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06 18:32: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翻译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归化与异化：一对矛盾
在翻译理论中，归化异化是一种理论体系下的两种倾向，是一对矛盾。伴随翻译的文化转向，归化异化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一矛盾何者为主要方面，何者为次要方面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翻译的文化论之中，归化与异化存在于整个文化系统之中。有归化就有异化，无归化就无异化可言。对一个翻译理论工作者来说，他在提出其中一种翻译倾向的时候，心中必然明白还有另一倾向的存在。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中提出的12种翻译矛盾之中就有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1］。
对于归化与异化，是不是用足够的论据证明其中一方更合理，更科学或更实用，就可以平息这长久的争端呢？不然。无数的理论论据和实践论据都可以说明归化与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都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学术眼光来审视，我们会意识到归化与异化是离不开它们的使用环境（即层次）的，离开具体语境谈论归化与异化，它们之间就不是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做对比。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对比。
二、归化与异化探究
1.存在文化与语言两个层次上的矛盾
在翻译研究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起源于具体的语言操作。离开两种语言谈翻译是空洞和荒谬的。语言的转换技巧是翻译之本，任何的理论争鸣都必须给目的语和源语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操作探讨而不能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这一研究方式又注定成果不大。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2］。翻译存在着文化与文本双层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归化异化的争论在于要不要引入异语文化，要不要如实传递异语的文化形象，要不要输入异语的思维方式。在文本层面，焦点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翻译，是不是硬译，是不是取文化形象而舍语言结构，是不是阻断源语文化成分等等。论证归化与异化何去何从，必须首先承认这两个层次。混淆两个层面的矛盾，翻译研究就是无的放矢。
笔者认为，归化与异化的理论可以从微观语言和宏观文化两个层面得到恰当的定位。文化是倾向性的定位，采取归化或异化直接影响到所有翻译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读者的感受。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他们的“唯科学主义”态度，把文化(culture)而不是文本(text)作为翻译的单位(atranslationunit)，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研究中来［3］。文化异化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别国的表达法，给读者一种新颖的冲击，让读者置身于奇异的文化氛围之中。简言之，异化就是让读者体验陌生，以便可以接触异国文化。归化则是通过译者的修改，抹去文本表达的源语表达方式，通过对翻译的支配，将异国的文化改头换面或祛除。文学文本是各种文化的凝结，文学是关于人的东西。本国的读者阅读本土的文学作品，可以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异文化的民族，阅读文本也是体验新文化的捷径。当今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伴随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前进，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不断增加。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种语境下，翻译应该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服务，促进各民族了解和尊重别族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共存和共同繁荣。正因为如此，文学翻译在文化这个宏观层次必须坚持异化。例如中国古诗之中蕴涵的古典文化精华，在西方文化之中没有对应，就必须异化，才能保持译文的原汁原味。3.归化与异化杂合：语言操作上的翻译策略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此处指一元存在，即不可调和。作者注）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应用翻译的目的论理论，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分析，既可以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4］。语言翻译应该服务于文化翻译。异化的文化翻译必须贯彻于具体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之中。这是翻译的基础，是它的微观层次，它需要翻译者更多的技巧和艺术把握的分寸感。即便是为了异化而保留源语的表达方式，翻译者也不能够机械照搬照套。既要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成分，又要让异国的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这个层面，不能严格区分异化与归化。作为语言操作方式的这两种方法，在任何的翻译之中必须得到集合，混杂和并列。一定程度上说，在语言本身讨论异化归化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文学语篇是一个交际的单位，功能是负责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因此从语篇的角度来说，应该异化。语篇是分层次的。决策级（strategicdecisionmakingranks）包括篇章，次篇章和句群。在此，异化是目的和归宿。操作级（operationalranks）包括大量的信息单元——句，小句，词组和词。通过对英汉翻译操作层次的对比，我们发现有不完全的对应关系。对于其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形象的翻译，作者总结出四种模式：
(1)文化直入（thego-aheadmodel）
(2)文化阻断（theblockmodel）
(3)文化诠释（theannotationmodel）
(4)文化融合（theintegrationmodel）
(5)文化归化（theadaptationmodel）［5］
实际上，这五类处理方法反映了归化与异化在微观层面的不可严格分化的关系。从许渊冲的唐诗翻译，到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英译，到杨武能的汉译《魔山》，归化异化的杂合使其读者众多，而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这些译作名垂千古。
关键词：隐形；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文学；关系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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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裁 非文学文本 笔译能力
非文学文本是一种重要的体裁形式，在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分文学文本笔译能力的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文章针对其特点和组织构架对其进行了分析如下：
一、非文学文本和非文学笔译的特征
文学文本是以语言为载体来表达作者的感情和反映社会现状的体裁，具有强烈的艺术情感。文学文本的主要体裁包括我们平时所说的散文、诗歌以及小说等。文学文本通常虚构的成分较多，作者可以自由的在作品中表达个人情感。而所谓非文学文本，实际上就是除了文学文本以外的绝大部分文本，通常包括新闻，法律类论文，政治经济类论文以及金融与科技类论文。要了解非文本笔译的特点，就要先分析非文本的特点。非文本笔译的特点如下：首先要做到按照规范书写，用词避免嗦重复，并确定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其次写作目的要明确，具有固定的读者群；非文本体裁需要翻译的文章包含大量的信息并且时间较短，因此多采用明确的分工方式；非文学文本译员要善于利用有用资源，采用多种方式来完成翻译。
二、基于体裁的非文本笔译能力的基本构架
随着文化的发展，体裁被引进到语言学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非文学文本来说，其书面形式与口语形式都是在特定的交际目的下进行的，因此具有特殊的体裁特点。体裁作为一种能够辨别的交际事件，其结构固定且完整，专业性和科学性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与非文学文本的特点相吻合，因此我们采用体裁理论来建立和分析非文学笔译能力的结构框架，大致可以分为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两部分。
非文学笔译能力的语言层面是指翻译者对词汇、语法以及语篇的掌握能力。翻译者要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掌握两种语言的基本词汇以及结构差异。而基于体裁下的非文学笔译能力主要是指译者要确保原文的体裁完整；而非文学文本的社会层面是指译文不但要保持原文的结构，还要达到其用于交际的目的。这是因为非文学文本是为社会服务，只有在社会中才存在实际意义。因此非文学文本是否实现了交际目的是评价译者能力的重要标准。同时，非文学文本的社会层面还研究了翻译者的沟通交流能力以及其自身品质问题。
三、基于体裁下的非文学笔译能力分析
（一）双语能力与语言翻译能力
双语能力是非文学笔译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只有掌握源语言的词汇用法，语法运用以及语篇构成的特点，才能完成基本的笔译。双语能力是笔译者实现交际的基础；译者的翻译能力包括其在技巧以及专业知识两个方面。即译者要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和翻译技能，并通过自身的技能实现语言之间的互译。
（二）体裁分析和识别能力
体裁分析能力即在体裁上保持两种语言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专业的笔译人员必须具有体裁分析能力，了解每个过程的语言特性；而体裁的识别能力是指译者要具有识别社会职能、交际目的以及读者的范围的能力，即最大限度的满足读者的需求。
（三）工具应用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这两种能力要求译者要具备利用外界条件的能力。其中工具英语能力即其对专业书籍，语言辞典以及多媒体资料的应用；而团队协作能力是指其与周边人员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翻译任务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四）个人综合能力
基于体裁下的非文本笔译要求译者具有很强的个人综合能力。其中包括自我评价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其中自我评价能力是指译者能够在完成翻译后对自己所翻译的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在总结中不断的进步；组织能力即其对翻译过程的设计以及翻译能力的体现，组织能力是译者具备的核心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调节作用，是保证翻译顺利进行的基础；而心理素质也是译者必备的重要能力，心理素质的优劣可以严重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水平，是有心理素质好的译者，其综合能力才能得以体现，才能更好的完成翻译。
（五）专业知识能力以及专业扩展能力
要更好的完成笔译，译者要掌握多个领域范围内的专业知识，翻译通过语言实现，而语言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如法律论文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应，商务论文需要译者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技巧和注意事项等。掌握专业的基础知识是完成翻译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译者还应该善于扩展自身的能力，使掌握的知识充分的发挥。业务扩展是译者能力的体现，是其创新精神的体现，当然能力的拓展要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只有这样，译者通过不断的学习，专业知识和业务拓展能力逐渐增强，才能确保翻译的顺利进行。
四、总结
关于非文学文本的笔译能力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非文本文学具有专业性，时效性和真实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体裁形式。译者要具备一定的个人能力才能做好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才能使这种文本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与个人。
参考文献：
一、引言
英语毕业论文设计是英语专业本科教学的必经环节，其撰写的过程是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一次全面的检验。纵观近年来关于我国英语专业本科论文写作现状的文献，相关文献综述包括论文写作选题、规范、对策、管理和评估等（朱艳敏，2014）。本文基于现存文献的研究以及论文写作指导实践，分析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现状，并从指导教师的角度提出现状的应对策略。
（一）论文写作现状
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设计毕业论文时由于主客观因素，完成任务常会感到困难。客观因素包括：我国大多数高校把毕业论文设计安排在大学四年级最后学期。虽然理论上有利于学生综合运用本科四年所积累的知识与能力，但是在第八学期，有的学生在忙于找工作、面试求职，时常奔波在全国各地；有的学生在准备各种考试，比如公务员考试、研究生入学复试；找到工作的学生也要在单位实习一段时间。由此，指导教师很难期望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上投入时间与精力。
另外，毕业论文设计是一个系统任务，要完成查阅文献、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撰写、毕业答辩，需要学生平时点点滴滴的积累和训练，绝不能在短期突击而速成。在本科的学习阶段，学生的学习习惯于习得教师传授的知识，被动接受，自主性学习能力有限，很多学生不知道怎样查阅文献，也不知道怎样阅读文献，对文献的阅读既没有归纳总结，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而且，历届来，写文学、文化方向的论文居多，文学、文化吸引力强，但学生心中有个重要的主观印象，认为文学文化方面的文献丰富，文献易懂，投入的工作量相对数据收集统计、实证研究要少一些。黄春梅（2007）曾对武汉四所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撰写现状的调查，88.1%的学生认识到撰写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却写不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论文拼凑及抄袭现象严重。李淑琴（2012）课题组曾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2008—2010年三届英语专业毕业生近300篇毕业论文进行了调查分析，优秀率不及 6%。存在的问题包括：选题缺乏新意、论证缺乏逻辑、语言表达欠流畅、英文参考文献短缺、论文存在拼凑现象、非正当引用等等。（卜友红，2009；王春，2010）
（二）论文写作应对策略
针对以上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现状，应采取应对的策略：首先，建立“大论文观”的理念（蒋亦华，2009）。“大论文观”与“小论文观”有别，前者认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应视为“一个必须谨慎规划的、长期的、动态的教学过程”，后者只是把本科论文设计视为本科阶段的最后一个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四年的学习中，打好写作基础，扫除写作语言障碍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前提，“做到写作课程四年不断线” （李淑琴，2012）。比如，为了避免母语负迁移，摆脱中式思维习惯写作英文，其他课程的教师也可以结合具体文段篇章，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给学生以指导，启发学生意识到汉英思维模式的差异，使学生了解汉英两种思维对语言的不同影响，了解汉英语言表达差异，使学生逐渐克服母语迁移心理，逐步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熟悉英语地道表达法。
论文设计也需要储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思辨能力，由此，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专业课程教师应加强训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做好铺垫。比如，刘庆元（2011）在教学中尝试采用翻译实践加翻译评论的模式以及实地调查研究加翻译评论，先后做过“湖南省博物馆翻译调查”、“岳阳楼景区、君山景区、张谷英景区翻译调查”、“武广高铁乘车指南及沿途车站翻译调查”、“岳阳市超市（沃尔玛、心连心）翻译调查”等，同时主张把论文写作融入到其他课程教学，从平常点滴做起，培养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思维以及实践能力。由此，要提高英语专业本科学生论文设计的质量，需要整个四年的所有课程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专业知识能力以及思辩能力。
（三）结语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需要学生与教师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学生要端正态度， 正确认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意义， 静心写作；另一方面教师要在四年的课程学习过程中培养、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思辩和创新能力。
论文关键词：戏剧翻译，归化，异化，翻译目的
一、归化和异化
归化和异化策略起源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1813的著名论文《论翻译的方法》，文中提到，翻译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 另一种是“the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author towards him”（Shuttleworth&Cowie, 1997: 43-44）。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为“异化法”，第二种方法为“归化法”。归化和异化是意译和直译理论的延伸。
1.归化策略
归化，即是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与读者靠近，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派的代表人物为美国翻译理论家E.A.奈达，他认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Nida,E,A&Taber, C.R., 1969）。他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认为判断译本的好坏不宜拘泥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点是考查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本的程度。因此归化的特点就是重视读者，采用地道的通顺英语进行翻译。这种翻译方法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怎么写论文。
2.异化策略
异化文学艺术论文，即是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读者所采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摘要体现了翻译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功能，译者引导读者理解和接受，并进一步欣赏源语文化。
3.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关系
归化和异化都是翻译的策略，然而近两个世纪以来，围绕翻译是走向归化还是异化之路，学术界却争执不休。归化和异化策略各有有优劣。翻译的目的不同，语境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归化和异化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应该在翻译中得以统一，以促进翻译的发展。
二、王佐良、巴恩斯《雷雨》译本的归化策略
由先生创作的《雷雨》以其交织错综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在戏剧舞台上长演不衰。而人物与情节塑造的成功与其简洁易懂又含蓄深沉的语言有直接关系。关于其语言艺术美，钱谷融先生有如下评价，“我确实太喜欢剧本中的语言了，每次读先生的剧本，总有一种既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他那色彩明丽而又精炼生动的语言，常常很巧妙地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艺术世界，给予我无限的喜悦。” 王佐良和巴恩斯(A.C.Barnes)的英译本《雷雨》不仅再现了原作的戏剧艺术魅力,也再现了原作精炼含蓄的语言特点，使文段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适合舞台表演。关于剧本的翻译技巧，笔者认为，归化策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下例子为证：1. 鲁贵：四凤，别――你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帐？你现在手下方便，随便匀我七块八块好吗？（王佐良&巴恩斯，1958；p21-22）
LU:――don’t be like that, Sifeng. When did Iever borrow money and not pay it back? Now, what about a little loan of sevenor eight dollars, now that you are in the money.
在原文中，中文的货币单位是“块”，鲁贵说，“匀我七块八块”；此处，译者并没有采取异化的策略，例如解释“块”这个货币单位在汉语货币中的地位，或是在英文中找出其对等的货币单位；译者使用了归化的策略，直接将“块”以为“dollars”, 使作品走向读者，从而使读者轻而易举的理解文章文学艺术论文，更加适合舞台表演。
2. 贵：你看你这点骨头！老头说不见就不见，到下房在等一等算什么！我跟你走，这么大院子，你别胡闯乱闯走错了….( 王佐良&巴恩斯，1958；p38)
Lu: come down off your high horse! If theold man says he won’t see you, then he won't. Now, why not go down and wait abit longer in the servant’s quarters? Come on, I’ll take you along, otherwisein a big house like this you’ll be losing your way and losing your way andblundering into places where you shouldn’t be.
在此文段中，鲁贵说，“你看你这点骨头”。“骨头”，这个词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有其独特的含义。在旧中国迷信的说法中，有一条称为称骨论命，即一个人的骨头越重，说明他的命越好；而骨头轻，说明这个人出身低下，命不好。这里，鲁贵是骂鲁大海的出身低下，不配和周仆园讨价还价。译者同样忽视了“骨头”这个词的文化含义，采取了归化的策略，直接将其译为“Come down off your high horse”。“high horse”是英文的一个典故，它表示的意思是“趾高气扬、自以为很了不起”，相应地，“to come/get(down)off one's horse”意思即为“谦和一点，别摆架子了”。译者使用的是原滋原味的英文，使英语读者在读译本的时候感同身受。
3. 冲：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人努力，我们应当同情的怎么写论文。并且我们这样幸福，同他们争饭吃，是不对的。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王佐良&巴恩斯，1958；p106-107)
CHONG: I thingk we ought to sympathize withthem. After all, they’re only doing their best to help their own people. Besides,it’s not right that people who are as well off as we are should grudge themenough to keep body and soul together. And it’s not a matter of fashion,either.
在这句话中，周冲提到“争饭吃”，译者使用了很形象的一个英文成语，“to keep body andsoul together”, 它的意思是“Obtain one’s basic living expenses, to earn engouh money to keeponeself alive.”,意思是“赚到刚够维持生计的钱，不被饿死”。译文非常贴近英文读者，译者又一次使用归化的策略，使译文走向读者。
这只是笔者从文中截取出的三个例子，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窥豹一斑。可以说，王佐良和巴恩斯先生的译本文学艺术论文，译文中广泛应用了英语中的俚语和成语，文笔流畅，可以称得上地地道道的英语。这就是归化的策略，译本完全贴近英语读者。
三、结语
戏剧作品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剧本来指导舞台表演；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因此戏剧作品的翻译不同与其他题材作品的翻译，可以根据其不同的用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如果剧本是为舞台表演服务，那么为了使广大外语听众不被文化差异所干扰，更好更快的理解原文，译者可以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使作品走向读者；如果剧本是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译者可以采取异化的策略，向读者传递原语文化，使读者读到原滋原味的原语表达。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归化和异化策略之争，也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就戏剧作品翻译而言，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来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Nida, E.A. & Taber, C.R.. The Theory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J. Brill, 1969
Shuttleworth & Cowie. Dictionary ofTranslation Studies ［Z］.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1997.
关键词： 翻译美学 综述 发展
一、缘起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的活动，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其内涵和外延都受到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的影响。汉语的经史子集、诗词书画实际上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记叙、临摹、演绎、探索和开发自然美、人生美、人伦美、人格美和精神气质的永恒美。（刘宓庆，1994）基于汉语的语言特点和表达特点，中国的翻译与美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而翻译和美学被正式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领域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翻译界，最早比较系统地将翻译和美学结合起来研究的人是奚永吉，《翻译美学比较研究》是我国首部针对翻译美学的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译论在中国翻译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新的理论术语、研究方法让研究者眼花缭乱，西方式的逻辑思辨研究进入了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而中国传统的经验感悟的方法被认为是不科学，不成体系的。相当多的研究人员摒弃了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但奚永吉先生仍然冷静地思考，不是用西方的逻辑思辨方式，而是借助中国文化自有的经验感悟的方式，试图从中国传统的美学角度为翻译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子，使中国自成一体的传统译论可以用一个纽带连接起来，这个纽带就是翻译美学。奚先生在著作中从语言美、想象美和风格美三个方面论述文学翻译中的美学因素。在翻译研究方法上给后面的研究者带来了启示。
二、发展
1995年，刘宓庆先生的著作《翻译美学导论》在台湾出版。这部著作通过论证分析，揭示了译学的美学渊源，分析了翻译美学与中国语言文字的天然联系，提出了构建翻译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毛荣贵教授的著作《翻译美学》于2005年问世，这部著作主要分为四部分：主体篇，问美篇，朦胧篇，实践篇。正如这部书颇具新意的谋篇布局，文章内容一扫研究型文字的晦涩难懂之风，语言时而隽永，时而诙谐，时而引人沉思，时而让人忍俊不禁，让人在了解学习翻译理论的同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语言美。这部著作提出语言的模糊性和翻译美学可以结合起来研究，这在当时国内学者中鲜有提及，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思路。他认为，研究语言的模糊性及其翻译中如何补偿，是翻译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就语言的模糊性而言，汉语较英语更甚。因此，中国译论不能缺少语言模糊性及其在翻译中的补偿机制的研究。
以上三部著作是我国翻译美学领域比较系统的开山之作。三部著作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翻译美学的研究意义、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研究范畴等。纵观这三部作品，在其论述的过程中，所列举的翻译绝大部分集中于文学翻译领域。有了翻译美学理论的指导，大量的从翻译美学视角研究翻译的学术著作、论文应运而生。在中国知网输入关键词“翻译美学”，可以搜出相关的期刊10125条，硕博论文4902条。可见，翻译美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领域。从时间上看，这些硕博论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在2007年以后发表的，这从侧面反映出，翻译美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研究领域，其需进一步地发展、完善，有待反思和研究。目前比较显著的特点是，翻译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多数从美学角度研究的文章仍然集中在对翻译的分析、批评方面，评论孰优孰略，探讨最佳译法等方面，视角比较窄，还没有脱离单纯评价译品优劣高下的模式，较少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不能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导致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不能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穆雷，2001）
三、新发展
美学不仅仅包括文学和艺术，在中国传统的美学视角下，审美活动与非审美活动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中国当代美学家认为，对中国人来说，“谈情放歌，登高作赋，书家写字，画家画画，与挑水砍柴，行住坐卧，品茶，养鸟，投壶，猎射，游山玩水一样，统统不过是生活中的寻常事”，不过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的“洒扫应对”，如此而已。这样看来，美学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文学的领域，而应该有更广阔的视角。可喜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交流日益密切，大到商业、工业、农业领域，小到日常生活中的家用小件，均离不开翻译活动。在这些翻译活动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了中国美学对翻译的影响。随着应用翻译的日益增多，翻译中中国美学翻译的指导思想也彰显出来。刘宓庆先生就翻译的本体论方面，强调“文化战略观”。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的多元性确实面临威胁和挑战，如今的人文社科领域确实存在西方学术霸权的现象，在翻译活动中，中国文化应该而且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在众多的应用翻译领域，如旅游翻译，饮食行业的翻译，日用品的翻译，商务翻译，外宣翻译等实用翻译方面，都应该考虑到翻译美学的指导作用。最近几年，研究领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作了如下研究：从翻译美学看公示语的翻译，翻译美学与商标的翻译，翻译美学原则的实践与拓展，翻译美学视角下影视字幕的翻译，翻译美学视角下英汉金融术语的翻译，从翻译美学角度看英汉同声传译的模糊性策略，浅析翻译美学指导下的科技英语翻译技巧，翻译美学视角下经贸文本翻译研究，等等。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用翻译美学理论进行非文学领域的翻译研究。这样翻译美学就可以更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宽口径、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翻译的基本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四、展望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东西，翻译与文化交流息息相关，翻译活动具有文化战略的意义，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译论的同时，应该将我国传统的译论发扬光大，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论与西方译论共存，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更有效全面地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从目前的翻译美学研究来看，以下几个问题有待研究：第一，翻译美学如何跳出文学翻译的狭窄圈子，推广到可行的应用型领域，如旅游、外宣的翻译。第二，翻译美学的理论构建还有待深入，并结合实践进行完善。第三，翻译美学和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清。第四，翻译美学如何引领中国传统译论而形成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并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中国出版集团公司，2012.
摘要: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多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做到了史论结合。它以中国当代莎学研究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特定的新见解。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尤其是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莎士比亚批评的中国特色。
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西方莎学研究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历经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直到后现代时期，其间的理论思潮此起彼伏。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流派都把莎士比亚当成作其理论的试金石，形成了蔚为壮观、纷扰繁复的景象。而其中现代主义的丰富解读使得莎学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和延伸，所出现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浩如烟海，令人望洋兴叹。近读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深切感受到作者对莎学研究执著的探索精神。著者文化视野宏阔，文献资料丰实，理论阐述清新，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见的厚重佳作。通观全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之。一、资料翔实，研究深入细致笔者也是莎学研究爱好者，经常拜读李伟民的文章，觉得李伟民先生不仅研究认真，而且还花大力开展莎学情报资料工作。本书的撰写也不例外，体现了他一贯的认真扎实的学术风范。在此之前，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来年外国文学刊物、高等学院学报、社科院系统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戏剧与文化类刊物上发表的莎学文章，论述了中国莎学新时期发展的轨迹，为今后的中国莎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写了《1993-1994年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及戏剧研究综述(1995-1996)》《、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著作与论文的引文分析和评价》、《1993-1994年高等学校学报(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引文分析与评价》《、艰难的进展与希望———近年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述评》《、二十世纪末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等，以及朱生豪、梁实秋、张泗洋、李赋宁、杨周翰、卞之琳的莎学研究思想等系列论文。“这些系列论文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对中国莎学研究文献情报成果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计量研究;对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层结构进行了文献计量学角度的对比评价，通过对中国莎学文献引文有关数据的分析与比较，论述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趋势，客观地揭示了中国莎学学术研究的学科动向、进展以及现阶段的学术水平”。[1]27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这本著作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书后，仅主要参考数目就列了20多页，足见作者的资料搜集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当然，这不是一般莎士比亚批评的资料汇编，而是这些年来作者在莎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一部学术性著作。
二、结构模式新颖独特，富有创见和开拓精神首先，在绪论中，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为起点，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契丹人”切入，细细梳理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入、接受和影响的历史流变。全书内容分为七章，作者从《哈姆莱特》入手，进而进入悲剧的文本与舞台，以及莎氏历史剧和戏剧的人民性与人性的关系;另外，对莎氏的传奇剧和诗歌批评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五、六两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和莎氏戏剧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还原与变形也是莎学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个领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评方式，特别是现代性的莎学批评更是值得关注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历来是莎学研究中的重点，四大悲剧又构成了莎氏悲剧中的重点《，哈姆莱特》研究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没有按部就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记下莎学研究的“流水帐”，而是从《哈姆雷特》着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国形象批评在中国的演进以及对哈姆雷特的形象认识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对待哈姆雷特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众说纷纭，多棱镜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雾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伟民从哈姆雷特强烈的自杀意识、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以及对女人的看法和行为等几个方面深入细致的论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哈姆雷特在中国的形象问题，作者提出了应该全面看待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应该从人民性、人文主义者、并非人文主义者进行研究。事实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难看到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却存在相当多的非人文主义思想。接下来，在第二章，作者从莎氏四大悲剧出发，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文本与舞台的莎学批评演进。重点论述了作为舞台演出的莎氏戏剧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戏剧的影响以及对莎翁戏剧的改编接受情况。莎士比亚的贡献除了悲剧之外，历史剧和喜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作者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与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亚批评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与认识。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作品誉为“世界艺术高峰之一”。历来文学研究家们都把莎士比亚当作试金石，作为检验其理论的依据。因此，对莎学批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进入20世纪，由于莎士比亚的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日显局限。历史学派针对浪漫主义对莎剧诗性、阅读性和不可演出性的无限扩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亚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舞台及演员表演，揭开了对莎士比亚“现代”解读的庞大序幕。于是，种种冠以“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派”等以“现代”语词为核心的解读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这一世纪的莎评既呈现出极其壮观的景象，又放射出无比怪异的光芒。其壮观固然体现出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异却也展示了对莎士比亚的无限夸大和歪曲，并产生了对莎学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视角对莎学研究在中国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批评演进为出发点，从哲学上矛盾对立和美学范畴来认识这一对文学观念的深层涵义。
三、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文学批评理念第五章:从历史走向未来。主要论述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50年的发展脉络，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苏俄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20世纪30年代对苏俄莎学的介绍，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深受苏联莎评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莎士比亚被中国的政治涂上了各种油彩，在中国政治的影响下不断变脸。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莎学中，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构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2]272中国的莎学研究大都是从文本出发，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的翻译经验，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显然，这与翻译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作者对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对此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仅对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翻译作了资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从具体译家出发，通过梁实秋和鲁迅对于莎士比亚翻译的论争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中的理论问题。另外，莎剧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版本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早期的莎作翻译中，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早期的莎剧译者或限于条件或考虑不够，一般不大讲究版本。朱生豪、梁实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选择上或因条件限制，或因认识不足，因而对版本问题注意不够;那么在对莎氏时代的语言的性质、语音、拼法和词汇的研究就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译受到了批评。顾绶昌认为，粱实秋译的莎剧，在文字上显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顺，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并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这是译文最大的缺点。朱生豪译文虽做到“明白晓畅”，然而喜欢重组原句，损益原文，不是太罗嗦，就是太简，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它的最大缺点是任意漏译，并且译文中还时常夹杂些不必要的诠释。[2]285本书在研究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基础上进而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思考，不仅总结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对莎氏翻译家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思想的探讨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中有些批评的目的并不在翻译批评本身，而是为了思想和文学论争的需要。这样的批评虽然也涉及到对莎作的翻译批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评，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翻译观点的论战。[2]304-305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生死、战争与和平、人与宗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和谐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此，阅读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目的是从文化、文学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艺术精髓，结合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点进行阐释，为我们今后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梳理，或许我们会在现代意义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2]505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但同时他又是属于世界的。约翰逊曾这样称赞莎士比亚作品的永恒性“: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像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3]125李伟民莎学研究的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在这本专著中，读者可以看到伟民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有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辞书研究，也有莎学传记研究、莎学批评研究和莎学家的研究，还有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论结合，以中国当代莎学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总之，研究角度丰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富有创见的莎学学者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总的来看，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正如著者在绪言中所说，中国莎学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规模宏大声音色彩鲜明响亮的长篇巨制交响乐，而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则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色。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李伟民先生对这种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历史的痕迹，研究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质和特色，掌握文艺批评规律，提高对莎作的鉴赏水平和批评的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1] 曹树钧.简论四川学者李伟民的莎学研究[J].四川戏剧，2002(5).
[2] 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3] 李赋宁.英国文学论述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删除标红内容，也可以有效降低重复率，但前提是删除内容对上下文不会有影响，也就是说标红的部分属于赘述，是可有可无的部分。删除内容之后记得检查上下文连接是否通畅，不通顺则加以修饰，使之连贯。
一、关键词替换
教育类论文不同于理工科论文，需要大量的数据以及专业的术语来支持研究的结论（术语是不好替换的）。教育类论文学术性质会多一些，也就是说偏向于理论，可以利用汉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这一特质，将被标红的关键词用同义词替代，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中外语种互译
有很多人都说这个方法不管用，只会把论文越改越糟糕。对此，笔者想说的是，越改越糟糕的朋友应该是少了润饰这一步啊，笔者时就用到了这个方法，我当时是将中文用翻译软件翻译成英文，然后再自己译成中文。直接翻译自然会显得与论文正文上下句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这时需对翻译得出的句子稍加修饰，让它在正文中不会显得突兀。这样既不会影响论文内容，也达到了的目的。
三、删除标红内容
每个系统都会有一个规律，即连续多少个字相同就会判定抄袭。如果被标红的句子里含有汉语数字，则可将汉语的数字替换成阿拉伯数字，如果可以，也可以替换成英文式数字。
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尤其是文科性质的论文，难免会引用别人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结论，引用不当就会被判定抄袭。将他人的话语或理论用自己的话概括复述出来，这个方法对概括能力有一定的要求，比较适合语文较好的朋友。
【关键词】政论文 翻译策略
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形式多样，范围广阔，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凡是对时政问题进行议论说理的文章，都可以属于政论文的范畴。
一、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讲求确切，严谨，富有鼓动性；词语多具宏观性；繁使用政治术语；句型单一、连接成分少、句与句之间无明确的逻辑关系。而英语则在句式衔接上多“形合”，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将句子衔接起来，注重显性衔接，把句子形式和结构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尽量避免重复。
二、具体翻译策略
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但为了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中国政论文的英译本总体词汇特征应接近于本族语中同体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语者接受。
1.笼统词汇具体化。《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不少词意模糊的“宏观性”词汇和词组高频出现，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状态等，但英语词汇比较严谨、具体，因此翻译时，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和文体风格选择用词，说到实处。如：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We will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走出去”战略实质就是走向全球，翻译成going global符合其实质相。又如：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Rather than adopting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that would have an economy-wide impact， we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with structural reform.报告中并未直译”大水漫灌”，而是着重于它对于经济的影响译为an economy-wide impact
2.词义抽象化。词义抽象化是把原文中某些意义比较具体和形象的词在译文中引申为一般的词。译者应把所有意象与译文有机结合，帮助读者了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如：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The service sector as a proportion of GDP rose to 50.5%，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for the first time.“半壁江山”本是中文的四字成语，报告翻译中确并未将其翻译得具有文学色彩，只是根据全文译为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我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we can， without question， reinvigorate the economy and ensure its dynamic growth.这里浴火重生、再创辉煌也是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将其理解为振兴经济、保证经济的蓬勃发展。
3.解释翻译策略。《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使用政治术语。简单来说，就是“职业行话”。一般而言，行话只有“圈内人”懂得，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就晦涩难懂。英国翻译学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提出的解释翻译策略对于政府报告中某些特定术语的翻译颇为重要。它准确地再现出某些术语的内涵，能够很好地解决汉语政论文英译中的某些术语空白。例如，政府报告中“三严三实”译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三严三实其内容包括“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仅仅翻译成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外国读者很难理解，若是加以解释译成be strict in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preventing abuse of power and disciplining oneself；be steady in planning matters，starting undertakings and conducting oneself则更具体。又如报告中出现的“五位一体”，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中解释性的译为the overall plan for promoting all-round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而不是five-in-one。
三、结语
政论文涉及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方方面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在其英译中，灵活地运用各种翻译方法，既能合理准确地表达出带有中国特色的政论文所含有的文化信息，又能全面考虑到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思维模式，更好地促进中外交流，推动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李秋荣.李新新.中国特色用语在政论文中的英译策略探析――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海外英语，2016.
[2]李晓君.浅谈政论文体的特点及翻译策略――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为例[J].China’s，2011.
[3]杨敏.《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研究[D].山东大学，2012.
[4]张克燕.浅析政论文英译的问题及策略――以《2011年政府报告》为例[D].苏州大学，2012.
作者介：
陈娜（1991-），女，汉族，湖北咸宁人，硕士，研究方向：翻译。
论文关键词：石川啄木，周作人，目的论
石川啄木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诗人，被称为“国民诗人[1]”。其短歌一改从古至今的一行书写形式，以独特的三行书写，自由地表现了口语定型诗的魅力，对日本近代新和歌的改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一生的重要创作都收录在歌集《一握沙》《悲伤的玩具》中。
“周作人是最早翻译日本近代和歌的翻译家[2]”，“也是最早译介石川啄木诗歌的翻译者[3]”。他以白话散文体的形式翻译日本的和歌被朱自清称为“实在是创作[4]”，尤其是20年代译出的作品，以崭新的散文体形式及白话文的语体对当时的诗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并且促进了一个新的诗体“小诗”的诞生，对此后的中国白话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文以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握砂》《悲伤的玩具》，周作人的译本为中心，从目的论角度，把周作人翻译歌集的“目的性”做为切入点，对目的论在近代和歌汉译过程中的接受及应用进行探讨。
一．目的论
目的论，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文本的研究模式，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目的性的选择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而人类一切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因此，翻译行为的实施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译者都会选择特定的文本和运用特定的翻译策略，以期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目的论的提出者弗梅尔将翻译目的分为三类:一类是译者所要达到的一般性目的，比如说赚钱：二是译文在目的文化语境中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第三类是使用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
所有翻译行为所要遵循的第一法则就是目的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全过程，从翻译材料的选用到翻译策略的采用，都必须遵循翻译目的。
二．周作人的翻译策略
1.形式：
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的特征是“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为别国所不能及的……”“但因此却使翻译更觉为难了。”[5]
原文：病みてあれば心も弱るらむ！
さまざまの
泣きたきことが胸にあつまる。[6] 「一握の砂
译文：生了病心也会弱了吧！
各式各样的
要哭的事情都聚到心中来了。[7]
用简洁的语言，运用句子的长短度，以散文式的节奏变化来让读者感受到了和歌的魅力。初看译文看似平板，其实却充满了趣味。啄木的和歌不拘泥于韵律和定型，打破以往不分行的书写的惯例而分了三行，非常自由。周作人用散文体来翻译，不拘泥于韵律和语法，“实在是创作[8]”。
2.语体：
啄木的和歌用的是近口语体的语体，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传达了白话潜在的表现力，同时也准确传达了和歌近口语体的趣味。
原文： 茶まで断ちて、 わが平復を祈りたまふ 母の今日また何か怒れる。
译文： 连茶都戒了
祈祷我的病愈的
母亲今天又为了什么发怒了。
周作人用近似于翻译腔的定语句型，表示词语的关系，用长定语来修饰“母亲”，用“了”表示动词的过去时态。并用了结构助词“的”，这是白话特有的。
原文：かなしきは我が父！ 今日も新聞を読みあきて、 庭に小蟻と遊べり。
訳文：悲哀的是我的父亲！
今天又看厌了报纸，
在院子里同蚂蚁玩耍去了。
文言文中的单音节单词很多，每个单词都很独立，周作人则充分发挥白话文的表现力尽量用双音节的单词，音节数增加的同时也缓和了句子的节奏。如“悲哀”“玩耍”的双音节单词使译文更加流畅。
原文：鏡屋の前に来て ふと驚きぬ 見すぼらしげに歩むものかも
訳文：来到镜子店的前面，
突然的吃惊了，
我走路的样子显得多么寒伧啊。
译文加上了原文中没有的人称代词“我”，这对几乎没有人称代词的中国古典诗歌简直是一种挑战，怪不对朱自清称赞其“简直是创作”。
周作人的白话可以说，是把中国古代的白话、民间口语和外语溶合在一起的新式的现代语。很重视句子成分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主谓定状语交错在一起，甚至有几重修饰，注重营造和歌整体的意义，而且少了中国古典诗歌式的晦涩。
由此可以得出，周作人是采用了白话散文体这一翻译策略来翻译啄木的短歌的。
三．周作人的翻译目的
1917年到1921年，这个时期我国文坛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已经完成，在诗歌方面也是白话体诗歌独占鳌头。但是，到了1921年，中国新诗坛却有了个暂时性的沉默，为了打破这个沉默，1921年5月，周作人写了《新诗》，刊于6月9日《晨报副刊》，他在文章写到“现在的新诗坛，真是可以说消沉极了。……新诗提倡已经五六年了，论理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或有一种杂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了。现在不但没有，反日见消沉下去……”[9]。
他其实是想用外国的思想和手法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关于新诗他这样说道“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外国诗歌）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10]”。1921年8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杂译日本诗三十首》，12月翻译《日本俗歌四十首》，又陆续发表《日本的诗歌》，《日本的小诗》等。啄木的短歌也是在1922年翻译的。
啄木在近代文学史上，“用恰当的表现方式体现了近代诗精神，树立了新诗歌[11]”受到瞩目。他用三行书写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和歌不分行的惯例，被视为是一种变革。啄木的这种叛逆、革新、独创的歌风，正好与当时周作人心涌现的突破旧框框的期望形成共鸣。
由此得出，周作人翻译啄木的短歌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取日本近代和歌中的新要素 ，进而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
四．翻译策略的有效性
1.散文体
汉语为独立语，每个单词都有丰富的含义，语法变化也很少，即使是和日语有相同的字数，相对应的内容也不同。“三十一个音大抵只能当得十个汉字，如俳句的十七音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不过六七个汉字罢了[12]”。如果用10个或7个汉字来翻译和歌和俳句，音节过于紧迫，加快了节奏感，就会失去原作的情趣。语法变化少，就无法表现原文复杂的语法和“特有的助词[13]”。当翻译啄木的近口语体和歌时，这种语言的差异就成为很大的障碍。
周作人提出用散文体来表现和歌原有的趣味。他在《日本的诗歌》中关于日本诗歌的翻译说道“如将他译成两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嚼饭哺人一样；就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但此外别无适当的方法”[14]。在《日本俗歌六十首》中他说“我的翻译，重在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 ……但一方面在形式也并不忽视，仍然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风格。这两面的顾忌是我不得不抛弃做成中国式歌谣的妄想，只能以这样的散文暂自满足。[15]”
周作人正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反复考量最后才采用了散文体。
2.白话文
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啄木的短歌，不得不提到其把翻译作为工具，改革新文学的这一思想。他在《谈翻译》中曾说道“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则为译书不刊的典则，……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文言文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16]”。他把翻译目的分为为书而翻和为自己而翻，提出如果是为读者介绍的话最好用白话文翻译这一主张。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对策和具体翻译方法。如上所述，周作人翻译的目的是吸取日本近代和歌的新要素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周作人选了啄木的歌集，采用白话散文体的翻译策略。
3.小诗的诞生
从1921年到1924年，中国诗坛兴起了一股小诗的风潮，大量的小诗在报刊上刊登。朱自清对此这样总结：“现在短诗底流行，可算盛极！……这种短诗底来源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据我所知，有以下两种：（1）周启明君翻译的日本诗歌，（2）泰戈尔《飞鸟集》里的短诗。前一种影响甚大。[17]”指出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诗歌对小诗的巨大影响。而当时的小诗也确实和周翻译的短歌很相似。比如：
从堤边，水面
远近的杨柳掩映里，
我认识了西湖了！应修人《我认识了西湖了》[18]
这首小诗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和周的译文极为相似。用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语句，表现了作者一时的感想。
五．结语
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离的。翻译为周提供了一种创作新诗的尝试，而周又在次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新诗。192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新诗集《过去的生命》，收纳了36首新诗，其中的一首《小河》，被称为是“中国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19]”。
周作人萃取了日本诗歌的精华，使中国诗坛从创作的苦闷期中摆脱出来，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促进小诗的诞生，可以说是达到了其翻译目的。但是其有效性也是有限的。1924年以后革命的硝烟浓起，小诗的形式和格调却与时代不相适应，其内容短小，无法承载复杂而深刻的内涵，小诗的作者们也纷纷停止了小诗的创作，转而寻觅其他的形式来符合时代的要求。
但是，正是因为周作人的翻译，为中国新诗坛开辟了一条虽不开阔但与众不同的途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诗坛的一大收获。
参考文献：
[1].李艳霞.从目的论看梁实秋与鲁迅翻译官的异同[J].郑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4
[2].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人大学出版社，2000
论文关键词：翻译批评赏析，修辞翻译，风格，荷塘月色
1.引言
《荷塘月色》是我国著名作家朱自清于19世纪20年代所创作的白话散文当中的名篇佳作，直至今日仍然被后人传诵。不少翻译名家都曾费尽心力将其翻译成英语散文，甚至不辞劳苦地重译复译。
散文是一种结构灵活、活泼轻巧的文学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形”散而“神”聚。散文的语言既具有表意功能，同时又具有美学功能。这一点在《荷塘月色》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文章中的语言丰富生动，且大量运用了比喻、拟人、通感等多种修辞手法。因此如何在翻译当中再现这一切，是译者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本文将选取原文中的经典片段，从修辞翻译的角度对三个译本进行对比赏析。这三个译本分别是王椒升［1］、朱纯深［2］、以及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3］的译本。
2.修辞与风格
风格是文学翻译当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语言学家Leech将风格定义为“the way in which thelanguage is used in a given context, by a given person, for a given purpose andso on”［4］。不少学者认为，尽管风格存在一定的不可译性，但译文仍然应该力求再现原文的风格。刘重德［5］在其提出的“信、达、切”翻译三原则当中就强调了贴近原文风格的重要性。朱光潜［6］也认为，“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表面的字义忠实风格，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须同时忠实中国。” 那么译者应该如何重现原作者的风格呢？
根据刘宓庆［7］所创立的“风格体系”一说，风格的内涵包括语言与文学两个层面，分别体现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而形式标记是指音、字、词、句、段以及修辞手法等使用。结合《荷塘月色》来看，作者运用了丰富且细腻的修辞手法以启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这也是其能够成为美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3.译文对比赏析
下面笔者将从修辞手法的翻译对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探讨译本能否再现修辞效果。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侧重于分析比喻、通感、拟人等三种修辞手法，并且节选出这三种修辞手法集中出现的一个经典片段作为对照之原文。在分析过程中，笔者将不时使用Google的搜索结果作为语料库参照。
(1)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All over this winding stretch of water, what meets the eye is a silken field of leaves, reaching rather high above the surface, like the skirts of dancing girls in all their grace. —— 朱纯深译
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字数基本上五万以上，特别是文科论文，字数密密麻麻，如何避免抄袭率是一个难题。当前，很多学校针对博士论文论文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全部论文都要查，每篇不得超过10%重复率或者单篇不得超过3%，这对于当前学生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要求是很高的。本文即分析一下如何达到要求，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首先要了解规则，知己知彼，知网学位为整篇上传，格式对检测结果可能会造成影响，需要将最终交稿格式提交检测，将影响降到最小，此影响为几十字的小段可能检测不出。
方法上可以按照以下几点：
（一）首先要先自查一遍，知道哪些地方是抄的或者报告中的标红位置。自查方法有很多，比较严格的学校通常会建议你用知网查，毕竟是官方系统。知网如果和你学校有合作的话，那么学校一般会有途径推荐。这个自行选择吧，查知网的就比较贵，博士论文一次将近400元。市面上也有paperpass那些，便宜很多，但是为了保险嘛，只能多花钱了。一般建议先查一次，改完再查一次。
（二）具体改。知网博士论文给你标出来的红字你就把它全改了，首先要知道要领，不是随便改点近义词就行了，而是整个句子打碎，句式啊，用词啊，都换掉。知网还是很智能的，你改一点点没用。所以我最建议的，最保险的方法就是，红字全删了，重写。听到这里先别跪，不是要你重新原创，而是复述，复述OK？换一种表达方式。删干净了，才保险。语文好的人是不在话下的。如果你论文字数本就很多了，那些不影响逻辑的描述，你甚至可以直接删掉。毕竟你答辩都过了不是？具体技巧见下：
1、如果原句文学性比较强的，就用白话叙述。e.g.“一日之计在于晨” 改成 “一天最好的时候是早上”。都不要说“早晨”，完全避开每一个字，才最保险。
2、段落里同类型句子，例如描述xx有多种性质的，多种性质顺序调换无伤大雅的，那就在改完的基础上把顺序也改了。
3、插入句子打碎这段。在大概改了这段后，插入一些描述性句子。e.g.现在的IT项目，设计阶段大部分采用BS架构，得益于记住，插入的东西就不要再抄啦。
4、有人推荐把原句子扔谷歌，翻译成小语种，再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中文。我试了一句，最后翻出来的中文我觉得变化也没有太大。此外，如果文中有引用，引用可能会被识别成copy，所以记得打引号，只有符合一定标准的格式才可能被判断非抄袭。
所以本文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同学们降低重复率。对于3万字符以上文字较多的论文是可以忽略的。上传论文后，系统会自动检测该论文的章节信息，如果有自动生成的目录信息，那么系统会将论文按章节分段检测，否则会自动分段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