收益率成正比
（二）变量的选择
在最优资本结构模型中，根据国内外研究状况，本文确定了11个研究制造业行业资本结构的因素。变量说明表如表1。在计算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时，本文选取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债务总计。
在管理层激励强度与基准收益率关系的模型中，本文没有选择以往研究中用高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来表示股权激励的强度，因为管理层持有股份比例的高低并不直接反应该激励方式对高管未来行为的影响程度，管理层持股比例高并不意味着由股权带来的财富效应在其总薪酬中所占的比重大。因此本位采用股权激励的股份数*（该公司年末收盘价——激励价格）/管理层总薪酬+股权激励的股份数*（该公司年末收盘价——激励价格）来计算股权激励的强度（IR）。
（三）模型的构建
基准收益率的测算模型
根据已有文献的阅读发现，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结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方法对基准收益率的测算具有更好的解释力，既反映了不同资金来源的成本，也反应了风险。所以本文采用的模型如下：
K=Ke×（1-C）+Kd×C×（1-T）
其中：
K-基准收益率
Ke-权益资本收益率
Kd-债务资本收益率
C-资金成本优化值
T-所得税税率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Ke=Rf+β× （Rm-Rf）
其中：
Rf-无风险利率
β-系统风险系数
Rm-市场收益率
最优资本结构模型：
CS=a0+a1ROA+a2SIZE+a3TANG+a4TAX+a5NDTS+a6GW+a7STATE+a8IC+a9CR+a10CL+a11P+ε
管理层激励强度与基准收益率相关性模型
Ri=b0+b1IR+b2BETA+b3SIZE+b4GW+b5ROA+b6STATE+γ
（四）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择2009—2011年实施管理层激励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了出现财务困境的公司、财务会计数据与指标缺失的公司、B股、H股的上市公司，剔除掉在同一年实施两次以上的重复样本，得出实施管理层激励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有49个样本，其中实施股票期权的公司26个，实施限制性股票的公司21个，实施管理层持股的公司1个，实施股票增值权的公司1个。另外，作为配对样本，本文在2009—2011年中选取与实施管理层激励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对应的样本（即行业、年份等都对应）。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
1、分析第一个假设
从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所选取的变量间相关系数在显著性水平0.05的条件下，不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可以同时进行多远线性回归分析。根据第一次回归结果，剔除不显著的变量，进行第二次回归。
从表2的回归系数表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指标都显著的影响资本结构，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76.5%，可以说是较为完整的解释了因变量。从VIF来看，数值均不超过2，可以说明这几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原因在于控股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越高，就不希望管理层过多的负债导致增加公司财务风险，发生财务危机。实际税率与资本结构负相关，虽然税率越高，债务的税盾功能就越大，但是一味的节税而加大负债比例容易增大财务危机，公司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平衡。公司的规模与资产抵押能力与资本结构呈正相关，这可以说明公司的规模越大、资产的抵押能力越强，就越有能力和信用度来筹集更多的债务资本。从回归系数表中可得出： CS = -1.012 - 0.015CR
-0.411STATE-0.727TAX+0.079SIZE+0.249P 利用各指标的平均值，可以计算出最优资本结构值为0.3982。
本文利用利息支出/总债务来计算公司的实际债务资本成本，然后求得平均值，这样计算出的2009—2011年实施管理层激励的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为1.31%。
为无风险让渡货币的报酬率，通常都是将各种类型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看作无风险资产收益率。本文采用2006年十年期国债年收益率2.92%来设定它。为资本市场的平均投资收益率。资本市场存在着充分的竞争性、有效性以及投资者追求收益最大化地动机，这些决定了资本市场有一个均衡的投资收益率。但是，在实践中很难计算出这个均衡点。因此本文采用股票价格指数替代均衡投资收益率作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平均投资收益率。由于股票价格指数的剧烈变动，在实际计算中采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用其平均价格指数收益作为的参考值。本文用2000—2006年的上证综合指数平均收益率来设定它，通过计算为18.64%。
本文利用锐思数据库中股票风险因子模块中个股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β值的数据。其原理是通过线性回归，选取过去一段时间某支股票的收益率和市场指数的平均收益率，回归求得的系数就是β值。本文采用了以日收益计算的年度数据，按总市值加权计算β值。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权益资本成本为18.62%。
将资本结构最优值、债务资本成本以及权益资本成本带入基准收益率模型中可以计算出进行了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基准收益率为11.6%。
对照组：
根据前面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出
CS=-1.579+0.105SIZE-0.073CR
-1.515ROA+0.096TAX+0.424IC得出最优资本结构值为50.26%。债务资本成本为0.024%，权益资本成本为19.86%。基准收益率为9.89%。因此可以证实第一假设成立。
2、分析第二个假设
根据表3可以看出，基准收益率与管理层激励强度呈显著正相关（5%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系数为0.007，其结果与本文的假设一致。该回归后的调整后的R平方为0.672，较为完整的解释了基准收益率这个因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BETA值与基准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96，说明风险越高的企业期望的收益率也就越高；前10大股东持股比与基准收益率也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01，说明公司的治理结构对投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能显著的影响管理层的投资行为。SIZE与基准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016，这一部分原因在于规模越大的企业发展趋势减弱，此时管理层可能希望降低企业的风险以维持发展，所以最低期望收益率会不如正在成长扩张的企业高。部分控制变量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不够长，进行管理层激励的样本过少。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9—2011年制造业中进行了股权激励政策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包括深市和沪市的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来研究管理层激励政策与基准收益率之间关系。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实施了管理层激励的公司会提高基准收益率。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在计算基准收益率的模型中选择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结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法。目前来说基准收益率并没有统一的计算模型，本文选择这个模型的原因在于它既反映了风险、资金结构也反映了资金成本，相对来说解释力比较强。本文通过两次回归得出了影响样本资本结构的因素，计算出最优资本结构值，并将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带入模型中计算出基准收益率。对比配对组的计算结果，能够看出实施了管理层激励的公司为了达到激励的条件和得到更多的薪酬把资金流投向收益更高的项目。
其次，在前述结论的支撑下，文本进行了第二部分的实证研究，仍然运用回归模型来验证股权激励强度与基准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强度与基准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支持本文第三部分的假设，即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越大，那么管理层设定的基准收益率就会越高。
参考文献：
[1]蒋红华.投资项目财务评价中基准贴现率的确定[J].财经论坛，2005
[2]王燕，康锋.基准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及确定方法[J].工业技术经济，2003
[3]Campbell T，Y. Chan. Incentive contracts for managers who discover and manage investment projec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J].1989
[4]刘怀珍，欧阳令南.经理私人利益与过度投资[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
[5]Jeffrey L Coles，Naveen D.，Daniel. Lalitha Naveen.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risk-tak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J]. 2006
[6]Harley E Ryan J， RoyA Wiggin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R & D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compensation policy. Financial Management[J]， 2002
[7]王艳，孙培源，杨忠直.经理层过度投资与股权激励的契约模型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6
关键词：地铁、交通、票务收益、安全管理
中图分类号： U231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地铁车站票务工作涉及到售票、兑零、自动售检票系统（AFC）设备操作、现金清点、票卡盘点、系统录入、报表填报、票款解行、票务物资的保管及处理乘客票务事务等诸多事项。车站票务工作需一线人员、票务管理者、设备部门等多方协同配合完成。车站票务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保证票务收益的完整，客观公正地处理票务事务，确保乘客利益不受损。
二、地铁票务收益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地铁票务收益管理工作主要是指以确保地铁票务收益的安全性为目的，在售检票、统计、特殊票务处理以及核算等过程中，对有关联的车票、现金以及系统数据进行全面、集中式管理的一项综合性工作。轨道交通票务收益管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票务收益管理可以准确地记录客流信息，及时地统计票务信息，为运营商的运营调控、营销等提供了决策的依据，同时为提高轨道交通的服务质量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2、票务收益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可以保证车站客流的井然有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逃票、漏票等现象，极大地保障了企业的票务收益和经济利益。
3、票务收益管理中AFC系统的安全应用，大大减少了现金的交易、人工记账和相关的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精简工作人员，也提高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较好地利用资源。其次，采用无障碍换乘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地铁出行的便利性和技术含金量。
三、影响地铁票务收益安全的五点因素
1、员工对待票务工作的态度、工作责任心：票务工作人员对待票务工作的态度积极度、端正度与票务安全度成正比。
2、员工业务水平：票务工作人员要熟练掌握设备的操作、填写报表、乘客事务办理等票务运作方面。提高票务工作的业务水平。相关各级部门加强票务安全检查。提高员工的业务水平与工作热情。
3、员工间的互控：票务相关部门应严格遵守票务规章制度，形成自检、互检、他检和自控、互控、他控的机制，加强票务工作管理。
4、设备隐患：地铁应该着重强调人为因素，消除设备缺陷，设备隐患是从客观上保证安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5、管理漏洞：管理人员的重视度/认识度、规章制度的执行/落实度、员工法制/票务安全意识/业务教育、管理人员是否带头违章、实施检查督促（车站基层、部门、总部、总公司）、危险源与危险事件的查找、对待违章的公正度、适当的奖惩。
四、有效加强地铁票务收益安全管理的对策
1、根据 AFC 设备产生的交易数据特性，保证设备完整的交易数据
AFC设备的交易数据是票务收益的重要依据，保障数据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运营收益的安全可靠。按特性分为AFC 设备产生的完整交易数据、非完整交易数据和非 AFC设备产生的交易数据。其中AFC设备产生的完整交易数据可以进入清分系统实现自动清分，数据应包含个要素：记录进入闸机的时间和地点，记录出闸机的时间和地点，出闸机时具体的扣值金额等内容。以上所述的AFC设备产生交易数据三个要素中缺少一个及以上要素均称为AFC 设备产生非完整交易数据，此类数据因信息不完整，系统无法自动辨识，所以需要借助人工手段进行统计和清分。由于存在安全隐患，需要辨识人员具备鉴别数据真伪的能力。
2、建立健全地铁运营票务管理机制
在利用AFC系统协助地铁票务运作的同时，由于系统难免存在一定的缺陷，地铁运营管理部门必须时刻关心AFC 系统的安全，加强对内部管理人员的管理和监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营票务管理机制。对于AFC系统和设备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从管理上想办法解决，以确保票务收益的安全。
（1）加强生产操作部门逐级负责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对应地铁站点多线路广，票务运作环节复杂的特点，生产一线票务监控需对员工不断强化票务收益安全意识教育，立足于内部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因此，在一线生产部门必须实施逐级负责制度，确保责任落实。
（2）建立与 AFC 系统数据相结合的票务管理系统，进一步完善收益核对机制地铁几乎所有的运营票务收益均通过AFC 设备操作产生，难以通过手工方式对海量数据进行全面核对，对全线整体收益情况必须由二级审核部门按一定比例进行稽查。
（3）建立独立的票务稽查队伍在一线生产部门建立日常审核机制的前提下，各地铁运营公司必须建立独立于操作部门，代表企业对地铁运营票务收益进行独立监督、审查的票务稽查部门。对票务稽查工作发现的问题，要深入调查分析，做到事事彻查，并对存在的问题要有具体的整改措施并认真加以落实。在开展票务稽查工作的同时，建立规范、完善的票务稽查惩处制度，警示员工，进一步防患于未然。
（4）提高关键业务办理要求，增强收益管理安全系数对 AFC 系统的薄弱环节，如 AFC 设备出现故障导致需在 AFC 系统外处理的特殊乘客事务（如为在自动售票机购买了无效车票的乘客办理退款等），这些情况可通过内部管理规定强制要求车站实行双人共同确认办理的程序，做到互控、联控，进一步提高收益管理安全系数。
（5）网络化运营收益流程同单线相比没有较大的变动，但是对接的部门不同及报表收取方式的不同也会对收益流程有所影响。车站手工票务报表及电子报表存在一个并行阶段的过程，但随着网络化运营的日趋成熟，将逐步完善系统实现票务数据报表填写的完全电子化。以车站为基层单位，所有票务数据的基础填制都能够在车站完成，并汇集在LC系统当中。LC系统相关数据进行自诊断和处理，收益人员对LC系统内发现问题的电子表报进行二次人工审核，并根据各部门的需要形成相关票务报表。
3、AFC 系统的安全可靠性是确保地铁
票务收益安全管理的重要前提保障AFC 系统主要流程包括三部分：车票管理流程；帐务管理流程；运营维护流程。由于地铁AFC系统涉及制票、售票、检票、计费、收费、统计全过程，几乎所有的地铁运营票务收益都是通过AFC系统得以实现。为确保这一重要前提保障发挥理想作用，可从以下三方面：
（1）建设AFC系统，必须深入考虑系统运作可能出现的各类收益安全隐患，积极吸收、借鉴同行的经验，将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作为系统开发、验收的重要检验指标，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开发的系统具备高度安全性。
（2）在日常票务运作过程中，各类AFC技术人员或各层级票务管理人员必须主动、深入地去收集、发现AFC系统出现的各类隐患，对系统在运作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需给予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正。每年定期开展设备缺陷整改讨论，申报预算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改造，保证设备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逐步改善设备性能和数据稳定性。
（3）针对AFC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定设备完好率、故障修复率等系列技术考核指标，减少系统、设备故障发生率，确保系统、设备正常运作，从而保障地铁票务运作安全、有序开展。在设备保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汇总上报相关部门，做好相关问题的记录工作。
五、结束语
地铁票务收益安全管理，一方面需加强对运营票款收入现金流的管理，另一方面，更应该对自动售检票系统赋值设备隐性现金流的管理加大控制力度。因此，提高自动售检票系统安全性和建立健全地铁运营票务管理机制，都是保障地铁票务收益安全管理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1] 范巍：《清分中心系统的功能定位及自动售检票系统标准制定》，《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0年03期
[2] 骆海瑛 丁耿：《对自动售检票系统进行风险评估的探讨》，《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08年08期
关键词：监管理论；评估；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133；C9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21-06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组织化市场的出现推动了交易过程的扩张，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由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等原因造成的市场失灵，导致了作为一种外部干预的政府监管（Regulation）理论的出现和发展。这种监管是基于规则的监管，是政府按照合法的程序和透明的规则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这种基于规则的干预，使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各种交易得以正常进行。随着技术进步、信息传输成本的降低和社会经济活动透明度的增强，监管范围已经从那些市场失灵最为明显的领域，例如具有自然垄断性的网络型产业的简单经济性监管中取得突破，扩展到广泛的社会性监管，成为政府有效干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手段。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在关于工业化发达国家监管体系改革的报告中所述：“本世纪监管型国家的出现是发展现代工业文明必不可少的一步。监管帮助政府在保护广泛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OECD，2002），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但是，在监管作为政府干预市场交易和公共行为的方式的百年历史中，一直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监管机构始终没有制定评估监管（监管政策）绩效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监管机构行使监管权利，制定监管政策，对各类经济实体、环境客体、社会因素产生何种程度上的影响等，没有任何衡量的指标。针对这一监管实践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欧盟和OECD为代表，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发展，引入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创造性地提出成本―收益分析绩效评估标准。
一、成本收益分析标准的经济逻辑起点
政府监管作为监管机构依据法律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与规范的一种制度安排，以权利和义务的方式确定了市场主体行为和关系界限。为了保证权利和界限的明晰与安全，任何权利的享受都必须同时支付成本。因此，几乎所有的监管活动，包括监管立法、监管执行和监管效果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成本。作为对市场的替代，政府在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也耗费并产生着额外的成本。政府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在不花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抽象地解决纠纷和提供市场秩序。同时，一项好的政府监管政策，通过对权利、义务、责任和程序的有效安排，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收益，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净福利。但是，由于有关约束条件的作用，使得好的政府监管政策本身又是一种稀缺资源。类似，一项监管政策是利益集团博弈和规则冲突的产物，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也要求监管政策能进行相应的改变。然而，监管改革的成本和条件会限制监管政策的适应空间，以至于一项既有监管政策的实施不可能达到最优水平和取得预期的成果。这样，由稀缺性引发的成本节约问题，便转化为对最优监管政策的慎重选择和效益最大化设计问题。这可能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标准的经济逻辑起点。
二、成本收益分析标准的基本内容
成本收益分析标准运用经济学中成本与收益的基本概念，对监管政策或建议可能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实证分析和评估，实质上是预期政策或建议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社会总成本、总收益和净收益，并以政策的收益要超过成本为基本原则，通过以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带来的社会净福利最大化衡量监管政策的绩效。归纳美国、欧盟和OECD的有关成本收益分析的主要规定，可以发现，该标准的基本内涵清晰地表达了政府监管理念顺应市场变化，并以效率为基础的哲学基础和原则：
（1）在该标准中，成本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第一是直接成本，既包括政府拨给监管机构管理与运行的行政经费和拨给地方政府执行监管政策的经费，还包括各级监管机构的管理运行经费；第二是间接成本，指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执行监管政策的有关支出，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损失、给生产或消费带来的麻烦或阻碍，以及时间成本（也应该包括对经济和私人市场中生产率、就业和竞争有效地运行的消极作用，对健康、安全和自然资源有效机制产生的不利效果）（Clinton,1993）。或者另一种分类：第一是预算成本，包括监管政策预算以及其他公共资金中的直接财政支出；第二是交易成本，包括监管机构的政策措施的实施、监督、强制执行的成本；第三是遵守成本，包括被监管者为遵守政策而产生的直接成本(注： 这里的直接成本来自于被监管者必须向有关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提供其行为或者产品信息的义务。)，又分为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注：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为达到相关政策的要求所必须放弃的预期最大收益。为了更有效评估一项监管政策的实际成本，必须考虑到如果将上述资源投入到最佳、最安全的项目中所获得的收益。)；第四是调整成本，包括为适应政策实施导致的变化（涉及生产、消费的变化）而产生的成本或重新配置资源的费用（European Commission SEC(2005)791，2006）。这两种对监管政策成本构成的划分方式，是政府层级上比较有代表性和概括性的。另外，美国独立政策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卡图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中心等，对联邦政府监管理论的数十年研究形成的成本收益的指标设计也对政府监管机构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注：美国独立政策研究机构将监管成本分为三类：社会管制、经济管制和文牍管制。社会管制成本设计了12个指标：空气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固体废物处理、有害物质处理、噪音控制、道路光滑度指标、疾病和事故预防、退休和养老管理、家庭迁入和迁出管理、就业和培训计划、健康卫生安全标准、工作环境设施标准；经济管制设计了7个指标：农产品价格和销售的控制、运输价格和进入控制、能源价格和进入控制、银行证券基金和保险的进入控制、通讯的联邦与地方的分割经营、服务业的登记资格认证与许可证、工资和工作时间标准的障碍；而文牍管制的成本是把联邦监管机构参与管制的工作时间折合成总小时数，评估出每小时工作的货币值，然后用总小时数乘以每小时货币值，乘积就是文牍管制的总成本。)实践中，各国政府还会在上述分类项下细化各种相关成本，并且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借鉴以往监管报告的经验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分析报告，不断调整成本的范围，以期准确反映监管政策的影响。
（2）监管机构在计算成本的同时，也要量化执行监管政策后可能产生的收益。收益会根据监管政策的不同而在不同的时间段上产生，即可能“立竿见影”，短期内就产生收益，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收益。以美国联邦监管机构的评估做法为代表，监管机构一般会坚持评估市场直接贸易收益和社会间接效益的原则，对短期内产生的收益进行直接评估，对在较长时期产生的收益，通过贴现的方法将未来收益折算成现值，评估未来各年度的收益。收益一般表现为：促进经济和私人市场更为有效地运行，增进健康和安全，保护自然资源及消除、减少歧视或偏见。收益的种类一般包括：经济收益、安全收益、健康收益和环境收益。净收益是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只有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才会产生净收益（见表1）。
奇怪的是，量化收益的方法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应用频率，远少于在美国联邦监管机构的应用，造成这种情况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和美国不同，欧盟负责监督监管程序的机构通常对规章及其分析没有审核权。(注：根据欧盟文件和某些成员国做法，协调机构经常无权对分析做实质性改变。）例如荷兰的经济事务部是一个组织其他机构来产生影响评估报告的协调机构。第二，在欧盟，影响评估报告常常成为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工具，而不是被直接用于制定决策。(注：美国的监管影响分析是形成监管决定的主要基础，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监管影响分析确实传达决策制定，但是如同欧盟一样，法律和规章通常是为适应利益集团的需要而设计的。)第三，假定收益一定为正，而从不考虑是否可能没有收益。
（3）监管机构在分析评估成本和收益时，除了按照上述分类项目外，会使用机会成本和支付意愿等概念，以细化和提高评估程度。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指，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将一种资源用于某种用途时，而放弃用于其他用途的一种取舍关系。即人们考虑将一种资源用于某种用途时，应该考虑可供选择的次优用途。这种次优用途就是机会成本的正式度量（斯蒂格利茨 等，2005）。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倾向于将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视为机会成本的最合适的测量指标，(注：美国监管机构主要利用两种方法估计人们的支付意愿：一种方法是快乐定价，是指从可观察的市场行为中推导出人们的估价；另一种方法是随机性估值定价，这种方法通常在无法获得市场行为实证数据的情况下使用。）它是指在个人偏好和收入预算约束下，消费者通过选择分配收入，获得效用最大化，即支付意愿取决于市场价格。因此，利用支付意愿这个衡量工具，市场价格就可以为评估成本收益提供丰富的数据。如果个人没有获得某方面的福利改进而通过调查意愿获得，此时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就可以作为支付意愿的补充，提供一个关于机会成本的有效衡量指标（注：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Regulatory Analysis”， September 17,2003。）。
在这里，笔者必须指出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归纳美国、欧盟和OECD的做法，各个国家的监督机构没有对监管机构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标准化。也就是说，对成本收益分析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计量数值，不同的监管机构和不同的监管政策会有不同的假定。监督机构应该试图统一这些概念数值，以便于跨政策和跨机构的比较。
（4）当政府监管政策涉及的成本收益不能被货币量化时，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指标，在既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选择成本投入最小的方案，以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标准衡量监管政策，这种方法就是成本有效性标准。一定程度上，成本有效性标准是一种在收益方面较为宽松的衡量标准，是成本收益标准在某些监管政策评估上的替代方法。例如，社会性监管（注：根据监管对象的不同，西方监管理论主要将政府监管分为经济监管和社会监管，有时各国还会依据国情增加程序性监管（政府对所有企业的公文的要求和约束）或间接监管（对垄断等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间接制约的监管）)。基于对健康、安全和环境的保护，为消费者、工作者和大众提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环境和自然环境，其涉及的事故、风险和污染等情况，都不是一种具体有形的商品，不可能在市场上交易，没有对应的市场价格。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会使用基于显示性偏好和表示性偏好的分析方法来评估成本收益。显示性偏好方法，以消费者、工人和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实际市场决策为基础，对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或者这些商品和服务某些特性的价值进行估计。如果市场参与主体信息完全并且面临真实的选择，确定监管政策制定所需的（收益与成本的）货币化价值还是可行的。表示性偏好方法通过向调查对象提出关于使用或非使用的价值的假设问题，以获得与收益或成本估计相关的支付意愿估计值，具体例子包括随机价值定价（contingent valuation）、结合分析（conjoint analysis）和风险权衡分析（risktradeoff analysis）等(注：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Regulatory Analysis”， September 17,2003。)。
（5）成本与收益通常不在同一时间发生。当成本和收益不在同一时间发生时，不考虑实际发生的时间而简单地将成本或收益加总的做法是不正确和不切实际的。如果监管政策的成本与收益的发生被推迟或相互之间在时间上相隔，那么这种时机上的差别就应该在监管分析中得以反映，于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必须考虑贴现率（discount rates）。为了决定现在的支付是否值得，就要对未来收益进行贴现，确定它们的现值。一般来说，在一个监管政策实施的周期中，成本会在前期迅速增加，而收益往往是在以后逐步产生的，提高贴现率会趋于减少这一监管政策所具有的吸引力，即贴现率会对那些实施周期长的政策措施产生重大的影响（席涛，2006）。因此，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合适的贴现率是十分重要的。
（6）监管机构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还要考虑机动性、分配影响和平等性。另外，监管决策应该在科学和充分的信息基础上做出，行政机关应该详细说明监管方案的合理性，而不是详细说明监管实体必须遵守的守法行为和方式。在制定监管政策之前，监管机关应该切实可行地探寻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评估监管将对不同利益主体造成的影响，努力寻求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每个监管机关应该避免不同监管政策之间的不一致、矛盾和重叠。另外，监管政策应该简洁和容易理解，使潜在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引发的诉讼最小化。
三、成本收益分析标准的意义和局限
“分析优于定义”（经济消息报编辑部，1995），这句经济学家科斯先生的名言，在成本收益分析标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成本收益分析标准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主要的分析手段，它的产生及其应用，使得对抽象的制度、产权等对象进行研究时能有一个有力的、具体的分析工具，且把这一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归结为可测量、比较，并能进行数量分析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它使得制度分析和传统经济学分析在方法上能够融合，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作用领域大大拓展。实践中，该标准运用统计分析等方法验证监管政策是否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的最佳配置、促使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监管绩效，降低社会成本，同时，借用成本收益分析，实行监管政策的信息披露，增加透明度，代表公共利益执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监管中“囚徒困境”的难题，有效地避免了监管者成为被监管者的“俘虏”（Sunstein，1996）。但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至目前为止还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它还存在着机械性运用的缺陷，即其假定成本与收益是紧密关联、互相对立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成本与收益间的模糊关系，两者间不规范的、不合理的相互转化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成本约束松懈的体制内，情况更是如此。忽视成本与收益间的某些现实状况，将使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及其结论失真，或与实际状况有很大的差距。其次，如美国布鲁金斯管制研究中心向国会提交的《2002年联邦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报告》中所述：“(注：OMB和OIRAOMB（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OIRA（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信息和管制事务办公室）作为监管机构的监管者，直接负责审核监管机构的规章。）以各个监管机构的成本收益分析报告为基础建立的总报告，内容不全面，而且有过分突出和不切实际的收益评估。OMB和OIRA低评管制成本，高估管制收益，一方面，给政府首脑总统有个管制绩效的满意结果，另一方面，给国会一个满意的答案，其结论有待历史检验。”成本收益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情况下，成为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监督机关之间妥协的工具，或是达成某种默契的“合理合法外衣”。再次，现实中有许多东西的成本和收益是难以量化的，如某些非交易性的社会物品和人身属性的物品，除非依赖一定的假设条件，但难免产生自圆其说的感觉。最后，成本收益分析标准没有涉及分配领域的问题，不能解决提高福利水平后的收入分配问题。于是，OECD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18个国家的监管政策进行评估，结果发现，“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分析一般只是对政策制定做一个‘边际效应’的分析”（OECD，1997）。尽管如此，至少在形式上越来越重视对监管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趋势，仍将会在各级政府中继续发展（Hahn，1998.），并在实质上继续推进成本收益分析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化和纵深化。
四、成本收益标准对中国监管绩效评估实践的借鉴意义
研究分析和比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监管绩效改革上的一些做法，参考和借鉴他们成功经验基础上总结的一些原则、程序和方法，作为中国改革的参照，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但是制度的选择依赖一国的历史现实环境，决不能照搬照抄。中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监管的实践和经验积累比较少，尚未形成明确的监管绩效评估观念，对监管绩效评估的对象、内容和方法的理解缺乏统一、规范的认识，总体上更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监管绩效评估体系，也没有成立中央一级的推动监管改革的常设机构，更没有将其提到法律要求的层次。中国建立系统的监管绩效评估制度任重道远。面对严峻的实践发展形势，国务院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成本收益经济分析开始被引入国家决策和立法制定领域。除了《行政许可法》中要求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成本效益评估之外，国务院2004年3月17日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17条更加明确地鼓励运用成本效益方法，即“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强调：“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立法征求意见制度。研究建立有关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探索建立有关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并且，国务院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来具体落实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国务院办公厅，2004）。自2004年至今，全国各省市积极开展立法的成本收益分析，探索立法后的绩效评估制度。(注：海南省2007年底出台《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的实施意见》；杭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决定从2008年1月1日起，全面有序推进政府规章定性定量分析，进行成本效益评估；青岛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在2008年工作要点中也明确指出，要“探索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提高政府立法水平”；山东省在依法行政五年规划中这样指出，“选择一些重要的政府立法项目特别是经济立法项目，尝试进行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着手建立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第一，积极推动成本收益分析机制的组织化和程序化。监管绩效评估的贯彻需要政府高层的强力支持，特别是在监管绩效评估基础薄弱的国家。尝试借鉴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与信息和管制事务办公室的组织设计，坚持组织机构的常设性、权力性、适度中立性和高层协调性，可以扩展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职能，赋予其依法收集监管信息和进行监管评估以及撰写相关的成本收益分析报告的任务。
第二，提高监管绩效评估技术水平。监管绩效评估对数据资料和专家的可获得性要求很高，数据质量是监管绩效评估的关键，这就要求评估机构具有很强的技术支持能力。现阶段，不仅在中国，包括美国、欧盟各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缺乏有效高质的评估数据的难题。因此，加快提高数据搜集甄别能力，明确数据相关标准，应该是中国监管绩效评估改革在短期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努力建立起对监管绩效评估的长期承诺。市场化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监管绩效评估机制，将政府监管建立在科学量化的基础上，不仅符合市场经济下政府的管理职能，还节省了社会成本，带来了监管效率的提高。这种有效的监管改革应该通过完善监督机制、保证监管绩效评估各环节作用的充分发挥而被长期坚持和适用下来。切忌决策的高度政治化和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化而导致监管绩效评估被精英集团所俘获（Posner，2001）。因此，应该努力加强防范监管绩效评估中的寻租现象。
参考文献：
国务院办公厅. 2004. 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6）：31-34.
经济消息报编辑部. 1995.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录［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35.
斯蒂格利茨,沃尔什. 2005. 经济学:3版［M］. 黄险峰,张帆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8.
席涛. 2006. 美国管制：从命令―控制到成本―收益分析［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10.
CLINTON B. 1993. Executive order 12866: regulatory planning and review ［R］. Federal Register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58, October 4, FR 51735.
European Commission SEC(2005)791. 2006. Impact Assessment Guidelines ［R］. With 15 March update.
HAHN R. 1998. The cost and benefit of regula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2(4).
OECD. 1997.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best practices in OECD countries ［R］. Paris.
OECD. 2002. Report on regulatory reform: from interventionism to regulatory governance ［R］. Paris.
POSNER E. 2001. Controlling agencies with cost-benefit analysis: a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perspective ［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68(4).
SUNSTEIN C. 1996. Congress, constitutional moment, and the cost-benefit state ［J］. Stanford Law Review,48(2).
Research o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Western Regulatory Theory：
Taking the Practice of USA, EU and OECD as an Example
[WT4”BZ]LIU Dongzhou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公司的收益分配是指由公司的董事会或执行董事，依据公司法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具体情况，制订出当年公司税后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股东会）审议、批准，并依法实施该方案的行为。1993年7月1日开始颁布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中规定，企业的利润按照国家规定做相应的调整后，依法缴纳所得税;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按照下列顺序分配:1.被没收财物损失,违反税法规定支付的滞纳金和罚款。2.弥补企业以前年度亏损。3.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积金用于弥补亏损，按照国家规定转增资本金等。4.提取公益金。公益金主要用于企业职工的集体福利设施支出。5.向投资者分配利润。企业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可以并入本年度向投资者分配。
《企业财务通则（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企业实现的年度净利润，采取适合企业战略要求和财务状况的策略，经投资者决议后，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分配:1.弥补以前年度亏损;2.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盈余公积累计余额达到注册资本50%以后,可以不再提取，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提取的储备基金，按照法定盈余公积执行;3.按照企业章程或者投资者决议提取任意盈余公积，独资经营的企业可与法定盈余公积合并提取;4.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其中最大的改变是，新的《企业财务通则（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公益金的提取，笔者认为这与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相适应，是一个大的进步。
公益金又称“法定公益金”。是指企业按照规定从税后利润（扣除被没收的财产损失、支付各项税收的滞纳金和罚款、弥补企业以前年度亏损）中提取用于集体福利设施的积累资金。
公益金制度的设立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政策有关。当时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政策，企业职工的工资中并没有包括必要的生活福利方面的内容，如住房和医疗保健支出；1993年我国进行了会计制度改革，但当时我国的各项配套改革如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并未很好地开展，作为一项过渡性安排，公益金应运而生。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公益金”的设置越来越显露出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的要求。它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公益金的产权主体错位，引发企业投资者与职工之间利益矛盾。我国会计制度将“公益金”列为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因为公益金作为一种资产的收益，是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其所有权应该归企业投资者所有；而现行制度规定，公益金的用途仅限于职工及集体福利支出。在经济成分单一，国家或者集体拥有企业全部资产的情况下，全体职工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并无利益冲突；但是随着非国有经济逐渐壮大，非国有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产权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投资者与职工利益开始分离，不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这时如果再从企业税后净利润中提取一部分利润，用于非企业投资者的职工集体福利设施支出，便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2.随着我国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及其他一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公益金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特别是国家为了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从1995年以来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政策。企业不再“办社会”，那么，原来专用于企业“办社会”的基金――“法定公益金”也应该慢慢退出舞台。
3.从公益金应用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除非是大型国有企业，一般企业现在已基本没有“职工集体福利设施”方面的支出，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当年没有动用法定公益金；即使使用了公益金，其使用的用途大多不符合《公司法》及会计制度对法定公益金使用范围管理规定，如弥补年初未分配利润的负数、解决科技人员住房、支付职工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子公司注销，以前年度公益金转入可分配利润等。
4.从公益金的账务处理来看，也不尽合理。企业按照规定提取的公益金，应在“盈余公积”科目下设置“公益金”二级科目进行核算。提取时应记入“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科目的借方和“盈余公积――公益金”科目的贷方。将公益金用于购建企业各项集体福利设施如职工宿舍、托儿所、理发室、俱乐部等时，应在购建完成时，将公益金从“盈余公积”的“公益金”二级科目转入“法定盈余公积”二级科目。这相当于资金从公益金账户下转移到了公积金的账户下，并没有发生实质意义的转移，因此公益金科目形同虚设。
这次财政部《企业财务通则（征求意见稿）》中对公益金处理的修改也是基于这些原因进行的，符合当今我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有利于缓和投资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矛盾，使我国企业的收益分配制度更加合理。
另外，关于收益分配管理制度的改革，《企业财务通则（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七条规定，经营者、核心技术人员和其他职工以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分配办法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投资者审议决定后，在企业章程或者有关协议中作出规定。
生产要素是指用于生产经营的投入。它包括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主要是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管理、信息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它标志着我国分配制度改革触及新的领域。党的十五大又有重大突破：一是提出分配制度改革要把“按劳分配制度与按要素分配制度结合起来”；二是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会议指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不仅再次强调了按要素分配，而且深化到“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上来。
关键词：收益管理；酒店管理；应用分析；应用趋势
一、收益管理概述
（一）收益管理的内涵
收益管理(Revenue Management 或 Yield Management)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由航空业开发和应用，是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且多学科交叉的应用管理技术，也可称作产出管理、效益管理、实时定价等，其核心即价格歧视。收益管理是建立在客源市场细分基础上的管理系统，通过实时预测模型来确定最佳服务价格，多应用于不可储存资源的销售，以达到利润的最大化。三十多年来广泛应用于航空业、酒店、高尔夫、租车、公路运输、电视广告、互联网服务等，被《华尔街日报》誉为21世纪最重要且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边缘产业之一。
（二）实施收益管理的意义
1. 帮助运营部门提高服务能力
收益管理的首要任务是预测，通过历史客源以及市场和经济状况等建立的科学预测系统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客源状况进行预测，可以为运营部门提供客人信息，从而找出哪些客人将为部门带来最大利润，同时，方便企业为各服务部门合理的分配人力资源，在顾客接待上打有准备之战，避免出现应接不暇或者人浮于事的情况发生，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2. 提高收益，缓解经营压力
收益管理的终极目标即为效益的最大化，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随着目前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以及顾客需求的精细化、个性化，对航空、酒店等行业来说一味追求上座率、入住率会带来强大的经营压力，而实施收益管理则追求的是利润率。例如，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引入收益管理之后，2011年的平均房价和单房收益同比分别增长了30.91%和25.64%，全年实现了27次的满房。
3. 优化管理控制
通过收益管理，方便管理层对不同时期顾客的资源需求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例如酒店对节假日价格需求的控制，以及超预定和免费升级的数量控制，团队客和散客数量的控制等，都将大大提高管理者对酒店经营状况的控制能力。
二、收益管理在酒店管理中的应用实况
收益管理曾经使美洲航空公司每年增加10亿美元的收入，使National Car Rental起死回生，在1995年至1999年期间，使美国汽车工业在销售数量仅增加6%的基础上，税前利润上升250%。鉴于其成效，收益管理方法迅速被国外的酒店集团所采用，并取得良好收益，由此这一新颖的管理方式也迅速被我国酒店集团和一些单体酒店所青睐，但因推行时间不长，从业人员对收益管理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比较肤浅的认识层面，导致实施收益管理之后仍未达到预期结果。
（一）国外酒店的收益管理实施现状
收益管理方法在国外的应用有三十年，相对比较成熟。国际知名酒店集团的应用较为广泛，且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特色进行了收益管理系统的自主开发。近年来美国许多中高档宾馆饭店如大家熟悉的假日饭店、希尔顿饭店、凯悦饭店、威斯汀酒店等酒店集团，均先后开发了各自的收益管理系统。有相当数据表明：自从收益管理系统建立以来，凯悦摄政俱乐部客房的预定率上升了20%，各个预订中心平均房价也有所上调，希尔顿饭店公司经过收益管理系统的开发应用也创造了空前收入记录。
（二）国内酒店的收益管理实施现状
据环球旅讯2011年4月份报道，经济型酒店的增长数据是本土星级酒店所不能及的，例如汉庭酒店曾实现收入增长31%的情况下，利润增幅高达51%，究其原因，则是经济型酒店行业领跑者管理能力的全面创新与超越，而管理技术的应用是其核心竞争力。经济型酒店与星级酒店相比产品比较单一，但收益管理却将这一劣势转化成顾客的最佳购买体验。
对于星级酒店来说，它们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投资者普遍重视酒店与国际同行的接轨，但是基本上表现在硬件方面，管理者则重视市场份额，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需要多角度、深层次分析客户预订和入住的行为方式，即没有通过收益最大化来达到利润最大化。随着市场发展的需要，以前的客户关系管理及运营流程已不能提高酒店核心竞争力，一些先进的企业开始逐步引入收益管理系统，如浙江开元酒店管理集团、海航酒店管理集团、浙江君澜酒店管理集团(、上海衡山酒店管理集团、北京饭店等都已经引入EasyRMS公司所设计的酒店在线收益管理软件和相关的管理咨询，获得其强大的数据深度分析以及能迎合市场需求形势所提供的专业化解决方案。该系统的应用，不但为酒店管理提供了便利，而且酒店业务量也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其他中国本土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也开始由摸索使用动态房价，转变为对收益管理跃跃欲试，且EasyRMS公司也对中国未来三年的市场非常看好，开始在我国普及收益管理软件。
三、收益管理在酒店管理应用过程中的不足
（一）对收益管理的认知不充分
1. 认为收益管理不适宜入住率低的酒店
当前的形势是酒店的年均入住率普遍偏低，有的甚至就在50%左右徘徊，这种情况下，酒店管理人员认为不需要考虑收益管理，首要问题是如何提高入住率，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收益管理体现的是从业者对酒店需求的控制能力，对于酒店客房销售来说，实施收益管理并非是提高均价，而是提高单个客房售价，即平均房价和入住率的最优组合形式，将适当的产品以适当的价格在合适的时候卖给合适的顾客以获得最大限度的销售额和利润率。所以，即使入住率偏低的酒店，也应该实施收益管理。
2. 对收益管理的核心把握不准
国外的酒店集团均把收益管理专门设置一个部门，安排收益管理经理，而国内一些酒店则错误的把收益管理与成本管理混为一谈，且大多把财务经理派出参加收益管理培训，且许多从业者认为收益管理只是某部门经理的事情，这是因为对收益管理的五大核心（产品、时间、价格、销售渠道、市场）内容把握不准，酒店产品需要酒店各个服务部门的配合才能不断的提高产品质量，而销售时机、销售价格以及销售渠道和市场的开拓与营销和策划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总的来说，酒店各个部门都对收益管理的顺利实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收益管理是一个团队工作。
3. 认为收益管理与市场营销互不相容
有些从业人员认为收益管理与市场营销是互不相容的，因为收益管理要求提高售价，而市场营销人员迫于业绩的压力和客户的需求，需要尽可能多给予客户优惠并将入住率提高，事实上，销售的目的在于创收，创收的效益越好则销售行为越值得鼓励，所以销售部门应该做的是配合收益经理在科学预测客源的情况下制定出更合适的售价。
（二）技术兼管理型人才的缺乏明显
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将收益管理定义为：收益管理是用来决定客房价格升降和订房请求接收或拒绝的一系列的需求预测技术，以使客房收益最大。由此可见，收益管理事实上更多的体现在对电子商务技术的应用，它需要管理和技术均过硬的双层次人次。但目前本土酒店在引入收益管理概念的同时，却只简单的把它认为是一种管理理念，甚至仅仅将收益管理与动态房价划等号，这样难免片面。动态房价是收益管理的主要体现，但必须以预测为前提，预测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需要通过互联网技术对酒店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分享才能为动态价格的制定提供可靠依据。另外，收益管理系统本身包含计算机、数学、运筹学、统计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技能，酒店管理者若要熟练运用该系统，必须具备起码的该学科知识，所以，就目前收益管理系统的普及程度和深度来看，技术兼管理型人才的缺乏非常明显。
四、酒店收益管理在本土酒店管理应用中的未来趋势
收益管理目前在中国酒店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客房的动态房价，随着该管理系统的不断更新和管理技术的不断深入，第一，酒店的收益管理将延伸到餐饮、康乐等部门，包括销售、市场、前台等；第二，当酒店业采用收益管理架构解决利润问题的时候，收益管理将会越来越受到酒店经营者和管理者的重视，聘请和培养优秀的收益管理经理势在必行；第三，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为收益管理的全面实施奠定了基础，例如“今夜酒店特价”的手机预订平台于2011年9月21日正式上线，为酒店清理过剩库存，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商品，不到一个月，用户数已突破30万，成为酒店收益管理的良好补充；第四，酒店管理者在应用收益管理技术的时候，除了将定量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之外，也参考定性分析数据，注重顾客体验和评价，看重由此所能带来的潜在消费市场。
总之，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却为酒店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前景，这个在国外相对运用比较成熟的现代酒店管理模式在已经为国际知名酒店带来可观利益同时，正在得到我国本土酒店经营者的逐步重视，其引进应用必须经历一个阶段性的成长才能达到成熟，在实践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摸索前进、勇于开发创新。
参考文献：
[1]陈旭.酒店收益管理的研究进展与前景[J].《管理科学学报》,2003,6（6）:72-78.
[2] 高爽.解析酒店收益管理工作的三个错误观点.慧聪网.2012年4月4日.
关键词：高星级酒店 收益管理决策 绩效水平
收益管理是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美国航空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美国的价格管制制度取消，收益管理这一模式应运而生，并被更多的应用在酒店、物流等不可存储资产的管理中去。尤以酒店的应用最为广泛，世界上著名的酒店，诸如万豪、希尔顿大酒店等都引进这种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酒店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笔者针对我国的一些高星级酒店为例，对此进行简要探讨。
一、收益管理概述
（一）收益管理的含义
何为收益管理？虽然关于收益管理的概念有多种解释，但是一般以以下几种最具代表性。戴维斯认为所谓收益管理就是使酒店获得最大收益的一种程序或系统，或者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某种方式强迫或引诱消费者向酒店支付尽可能高的价格。而吉姆斯认为，收益管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产生的，通过一定的信息系统，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定价策略，在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以尽可能高却相对合理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结合其他学者对收益管理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收益管理，就是酒店通过信息技术，对市场进行预测，并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使自身的服务获得最大的收益和优化。
（二）收益管理的实施条件
酒店管理何以能适用收益管理这种模式，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认为在酒店的管理运行中，收益管理的实施条件可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就是酒店是一种不具可存储性的产品，众所周知，不同于其它行业具有的存储特点，酒店客房是不能被存储的，因此无法通过存货手段缓解供需矛盾。酒店要想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收益，就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把空余的客房销售出去，如果酒店的某一间客房在这一天没有被销售出去，那么这一间客房所能创造的价值和利润就无法实现。
其次，酒店客房的生产能力相对固定，一般来说，一个酒店在建成投入使用之后，酒店客房的数量就会相对固定，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除非有大的改建，这是因为酒店，尤其是高星级的酒店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大幅度的改变。与此同时，酒店属于资金密集型的行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投资大，但是其可变成本却很小，一般在建成投入以后，固定成本将会发挥长时间的作用。
第三，酒店的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的控制，消费者对酒店的需求受到时间、地点、季节的影响呈现出上下波动的态势，这就造成了对酒店的需求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为收益管理在酒店经营的运用过程中提供了条件。这一点不难理解，如在考试期间，学校周围的酒店房间就会提高，而在淡季，酒店为了获取最大收益，就会采取适当降价的策略来吸引消费者。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消费者在选择酒店的时候可以进行预订，而酒店就可以利用消费者的预订情况，结合自身长期的工作经验，对酒店的需求状况进行分析预测，还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进行进一步细分市场，从而使酒店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收益。
二、中国高星级酒店中的收益管理应用研究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收益管理就是通过将目标客户进行细分，进而将客房特征进行分析，并且尽可能的使两者相互吻合，从而使酒店获得最大经济效益。通过对相关酒店的调查分析，得知收益管理在酒店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客房中的差异定价，所谓差异定价就是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对不同的顾客执行采用不同的客房价格标准，这在一定层面上就是价格歧视，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无论价格有多高，只要被市场所接收就是合理的。目前，我国的酒店也在加大对差异定价策略的使用，如酒店团购的盛行。其次是在酒店客房的超额预订中，这一技术方法是收益管理的重要内容，主要目的是确保预订客人能够准时入住，减少因延迟或取消订单对酒店的收益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在运用这一技术时，要对超额预定的数量进行准确评估，降低风险，因为如果对超额的数量把握不准，一旦出现预订客人到达酒店的情况，很容易就会引起顾客对饭店的投诉。针对这一问题，酒店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核对预订和增加一些保证类的预订等措施，降低或转移风险，从而减少酒店的经济和形象损失。第三，体现在对客房容量的控制上，借鉴航空行业的售票机制，越临近飞机起飞的时间，票价就越高，酒店在对客房的销售上也可以采取这一策略，对于那些购买时间晚，但愿意花费高价的消费者提供一定数量的预留房间，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酒店的管理人员能够对市场进行精准的预测，并且对市场进行细分。
三、酒店收益管理决策行为和绩效水平的具体影响因素
通过上述对酒店收益管理的概念和实施条件，收益管理在酒店具体业务中的应用，我们对酒店的收益管理进行了基本的了解。然而在酒店的收益管理的具体应用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酒店采用收益管理的模式，所产生的效果不同，此外，有的酒店实施了收益管理，另一部分没有实施收益管理。要想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我们要对酒店收益管理的决策行为和绩效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收益管理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对中国高星级的酒店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影响收益管理决策行为的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酒店的地理位置，星级的高低和客房的数量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收益管理决策行为，这是因为酒店的地理位置越好，星级越高和客房的数量越多，就越证明该酒店的资金投入大，固定成本较高。要想在酒店的管理运行中引进收益管理的方法，酒店不仅需要引进先进的硬件技术设备，还必须要吸引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收益管理人才来进行具体的管理，定期对酒店员工进行收益管理的知识培训。其次，酒店的收益管理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市场细分，这是因为酒店可以分为多种类型，有奢侈豪华型的，有经济适用型的，所面对的消费市场不同，其销售策略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经济形势下，中国高星级的酒店就更有必要进行收益管理，细分市场是必须采取的收益管理的具体措施。
（二）收益管理绩效水平的影响因素
首先，影响收益管理绩效水平的因素就是酒店的星级，研究发现，酒店的星级越高，实施收益管理的效果越好，这一点同星级对收益管理的决策行为的影响相似，即酒店的星级越高就代表酒店的资金投入大，固定成本高，因此如果对这些高星级的酒店进行收益管理，就可以充分挖掘这些固定成本的最大值，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其次，酒店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酒店的绩效水平，由于收益管理是在国外诞生，在国外的应用时间较长，其模式发展的较为完善。最后，酒店的管理公司类型也深刻影响着中国酒店收益管理决策行为，国际酒店连锁集团就比营酒店连锁集团或者是想要的独立酒店更加愿意接受收益管理方法。中国星级酒店以及独立酒店对收益管理也有着一定的认识，却还会受到体制原因的影响很难迅速的调整酒店操作流程以及组织架构，意识适应不了酒店管理的实际需要。收益管理工作绩效的历史数据以及考评标准缺乏，迫切需要进行调整。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收益管理虽然在我国的酒店行业还没有得到普遍应用，但是国际连锁等高星级的酒店已经注意到这种有效的管理方式，并结合自身的实际，不断将这种管理手段运用到自身酒店的管理中来。实践证明，酒店的收益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酒店获得最高的收益率。总之，酒店的收益管理是一个新鲜的课题，值得我国的酒店行业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其决策的行为和绩效水平进行分析，有助于促进酒店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豪，彭庆，姚琦.基于需求分类和乘客升级购买行为的航空公司收益管理模型[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2（23）
[2]王晓文，田新，李凯，等.收益管理决策行为及绩效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国高星级酒店为例[J].旅游学刊，2013（09）
[3]钱丙益，帅斌，陈崇双，等.基于旅客buy-up行为的铁路客运专线收益管理模型[N].铁道学报，2013（08）
关键词：饭店；住宿产品；收益管理；差别定价
中图分类号：F59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231-02
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旅游业蓬勃发展，而饭店又是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其经营效益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较大的波动性，极易受到经济、季节和节假日等因素的影响。然而，饭店住宿产品的价格管理是饭店市场竞争的必然手段。在市场决定价格的情况下，饭店通常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当今，中国的饭店数量、规模、设施标准、服务水平发展的迅猛发展，促使着饭店业之间的竞争也显得越加地激烈。因此，收益管理理论在饭店中的研究，对饭店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饭店业作为旅游产业的分支部分，其产品具有无形性和不可存储性的特点。饭店住宿产品的收入是饭店经营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如果饭店住宿产品不能全部售出，就会造成经济损失。因此，饭店应当运用有效的收益管理和定价理论以降低空房率并确保其收益的最大化。当然，饭店住宿产品的价格过低，会造成饭店经营亏损，导致失败。相反，如果住宿产品价格过高，需求也必然会下降。一般而言，饭店中住宿产品收入约占饭店总收入的58%以上，其成本支出约占总支出的12%；而餐饮收入约占饭店总收入的37%，其支出约占饭店总支出的25%。同时，近年来国内外饭店对住宿产品的定价研究不断的深入。
一、文献综述
“收益管理”又称“产出管理、价格弹性管理和实时定价”等。它主要基于市场细分，确定最佳销售效果。其核心理论称为价格歧视理论（price discrimination），是根据不同顾客的需求特征和对价格的弹性需求，向顾客执行不同的价格标准，并通过制定一套较为有效的灵活且符合市场规律的价格体系及结合微观市场的预测及价格优化等手段，对企业资源进行动态的调控，使之在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同时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近年来，收益管理在服务业中应用广泛。
所谓的“收益管理”，其最早起源于美国的航空业。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航空运输业飞速地发展，促使旅客需求快速地增长，同时，也给航空公司带来“座位”销售的新问题，于是便由此产生了最早的“收益管理”，在当时，将此管理称之为“差额预订管理”。随着收益管理的发展进程，“收益管理”的名称正式出现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折扣票价”的出现，促使“收益管理”的研究者们将“优化技术”灵活地应用于“座位”的销售中。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化市场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收益管理”的发展，而且还随之促进了“网络收益管理”技术的发展。1977年，德纳菲（Donaghy）提出，“收益管理”是通过以最优的价格，把产品出售给一定的目标顾客，从而提高企业的净收益的管理方法，这也是一种使收益率达到最大化的工具。20世纪90年代的因特网技术的出现和航空公司的大联盟，给“收益管理研究和应用” 带来了新的内容。本文认为“基于市场细分，从而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是收益管理的核心。传统化的饭店，对住宿产品定价的方法一般是基于成本化的。饭店的投资人或决策者们，他们一般情况下在定价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其运营成本和资本的机会成本是否可以通过“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相应的补偿等。但从一般事实上来讲，对于那些不降价且又无法以“最高价”销售出去的闲置客房来说，如果出售的价格，不低于可变的成本，都是对饭店的住宿产品固定成本投资的一些补偿。
二、“价格歧视”理论
在“收益管理”理论中，“价格歧视原理”是构建收益理论的模型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价格歧视实际上是以不反映成本比例差异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价格，来进行推销一种产品或服务的。 一般情况下，价格歧视通常分为三个类型：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以及三级价格歧视。将“每一单位产品”以其最高额度价格进行出售，是一级价格歧视；根据不同顾客的购买产品的数量，进行执行不同价格的出售，是二级价格歧视；将不同顾客，划分为不同的消费群或细分为不同的市场，对不同的群体进行收取不同的价格，即是三级价格歧视。在实施的不同价格过程中，同时还要重视和防止“高消费”目标顾客群，也会按低价标准购买产品的现象。所以，从实际上来讲，基于市场营销学的基础上，这种理论也可称为差别定价理论。正因为如此，消费者剩余的存在，饭店业才有可能实现差别定价。
三、酒店实施差别定价的可能性分析
随着收益管理市场理论化的逐渐成熟，饭店业在价格管理上，才有可能运用好收益管理。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同的饭店在对产品价格的定价上，价格决策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会遵循一定的程序，如确定定价目标、测定市场需求、估算产品成本、分析竞争状况、选择定价方法、确定最终价格等 [4]。饭店住宿产品的销售也具备运用收益管理的条件。主要表现在住宿产品无法贮存，如果某一日某些住宿产品没有销售成功，其经济价值就会损失；饭店的住宿产品具有相对固定的生产能力，因为饭店拥有的客房数量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的；住宿产品通常都面临淡季、平季和旺季之分；住宿产品的固定成本较高，可变成本较低，表现在设施投资高，而其日常的保养与易耗品较低；酒店的住宿产品都是可以提前预订；而其市场是完全可以细分为若干个。所以，在饭店住宿产品的销售中采用收益管理是可行的。
四、饭店在收益管理的实施上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中国酒店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收益管理”对饭店自身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在饭店实施“收益管理”时具有相应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最大程度上增加和提升了饭店住宿产品的经济收入。“收益管理”是每个饭店经营管理的重点，经营者们都会将其放在如何有效地利用好现有的资源，为饭店创造更高的收益，将住宿产品的收益提高5%～7%，有效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而经营成本不变或不增加投入。第二，有效提高饭店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收益管理”是一项系统严密、综合性较强的管理工程。它是集“统计学、经济学、数学和市场营销学”为一体的管理学，为饭店管理者们及时、有效地作出各种经营决策并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它还要求饭店各个经营部门间要紧密的合作，从而达到提高饭店整体运营的效率，更具有针对性地对饭店制定销售价格以及合理地销售住宿产品起到相应的作用。与此同时，也会减轻饭店管理者们进行经营决策的工作量。第三，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饭店运用收益管理理论与方法，更加有利地避免了整个饭店业进入市场销售价格恶性循环的竞争之中。
五、实施“收益管理”的饭店，在住宿产品上的策略
首先，饭店要推广较为先进的“收益管理”理念。但实际上，某些饭店在自身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收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认识还是不够清晰，没有从实际经营上重视“收益管理”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有必要在饭店业经营中，进行“收益管理”的理论性的培训工作，以及应加大推动“收益管理”理念的广泛应用。
其次，完善饭店“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实施。“收益管理”的有效实施，是任何一家饭店增加和提高经济收益、加强企业管理的一项系统化的工程，这就需要饭店的整体化经营运作。 美国的饭店企业家——马里奥特（J.W.Marriot）认为，饭店高层管理人员必须重视“收益管理”的落实并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管理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从实际上保证其更加有效的工作效果。与此同时，作为饭店还应增设“收益管理总监”一职，并且这个职位还应由饭店的总经理直接负责和管理。此外，还应培养一批具有潜能的收益管理专业的人才。 当然，饭店部门之间，还应加强沟通和协调，这也是饭店“收益管理”在经营和实施的基础之一。这些饭店经营部门，主要包括前厅部、餐饮部、房务部、市场营销部、财务部和会展部等。
再次，开发更加适合本饭店“收益管理系统”。使用更加高效能的计算机“收益管理系统”，会使较为复杂化的销售需求，提前的预测并进行决策。由此可见，“收益管理系统”的有效开发，对饭店在“收益管理”的实施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应加强市场调查与预测，及时收集信息有利于住宿产品的收益效率。当然，科学的预测离不开历史数据的积累。
最后，制定一套更加合理化的市场营销策略。对于饭店住宿产品而言，“收益管理”决不是那么简单的饭店客房价格的一般折扣，而是在于细分市场经营策略的基础上、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力，然后进行优化饭店的住宿产品并审慎地采取和使用的“定价策略”。通过更加有效的销售渠道，将更加合适的饭店产品进行有利向合适的顾客进行销售，从而，实现饭店住宿产品收益的最大化。
总之，作为饭店而言，住宿产品的“定价策略”都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化工程。从饭店经营者自身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其都会考虑到饭店的经济投入、设施设备、人力资源、固定和变动成本的分摊等一系列的因素。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讲，要考虑到与其他饭店之间的价格进行比拼和博弈等等。饭店要根据自身经营的特点和优劣势来考虑本身的价格策略，最终达到住宿产品收益的最大化及顾客满意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傅生生.酒店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5.
[2] 刘伟.现代饭店前厅运营与管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6.
[3] 宁文志，刘荣，崔红艳.旅游企业财务基础[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6.
关键词：订单式生产； 制造业； 收益管理，实现机制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由此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它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环境协同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顾客需求的日益个性化以及企业供应链协同化等方面关注度的日益增加，越来越多制造性企业采用订单生产模式（Make to order，简称MTO）。通过管理需求达到产能的有效利用，实现企业生产运作和市场营销之间的协调平衡。
收益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迄今为止在航空业、旅店业或汽车租赁业等服务性行业运作管理领域的应用研究比较成熟。而将收益管理理论应用到制造业生产运作管理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首先分析了MTO制造业收益管理理论应用的可行性，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制造业收益管理的实现途径，提出了动态产能分配和需求动态均衡两种机制。
二、 MTO制造业应用收益管理可行性
收益管理的目标是将合适的产品以适当的价格销售给目标客户使得总收益最大。MTO企业的产能分配问题与服务业收益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相类似，即将有限的资源在不同类型的市场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来实现企业的总利润最大化。这与服务业的易逝性资产收益管理一样，通过需求和容量的协调管理谋求收益最大。但是制造业在需求交叉性、产能的随机性以及可变成本的处理等方面有所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点，有助于制造业收益管理的应用研究。
MTO制造性企业要从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中获得利益必须满足一些条件。首先，企业客户必须有不同的价格支付愿望。从公司的角度，必须发现产品的差异性以唤醒客户的不同支付愿望。产品的差异性包括产品的有形属性和无形属性两个方面，产品的不同质量水平就是有形差异性的一个例子；而在收益管理领域考虑产品无形差异性的情形也相当常见，例如从客户下单到客户收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之间的时间。航空业普遍采用为愿意支付高价的商务乘客保留一定数量的座位，一般来这些商务旅客航班预订的时间非常短。对制造业的公司来，交货提前期的长短同样也构成了产品的差异性，相比于一些愿意等待长一点时间接受产品的客户，紧急需要产品的客户更可能有意愿支付高的价格。
第二个条件是客户需求的随机性。如果客户需求是确定的，可以提前决定哪些客户应该接受，哪些客户应该拒绝，也就不存在复杂的产能分配问题。而产能分配是收益管理理论主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是对提品的制造公司来，产能固定是必须满足的条件，并不是随时可以匹配公司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如果产能可以足够的灵活到随时匹配任何需求，那么可以接受所有的订单，也就没有必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针对客户的具体订单作是否接受决策。
最后必须满足的条件是公司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易逝性问题。如果公司可以预先贮存客户需要的产品或者服务，只要客户需求一出现，就可以随时满足。在服务性行业，服务是不能贮存的，显然满足这个条件。而对采用MTO的制造业公司来，原则上不生产库存产品，在确定的计划期内产能固定且是有限的，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样满足这个要求，它的生产能力具有易逝性特征。
除了上述的条件外，还必须认识到制造业中的产品销售的增量成本不能忽略，因此与在航空等服务业中追求收益最大化不一样，它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订单生产模式的制造业期望采用收益管理的理论和工具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而这须通过动态的产能分配机制以及不同的定价与交货期对需求实行均衡管理来实现。
三、 MTO企业收益管理的实现机制
在制造业环境中，企业经常被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提前期以及在最可靠的情形下满足客户订单。而在订单正式获得之前的大部分工作是预测客户需求，配置供应链上的产能和原材料满足这些通常作为确定的需求预期，如果可以满足客户需求，订单被接受。反之协商不同的交货期或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MTO制造业与库存生产企业通过持有一定量的产品库存应对需求变化不同，它是通过当前产能分配来有效的满足市场需求。当前产能未被完全利用意味着潜在的收益损失，这与航空公司的飞机座位没有按时依照既定计划全部卖出的情形相类似。
航空等服务业收益管理基本业务模型是仔细的选择决定哪些客户需求被接受，哪些客户需求被推后或者拒绝。而拒绝一个订单或者给客户报出比较长的交付期出于这样的考虑，即期望未来客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需求，或者如果接受这个订单，未来具有更高价值的客户被当前订单潜在的取代而造成损失。收益管理理论应用于订单生产制造企业可以帮助其在各种边际收益贡献不同的需求类型之间进行产能的再分配，通过订单的接受与拒绝来实现产能的动态调控，采用不同的定价和交货期组合影响企业外部需求，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同时制造业的收益管理需要权衡产能利用率最大化和收益最大化。
1. 动态产能分配机制。
对订单生产模式的制造企业来，产能的增加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其产能是不会改变的。在不同的产品细分市场、同时可以生产多种产品的企业面对不同时间要求的市场需求，应用收益管理理论和方法解决订单的接受/拒绝决策问题。图1是订单式制造型公司如何执行收益管理的产能控制步骤。
容量控制策略是收益管理的一个重要技术。航空公司的容量是飞机的总座位数，容量控制是指将座位在不同的价格类型之间合理分配使总收益最大。而制造业的容量是指总产能，将产能在不同类型的需求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可以实现制造商利润最大化。
在传统的制造业运作管理中，制造商被动的接受订单，企业致力于尽可能缩短交货提前期，提高交货可靠性。应用收益管理方法，则是要制造商引导需求，将产能在不同需求类型之间分配。如果在第一个顾客到达之前，为某类产品或服务选择一个最优产能分配量，而当这类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量达到它的最优产能分配量时则停止销售。如果在销售期内，最优产能分配量不会因为这类产品或服务在销售过程中出现短缺或剩余等情况而发生变化，则称为静态产能分配策略；如果在销售期内，根据各种相关因素的信息（例如目前的订货情况，竞争程度，季节变化情况）随时对各等级的产能分配量进行调整，则称为动态产能分配策略；另外，如果不同类型顾客之间有优先顺序，即制造商优先满货提前期短的顾客订货，剩余的产能满货提前期长的顾客的订货，则称为嵌套产能分配策略。
针对企业的产品类型以及市场特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制定订单的接受与拒绝评判准则，但由于模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多种类型的产品，每种产品有一个或者多个客户等级。客户等级通过产品利润率、生产提前期、生产周期以及不同的订单到达概率来区分，从而实现有限产能下动态的产能指派和订单接受与拒绝决策。二是长期订单合约与临时订单的决策问题，一般来临时到来的订单有比较高的利润率。三是季节性销售产品的产能分配问题等等。在实际的企业经营过程中，产能的动态分配与定价等决策混合在一起，变得很复杂。因此，在实际问题的模型研究过程中，都要进行一定的假设，从而使原问题简化、易于模型构建和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2. 需求动态均衡机制。
对于MTO模式的制造业公司，基于收益管理的原理，通过订单的接受与拒绝来实现产能的动态调控。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价格或者向客户提供的不同的交货期来影响外部需求。动态定价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可以采用动态地随时间改变某些产品的价格的办法代替直接的接受或者拒绝订单，这样随着价格的提高会拒绝更多的订单，价格降低时接受更多订单。
考虑在一个产品细分市场内部价格、产能、交货期以及利润之间的相互作用，价格和产能是公司直接管理控制下的两个指标，而交货期与赢利能力是管理决策的结果。在定价以及随时间推移的不断变化的产能决策中，价格与交货期是决定市场需求大小的两个重要指标。
服务业收益管理的定价策略，是根据顾客对价格的敏感性，设定一定的条件，对同一产品实行差别定价，例如通过设定不同的订票期，对同一个飞机座位实行不同的定价。而制造业的定价策略则是根据产品的交货期实行差别定价。交货期对顾客需求进行细分，交货期越短，定价越高。在定价时同时考虑竞争对手的订价策略以及需求的波动和整体销售水平。如果订价较高，可能导致消费者转移到竞争对手处。如果定价过低，可能导致制造商的利润损失。另外，基于有限的产能，通过合理的定价，可以将高峰订货期内无法满足的需求转移到产能闲置期内。
图2表达了通过对企业订单的实时的监控，适时的调整产品价格或者交货期，以收益/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实现客户实际需求与企业当前产能的动态平衡。
四、 结语
就采用订单生产方式的制造业企业来，当市场需求超过企业当前生产能力时必须要解决产能分配问题，需要建立一套旨在可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完整产能管理策略。本文从收益管理的基本内涵出发，阐述了订单生产制造业在需求交叉性、产能随机性以及可变成本处理等方面与航空等服务业的收益管理的异同，分析了订单生产方式的制造性企业在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探讨了制造业收益管理的实现途径，提出了动态产能分配和需求动态均衡等机制实现制造业收益管理应用，上述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而且具有较强的实用可行性，为订单生产模式的制造业进行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周晶，杨慧.收益管理方法与应用.管理科学学报，2004，7（5）：75-83.
2. Easton F F，Moodie D R. Pricing and lead time decisions for make-to-order firms with contingent or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venue Management，2007，1（1）：97-128.
3. Webster S. Dynamic pricing and lead-time policies for make-to-order system. Decision Sciences，2002，33（4）：579-594.
关键词：人力资本 成本 收益 能本管理
“人”是各种组织中最重要的因素，任何组织离开了“人”都无法运转。但是“人”一开始并没有被视作为资本，而只是各种组织为了达到目标的工具。人力资本理论最早产生于1960年，美国学者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作了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系统演说。从此，国内外各行各业都开始了人力资本的研究。
一般意义上来说，人力资本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智力、知识、技能四个部分，体力和智力是其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高校人力资本泛指高校中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和后勤服务等各方面工作的教职工的总和。
一、人力资本的成本构成
人力资源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企业人力资源的资本化是实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衡量部门绩效时就要将其进行资本化处理，而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费用。
人力资本的成本是一个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创造最佳经济和社会效益，而获得、开发、使用、保障必要的人力资源所支出的各项费用的总和。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取得成本、培训成本、薪资成本、福利成本和激励成本。取得成本是企业在招募和录取职工的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培训成本是企业提高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所发生的成本。薪资成本，也就是维持成本，是保证人力资本维持其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费用。福利成本是保障员工在暂时或长期丧失使用价值时的生存权而必须支付的费用。而激励成本是为了使人发挥自身的价值甚至超长发挥产生的成本。
二、人力资本的收益分析
所谓收益，就是人从事职业活动追求的效果利益，是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收入与花费的成本的比较反映的，一般由二者的比较结果或比值表明。对于企业来说，人力资本的收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能否给企业带来等值的经济收益，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员工本身的从业满意度、上级评价、产品消费满意以及对环境的损益等一系列细化指标。衡量其收益时，往往要考虑三大要素：知识、技能、动机。
企业产出的是产品，而学校产出的却是学生。因此高校人力资本的收益以教育收益为主。所谓的教育收益，就是教育活动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正的效应， 一般体现在内部收益和外溢效应两方面。内部收益表现在：一是提高受教育者本人在商品与劳务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二是在更高层次的教育或者在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的过程中， 提高受教育者的生产力。关于外溢效应， 是指受教育者通过接受教育而产生的但却没有为本人所享有的收益。
三、高校人力资本管理的对策分析
高校的教育收益不是单纯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更多的是社会价值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改变。高校人力资本管理的意义就在于为高校建立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竞争环境的人力资本管理系统，把传统的经验型、分散型的人事管理统一到激励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中，通过以人的知识、智力、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能本管理”，真正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教育的收益。
1、创新人才引进机制。随着教育的市场化发展，高校人力资本也体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高校要根据不同岗位人才需求的特点和岗位对人才的内在要求，确定适合的人才引进方式，以达到人才引进的收益最大化。
2、建立科学合理的测评指标体系。要对人力资本进行管理，首先就要对人的能力进行客观的评价。这就要求本着客观、公正、民主、科学的原则，通过对教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工作业绩、科研能力等各方面的考核，评定教职工的能力等级。
3、改革高校的激励机制。过去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基本上沿用计划经济体制，在人事管理中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往往会导致人员积极性不高，竞争意识淡薄。因此，只有对相应等级人才的能力、价值给予相应的激励，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 转贴于
企业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对于高校人力资本来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只有将人力资源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和管理，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然而，高校的人力资本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劳动时间的模糊性、成果鉴定的复杂性、价值实现的间接性等，必须把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能力作为关键，使其价值得到最大化的体现，才能最终实现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戴万稳.人力资源资本化视角下的企业部门绩效评估模式研究[J].管理学家学术版.2010，(6):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