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6 17:33: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汉朝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由六章组成，本文将对对其中令人感兴趣的内容略述浅见。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分别将远古、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二十世纪的盲人音乐活动做了梳理1，为论文核心的部分――通过历史建构的眼光来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依据，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盲人说书，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的文化信息，对盲人说书的历史进行了尝试性的建构，尤其是按照时间朝代的顺序，分析了上至三代，下至元代的盲艺人的身份转变和职业状况，讨论了今天盲人说书文化的遗留价值。
如前所述，《盲人说书》里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作者有很好的音乐研究修养，并且基于调查和文化背景做出了结论性的研究。笔者最为感兴趣的是，在三代和春秋时期地位如此之高的瞽，为何在汉朝时期地位遽变，被称为“狂瞽”，几乎沦为和侏儒一样供人娱乐的地位。对此作者认为，是因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先秦神权由东周瓦解，依附于神权统治的瞽阶层随着神权瓦解而瓦解，延至汉朝已徒留技艺、沦为与侏儒比肩”。2这个结论笔者不甚同意，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才疏学浅，一点思考，做此札记，与众读者商榷。
中国自春秋以来，下至战国，无论政治、学术、社会、思想等，均处于遽变之状态，笔者很难判断孰先孰后。
春秋时代，当时所谓“一国”，仅止于“一城”而已。一国之元首，即为一族之宗子，再广封同姓之宗亲或近戚，同治国政。国与国之间外交往来，或为朝聘，或为宴饮，或为盟会，或为庆吊，同家族之间往来无异。其时以言政治，则所谓“封疆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言宗教祭祀，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言学术，则“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可见一国之历史、学术、宗教三者合而为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典籍的掌管，在于史祝，藏之宗庙，非大贵族不能见，即同姓之宗亲亦未必能看，更无论普通下层民众。
在经历了春秋两百四十年之后，西周封建制度早已在日崩月坏之中；至于战国，变动日渐激烈，其中尤为重要者，即为封建制度渐崩，而郡县制渐起，二者并行，实属一事。其间诸侯兼并，大夫篡夺，屡见不鲜。封建诸侯逐渐沦亡，而军政国家规模形成，对内强经济，对外事吞并，普遍设郡县直辖于中央。根据《左传》记载，晋国早有县制，政权得以集中较早，也是国势日渐隆盛原因之一。任职食俸的官吏，逐渐开始替代贵族，也打破了世袭的传统，成为新兴的力量。各国争相废井田，开阡陌，尽地力，大力发展农耕，井田制废除，土地所有权从封君转于庶民，于是一夫耕田不限于百亩，而民田也得以自由买卖。同时山泽解禁，自由工商业兴起，各国大兴募军养士，开城渠，制兵器；同时君卿贵族争养食客，游士兴起，纵和连横，社会面貌与春秋迥异。
始皇二十六年尽灭六国，一统天下，政治措施最重要者，在于彻底废封建行郡县。其时丞相王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同姓子弟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想诛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中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罢诸侯不便。”始皇从其议，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置郡守。始皇、李斯不因一时同姓之亲，而除封建为郡县，实为遵循时势之变迁，因现状而为治。
秦人僻居西陲，本无文化之传统，战国以来，东方文化逐渐移植，而秦人又未能化为己有；秦人信奉三晋功利文化，至于齐鲁礼乐文化，则很少受到感染。在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之后，最终瞩目的文化事件当属焚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掌承问对，亦涉于议政。焚书的起因，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人上书议政，辩论废封建得失，引出了焚书之议。李斯拟出的焚书办法如下：1.史官非秦记皆烧之；2.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可见先秦学官与典籍的情况。大抵秦学官有两种：史官与博士。史官自商周以来由来已久，属于贵族封建宗法时代王官的传统；博士则始于战国，相对应的是平民社会自由学术的兴起。根据钱穆先生的考证，诸子百家大兴，乃有博士的创建。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掌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史割席分尊，于是乃有“博士”。史官与博士的并设，是古代“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的象征。《汉书・艺文志》中以“六艺”与诸子来分类文献，“六艺”即古学，起先掌于史官；诸子为今学，所谓“家人言”是也。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3百家著述莫不源于《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故籍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诗》、《书》的下流，和博士之上浮，交错相应，正说明春秋、战国之间王官学与百家言之盛衰交替之姿态。4秦博士掌承六艺，亦不专掌六艺，焚书源于博士议政，故博士所掌典籍亦在秦所禁止的范围之内。所以焚书以前，多有通五经、六艺之博士，如淳于越、伏生皆是也；焚书之后，博士制度没有废除，而通六艺、《诗》、《书》之博士，则必尽在罢斥之列矣。5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远古时代掌管鼓的乐正也非单纯的乐官，而是兼有巫师与乐官两方面的职能，后来钟鼓发展成后世礼乐文化的重要代表。6礼乐亦是六艺的组成部分。战国以来，王官失统，《诗》、《书》本用古文写成，流传又狭隘；随着秦统一文字、焚书和罢斥通六艺、《诗》、《书》的博士，文教影响匪浅，古代王官之学遂遭重创，相应的，从事礼乐活动的乐正、瞽们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其职能也逐渐开始改变。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定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其间仅十五年。秦之君臣，为时势所牺牲，然其开后世一统之格局，定郡县之制，影响深远。汉承秦制，高祖以三尺剑得天下，布衣将相开新一代政治格局，质朴本色，平民精神，相较于始皇、李斯以贵族地位、学识、峻法凌驾一世，更能合于时代之趋向。汉朝开国的君臣起于草野，对于贵族生活，几乎没有涉猎，更没有受到《诗》、《书》礼乐的熏陶，至叔孙通定礼，高祖“始知天子之贵”。汉兴至文、景两朝因袭秦之旧制，设有七十博士，为广学之路，有诸子，有方技，并不局限于五经。七十余年以来，实行俭约休息之政策，内力充盈，武帝雄才大略，造就西汉全盛之世。他的文教政策里。除了设立五经博士外，立太一之祀与兴乐府同样瞩目。
《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 略论律吕， 以合八音之调， 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泉圜丘， 使童男女七十人歌， 昏祠至明。”
又《艺文志・诗赋略》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
因此， 西汉武帝、宣帝两朝的乐府歌诗的造作与武、宣两朝的制礼作乐有关， 其目的在于“兴废继绝”， 宣扬文武周公之道， 树立大汉帝国的道德文化信仰， 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这一事件同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乐府歌诗的创作。7汉家的制度中一开始就具备两个并行的音乐机构， 即属于外廷太常以掌宗庙礼的太乐和属于内廷少府以掌供帝王宫廷音乐活动的乐府。太乐的音乐是官方音乐， 禀承的是传统的雅乐而不是新声，多用于宗庙祭祀；而乐府则属于少府这样一个服务于皇帝日常生活的内廷机构， 其所掌多为汉家的楚声乡音或新造之乐， 所谓“赵、代、秦、楚之讴”， 以娱乐帝王与贵族。武帝既然创立了新的太一之祀，重用了乐府而不是太乐。由于定郊祀之礼、兴太一之祀皆是制礼作乐的创新举动， 故而史家特别重视，尤费笔墨，称之为“立乐府”。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废原先的七十博士，专立五经博士，虽致力恢复六艺，但无奈《乐经》的失传，雅乐衰落严重。根据《艺文志・六艺略・乐》：“周衰俱坏，乐尤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武帝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强调只有天子才能制礼作乐的资格，更是对一些儒生和诸侯王对古礼雅乐的尊崇之情流露出厌恶。武帝的弟弟河间献王性好古学，《史记・五宗世家》和《汉书・艺文志》记载河间献王学六艺，修礼乐，被服儒术；与毛生共采《周官》及其诸子弟言乐事，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远。武帝时，河间王来朝，献雅乐，对策三十余事，文约而旨明。但武帝对雅乐表现非常冷淡，“下太乐官，常存肆之，岁时以备数，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乐。” 即使大儒董仲舒等皆认为音乐应当符合雅乐的标准，但由于武帝的冷淡，也逐渐“希阔不讲”了。至宣帝时汉家制定国家祀典时，才重新出现了兴造雅乐，不过似乎没有太大的成效。
盲人乐师们所供奉的神之一是“东方朔”，奉他为祖师爷。有意思的是，东方朔本人恰是与侏儒一样，是皇帝疲劳抑郁时提供消遣娱乐之人，无传统的排忧解难之责。综上所述，我认为，盲人乐师们在汉朝时已徒留技艺，不能单以“春秋战国依附于神权政治的瞽阶层随着先秦神权政治的瓦解而瓦解”8来解释。自秦以来，统一的郡县制帝国从各方面对国家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各方面都是积极的、反传统的。虽然武帝崇儒术，兴六艺，立五经博士，设太学，经学成为了经世利禄之学；同时凭借属于少府系统的乐府来制礼作乐， 隆甘泉太一之祀以取代秦之雍祀， 奠定了汉帝国的国家祀典，并在此制作过程中， 综合了战国秦汉间逐渐建构的郡县制统一国家的新式国家信仰， 融合了齐、楚、赵、秦等地的音乐和文化因素；而至宣帝朝， 由于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 在国家祀典中进行了兴造雅乐的尝试， 试图以古代的雅乐更替赵、代、秦、楚之讴， 标志着汉帝国向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回归9，但毕竟时代已变，难以回到过去，正如作者所说：“他们被纳入汉朝以来的新秩序之中”。他们失去了与神对话的权利，被迫接受新的世界。秦汉之间盲人乐师们地位的转折和职能的彻底转变也对后来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皇”的传统建立，并不只是对皇权的拥护，一方面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盲艺人们新的崇拜，成为他们共同的核心精神信仰，也加深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逐步建立了这个以师徒关系为纽带，讲尊卑、序长幼、扬善道的代代相传的互怜互助的组织，并在往后与庙院得以紧密相连，娱乡民，宣教化，在官府、庙院、乡民中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代代的盲艺人就在这夹缝中得以艰难的生存。
注释：
1《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冯丽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0页。
2《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98页。
3《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56页。
4《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5《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6《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5页。
7《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徐兴无。
关键词：陶瓷，陶瓷史，工艺美术
中国最早的陶瓷是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随着中国原始艺术的第一繁荣时期的结束，迎来了新石器时代工艺彩陶的第二繁荣期的来临。
仰韶文化彩陶最早出现在河南省淹仰韶村发现。其中有半坡型彩陶，首先发现西安东郊半坡村，分布地区集中在关中平原。彩陶以黑色与红色为主。装饰图案有人面纹、鱼纹、鹿纹、蛙纹等。而中晚期的鱼纹从静态转为动态，不在注重形态，通过对口，眼腮尾鳍的描绘来表现鱼的动态。半坡型彩陶钟情于几何纹样的造型。说明了我们祖先的抽象造型能力。庙底沟型彩陶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主要分布在陕西中地区。庙底沟型彩陶整体造型的线条极为流畅。装饰图案多采用圆弧线，直线和点。构成雅致流美的神韵。马家窑型彩陶是庙底沟的延续和发展。首次发现于甘薯马家窑。硕士论文，陶瓷史。。马家窑型彩陶整体风格是豪迈、大气，有着极强的动势。图案中，大量出现平行线，平等圆弧线，同心圆，在漩涡式的滚动中所有出现在圆点，恰恰又产生出静态美。
到了夏、商、西周时期，陶瓷制作工艺大大提高，而且窖场规模也不断扩大。由于商饮酒之风盛行，所以陶质酒器很多如：觚( gu )、尊、壶、爵( jue)等。到了西周，陶质的酒器明显减少。装饰手法上更注重部位的选择比例的权衡虚实，繁简的搭配在这个时期已经体现出来。这个时期随着三层花，理性色彩的增强以及窃曲纹，波纹，重环纹，瓦纹等的出现更好的体现了夏商西周时期工艺的提高。
秦汉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秦汉工艺美术是以强盛的打帝国为背景的大一统美术。以儒教思想为背景的礼教美术和以人生享乐为背景的神仙美术。其中，汉朝的陶瓷工艺有较高成就的有：釉陶，青瓷，彩绘陶，陶塑等。汉末晋初最好的青瓷窑是越窑。胎质坚硬，胎色灰白。这个时期的主要瓷器是青瓷。基本风格是清雅，装饰纹样的舒缓，釉色清新可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佛教美术的兴起哲学思想进入艺术领域，本时期主要以清淡，玄学，竹林七贤为主要的风格。大量的出现白瓷、青瓷。瓷是由陶演变发展而来的。与前面提到的陶有着本资的区别： 1.原料不同。陶用黏土，瓷用瓷土。2.烧制温度不同。陶器低，在800℃左右。3.质地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细密，敲击声脆如金属声。硕士论文，陶瓷史。。
隋唐时期是中国工艺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无论是陶瓷上的南北交流清白并重，还是金属器皿上的中外合璧，都表现出匠师那种“不薄技术，爱艺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内在追求与气质。创造了开放的华美时代。
隋朝的白瓷，釉色光润。以青瓷为主流产品。唐三彩女佣的出现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唐三彩女佣那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实在是大唐包容一切外文化的象征。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通称。多用白色粘土做胎；以含铜，铁,钴,锰等金属元素的矿物质为着色剂，配制低温釉，施于胚体表面在800—1000℃左右低温中烧成。其彩色并不仅限于三种颜色，一般有绿、黄、蓝、白、紫等多种色彩，但以黄、白、绿为主。唐三彩主要用于随葬。常见的有瓶、钵、罐、盘、杯、碗、枕等普通生活器皿，此外还有各种动物和人佣及建筑家具等。
随着市民生活的需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的工艺美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这时期出现了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均、定。
1.汝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天青色，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温。汝窑瓷器朴素、高雅是统治者沉淀于安逸享受的现实反应。体现了平淡、蕰籍之美。
2.官窑，胎有灰、黑和米黄数种，纹片大、小均有，釉色有粉青、米黄、深米黄等。北宋官窑窑址未明，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和乌龟山。硕士论文，陶瓷史。。
3.哥窑（龙泉窑），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黄之分，以灰青为主，釉面布满龟裂的裂片，有开片。弊病称为了一种纹理，好像冰裂变化万千形成自然雅致的天趣。
4.钧窑，在河南禹县，有天青、月白、灰蓝、海棠红、玫瑰紫等色。艺术特点为：“夕阳紫翠忽成岚”天青色于玫瑰紫色交织，釉色美如朝晖。铜的运用高温形成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5.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烧的白瓷，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地址在河北曲阳。釉层薄而滑腻滋润。釉色白中微微闪黄，好似古代妇女薄施粉黛。给人以柔润，恬美的美感。硕士论文，陶瓷史。。
南宋 足洗和明永乐、窖青花缠枝山茶纹扁壶都为上海博物馆的珍藏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硕士论文，陶瓷史。。
两宋时期瓷的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南北瓷都在发展；二是官窑，民窑都在发展而元瓷的发展则集中在江西景德镇的发展上。其主要工艺是青花，釉里红，中国书画艺术与中国陶瓷工艺得以充分完美的结合。这是景德镇瓷工艺的重大贡献。而且元代还烧制高温卵白釉、红釉、蓝釉。硕士论文，陶瓷史。。
到了明朝，景德镇瓷器独领。主要瓷器品种为：青花、釉里红、五彩、珐琅彩、粉彩。极具宫廷贵族气象的典雅，其突出代表要数五彩冰梅蝶纹瓷瓶了。圈足与瓶颈装饰带采用红绿相间的民间抽象、写意的表现手法，与肩、腹、腰部的冰梅蝶的主体纹饰形成强烈的对比，色调雅致而明洁。清朝的宜兴紫砂壶制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其中。书画与紫砂壶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同时也反应了紫砂壶制作更加文人化了。
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古文明史和审美史的缩影。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感受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陶瓷装饰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闪现时代光辉的精美之作，体现了各个时期的陶瓷发展特点。陶瓷烧制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陶瓷工艺也将展开新的一页。技术与时代完美结合，相信陶瓷事业将会变得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1]海天.中国工艺美术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关键词：我国古代死刑 死刑执行 死刑复核 死刑废除
一、死刑由来及其特点
死刑作为最为古老，适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刑罚方式，其由来已久。在徒、流刑以及罚金刑出现之前，因其被统治者所青睐，故而适用相当的广泛。追溯其由来，从古文的涵义大致可以推断由“活人祭祀”或者“血亲复仇”演变而来，当时死刑的设置可能为了平息神灵的愤怒，惩罚那些触犯传统禁忌的犯人，亦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成为血亲复仇的手段①。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进化，死刑逐渐成为了统治阶级惩罚犯罪的有力处罚方式。
死刑与其他的刑罚方式较为不同，其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
1.剥夺权利的同等性。死刑作为一种剥夺人生命权的刑罚方式，其所针对的犯罪人权利均是生命权，此种刑罚方式不同于徒刑与罚金等方式，徒刑与罚金等方式存在着多少的问题，而死刑则不会。
2.惩罚的极端性。死刑的极端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其刑罚方式最为严厉，直接剥夺了犯罪人的生命；其次就是此种刑罚方式具有不可变更的特性，因为犯罪人的生命被剥夺后，就无法再进行挽回，故而没有无法给予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3.适用经济、高效。死刑的执行，只需要对犯罪人的生命进行剥夺行为即可，像徒刑与罚金等人力、物力以及相应的监管方面是不必要的。
二、我国古代死刑的定罪、执行与发展趋势
1.定罪。我国古代可以认定为死刑的犯罪行为，一般包括以下几种：政治类的犯罪，如违抗命令罪、乱政罪、叛国投降罪、谋反罪、奸党罪等；侵犯皇权类的犯罪，如不敬、大不敬罪、擅闯殿门罪等；渎职腐败类的犯罪，如渎职罪、贪赃枉法罪等；侵犯人身、财产类的犯罪，如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罪等；还有违反伦理与一般传统类的犯罪，如不孝罪、恶逆罪、不睦罪、不义、罪等。这些犯罪行为往往侵害到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或者是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以及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对于违背了伦理纲常，在古代也是有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从以上的定罪罪名来看，在古代，很少讲经济类犯罪行为判处死刑（其中仅有的私自铸造货币罪在西汉曾经设置）。
2.执行。我国古代关于死刑的执行方式，种类繁多。在奴隶制时期，除了基本的大辟之外，还存在着较多杂类，如火烧、炮烙、剖心、剔刳（ku）、醢（hai）等多种残酷的行刑方式，其中诸多为商纣王创设。到了西周时期，又出现了腰斩、车裂、磔（zhe）、磬（qing）、踣（bo）等比较残酷的行刑方式。②死刑的执行方式在封建社会时期，种类在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在秦朝，据史料记载，大约有十余种之多，如腰斩、阬、车裂、定杀、磔、戮（lu）、弃市、凿颠、绞、枭首等；在汉朝的死刑行刑方式大量减少，大致分为三种，弃市、枭首和腰斩；两晋时期的死刑执行方式大致与汉朝相类似，在南北朝时期亦是以此为基础，增加绞刑、车裂与磬；在隋朝《开皇律》废除枭首与车裂的死刑方式，规定死刑为绞、斩二等，这是中国古代死刑方式二元化的开始。但在隋炀帝时，又恢复了枭首与车裂。 而在唐朝再次废除了枭首与车裂，规定死刑为绞、斩二等。但在唐后期，又恢复了腰斩、枭首、车裂。宋朝法定的死刑为绞、斩两种。在宋仁宗时，凌迟成为了死刑的行刑方式，这种行刑方式是我国古代最为残酷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凌迟刑起于五代，法定于辽。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明确将其与绞、斩一道列入死刑执行方式之中。在元朝的死刑则主要分为斩、凌迟两种。在明朝《大明律》规定的死刑方式有包括了绞、斩、枭首与凌迟四种。明朝的《大明律》公开恢复枭首刑，同时将凌迟刑通过法典的形式合法化。到了近代之前的清朝，其死刑方式主要是有绞、斩两种，凌迟与枭首也存在一定的非经常性使用。③
三、我国古代死刑评析
在前文中，笔者对于我国古代死刑的特点以及定罪与执行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汇总、比较。我国古代死刑大部分以政治类犯罪行为、侵犯皇权类行为为主，还包括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而从死刑的执行方式看，我国古代死刑方式从一元到多元、多元逐渐向二元化的方式发展演变，同时，各个朝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方式往往被敕令、条例等超越，使法典中没有的前朝酷刑又再次出现，总体而言，我国古代死刑方式一直都是多元化的。在《大清新刑律》之后，死刑又从二元归于一元，这充分体现出了我国死刑制度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与完善。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方式，现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废除了死刑，我国在其存在与废止上，古代历史上亦出现过变革与争论。从文景之治开始的废除肉刑开始，到大唐天宝六年唐玄宗公开下诏废除死刑，由于某些原因，此诏令并为产生任何效力。随着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方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而我国为何没有废除死刑，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我国古人的思想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此与西方的天赋人权等思想相差较大。同时，我国古代的“兵刑合一”、“重典治吏”等一贯理念在人民心里早已根深蒂固，故而，我国目前仍存在死刑的关键与此不无关系。（作者单位：1.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2.山西云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参考文献：
[1] 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摘 要】“楚辞”既是一个文学作品总集，也是楚地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传播与接受在西汉与东汉是不同的。研究楚辞在两汉时期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对汉代文人和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楚辞；两汉；传播与接受
一、楚辞定义与特点
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以及汉代模仿屈、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的名称，汉以后才有，即在汉景帝与汉武帝之间出现的学术上的名称。”楚辞也是战国时期楚地的诗歌形式，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楚辞在句式上打破了《诗经》四言诗的传统，运用更为灵活的句式，除了运用五、七句，还有六字句，使得句式参差不齐，错落有致。楚辞吸收大量的方言，句式也较散文化，为以后“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楚辞”受当地巫术的影响。巫术的歌舞中多反映人神恋爱等故事，充满了想象力和神秘色彩。屈原作品《九歌》、《招魂》模仿当地民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充满着屈原的浪漫主义情节和奇特的想象力。如《离骚》中：“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又如《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朝发苍梧，夕余悬圃，命羲和驾车。登昆仑、驾青虬。“苍梧”、“悬圃”、“昆仑山”、“重华”和“羲和”，这些都是神话故事中的人和地点，使全诗充斥着浪漫主义情怀。
二、楚辞在两汉的传播和接受
（一）楚辞在西汉的传播
西汉对楚辞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高峰再到衰落的时期，西汉时期楚辞传播兴盛，是与统治者政治统治需要密切相联系的，而经历了秦代的“焚书坑儒”之后，西汉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教训，逐渐认识到思想的统一以及对文学作品进行儒家解读的重要性。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大体介绍了楚辞在西汉的传播与接受，他说到：“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因为汉代离着屈原所生长的战国时期时间较近，所以能较好的保留屈原的作品。后来的宋玉、景差等人慕名而作，吴王刘濞，枚乘、邹阳等人对楚辞的传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楚辞的传播在汉武帝时期到达了一个高峰。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一方面是汉武帝本身对于《离骚》的爱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需要，屈原所代表的是爱国忠君的思想，他在《离骚》以及相关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忠臣明君治世的渴求，这也正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武帝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阅读和传播楚辞的风气，体现屈原等人忠君爱国思想，从而更好的巩固其统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的年代恰好反映了汉武帝当时的心理活动，龙文玲认为“刘安作传的这一年，正是汉武帝第一次尊儒改制在祖母太皇窦太后干预下惨遭失败之年。”①汉武帝固然有着对《离骚》的爱好，而更多的是在《离骚》中寻求情感共鸣。屈原有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忠诚之情，但更多的是他追求美政思想的失败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精神，“初次改革遭失败的汉武帝对《离骚》蕴涵的这份情感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②所以刘安作《离骚传》不光是汉武帝对《离骚》的热爱，也有对自己理想尚未实现追求精神慰藉的一种体现。
（二）楚辞在东汉的传播
如果说楚辞在西汉的传播注重的是统治阶级，政治背景的话，那么东汉时期更为注重的是文人自身对楚辞传播做出的贡献。
东汉时期骚体赋盛行，这不光是因为建立东汉之前，西汉灭亡后有一段动乱的时期，民不聊生，文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还有一个原因是东汉建立之初，统治者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来控制局面，也需要有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表述，于是楚辞的传播在文人之间兴起。
就像是西汉虽然有各种赋，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昂扬、积极向上，描写夸张汉代兴盛的汉大赋，东汉流行的，便是抒发文人内心情感的抒情小赋。“贤人失志”和在仕途与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使赋承担起抒情的作用。
东汉文人写作以抒情为主，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这也为后来魏晋时期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奠定了基础。楚辞中浪漫的抒情主义精神被这个时期的文人加以利用，继承西汉时期阅读楚辞的传统，在此基础上，经过自觉的加工和学习，创作出于西汉时期风格不同的作品。“东汉文人自觉学习，摘用，或稍事修改，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在整体风格上表现出楚骚那种浓郁的抒彩。”郭令原：“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辞赋家的生活遭际也与西汉大不相同，他们要用赋这种文体去反映自己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感受，这种感受较西汉赋的内容为丰富，于是较多的借助于楚骚”。③
（三）楚辞在两汉的接受
两汉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很高，班固在《离骚序》中说道：“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楚辞在两汉的传播不光是因为屈原的创作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声，还有一点就是楚辞是当时的流行体。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模拟楚地语言所写的。到了西汉成帝时期，刘向编辑的《楚辞》既有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也有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和刘向的《九叹》等。两汉时期还出现了“骚体赋”，即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是汉赋的一种类型，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骚体赋”继承楚辞抒情传统，注重抒发怀才不遇内心不平的思想感情。
三、楚辞的发展和影响
楚辞发展了“赋”这一形式，两汉时“赋”这种文学形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经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要吸取秦的教训，而且大一统的局面需要一个铺张华丽，且具有昂扬向上特点的形式，因此《楚辞》为代表的形成了一系列的赋。两汉时期赋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汉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骚体赋，都为表达文人的内心情感作出了贡献。
屈原所代表的忠君爱国思想，“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遗彭咸之遗则”的遗世独立的态度，以及“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注重个人修养的品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不懈的精神，鼓舞了历代文人的情感走向。汉以后的魏晋时期，文人开始走向自觉创作的道路，屈原的理想抱负和高尚品德也正是魏晋时期人们所需要的。不光是魏晋时期，甚至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都离不开屈原对诗人的鼓舞作用。宋代晁补之有《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朱熹有《楚辞集注》，正是历代文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解读与再创作。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七（楚辞今译讲录、屈原赋今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3
[2].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87.
[3]. 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
[4].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2.
[5]. 郭令原.先秦两汉文学流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9:228-229 .
百无一用是书生
世上有才者很多，有能者很多，兼有才能者也很多。有能者必有才，有才者未必有能，有能也未必有用。很多读书人不能说无才，也不能说无能，但相当一部分就是无用，这恐怕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意思吧。当年黄景仁《杂感》一出，文人竞阅，广受褒赞，“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唤起学子文士们积沉心底的怨怼，恐怕是主要原因吧。
历史上有大才者，先秦时屈原当是典范，两汉时贾谊、司马迁当是典范，唐代李白、宋代苏轼也是响当当的典范。谁敢说这些人有才无能？但他们就是无用，当然是相对统治者的需要而言。
屈原在战国末期，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文化形象大使、皇族后裔，是典型的根正苗红有才有能者。但就是这样的大人物竟至于两次被流放，郁郁寡欢，怀才不遇，终成为沧海遗珠，落得个投河了断的结局。其披发行吟于泽畔，峨冠博带，吟哦不绝，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美艳形象成了历史绝品。为什么有才有能就是没用？因为他的政治理想和诸侯争霸的现实、与时代进步潮流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吻合，他的尧舜政治和战争残酷的现实相去甚远。君主要的是或扩边封疆，或保全封地，或残喘苟安的实际手段，而屈原提供出来的却是不着边际的宏伟蓝图；楚王愔愔于抵御强秦守土固疆的眼前窘境，屈原却孜孜于口口声声先王德政、弭谤止谏的数落。再加上奸佞宠宦的旁敲侧击，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帽子就实实在在地扣在了这位时代精英的头上。西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贾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的司马迁同是彪炳千秋的人物。他们所学经世致用的东西始终与皇帝内安诸侯、外御侵凌的根本需求不合，他们以一介书生的见识，意图改变执掌大汉未稳江山的皇帝的想法，他们只看到民心相背、人伦公理的将来时，却不知皇帝心中缺的是安内攘外求得平衡的现在时。贾谊英年早逝留给后人的只有慨叹，而司马迁心中的愤恨蒙蔽了双眼，至死也未必清楚皇上惜才爱才之心和恨铁不成钢的隐情。他可曾知道，汉武大帝是一位胸襟博大，思贯百代的帝王，心中想的是汉匈间这个威胁汉朝大统的主要矛盾。谁影响了消灭匈奴这项伟业谁就是万恶不赦的罪人；谁成就了这项伟业，谁就是汉朝的功臣。你以一介书生的身份竟为败将开脱罪责。且不说你的所陈是否客观，就凭你作为历史学家却看不出这个问题就足以除你废你，实在是爱惜你的博学多闻，还可修史，才饶你不死。你有怨恨，只能怪你自己。其他方面本想得到你的鼎力帮助，谁料史学家竟至无用到家！
历史上有大能者，其才名未能光彩夺目，其用却奠基匡鼎者，不乏其例。张良留给后人的并无经典宏论，但定鼎大汉却功不可没；萧何论武不及韩信，论智不及张良，而丞相一职却是不二人选。即使在选择接班人时也能恰到好处推上无为而治的曹参。生逢末世，正值清朝气运衰微之时，此时，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他，论武可以镇压天国运动，论文有卷帙浩繁的家书传世，论策有洋务开河盛举，论财可以上堵国银巨额亏空。这应该算作其中的少之又少的特例。有人甚至列数清代大员，以位高权重而能寿终正寝者唯曾公无二。有人就纳闷，何以做到八面玲珑，游刃有余？这与他懂得时时效忠之外还不忘示弱，示诚有着极大关系。被镇压之后，权倾江南，辖制多省，有人提议把他的财权分一块出来，慈禧允诺后，马上意识到太后对他已有防范之心，他不仅没扩充兵马以图举事，而是主动呈请皇帝派员监察他的兵、政、财各项工作，既打消疑虑，又深得信任。比较一下，他的才不是最高的，他的能也不无右出，但他的用却是独特的，这样深得太后意旨，又能实现朝廷意愿的大臣得到重用便在情理之中了。
为什么得到重用的人常常不是最有才最有能的人呢？主要是，有才有能者好显露主张，想问题的立足点是自己的见解得到赏识和采用，不去充分考虑主子的想法和意图。而那些得到重用的，首先考虑的是主子想干什么，想让我怎么干，决不去显才摆能。足见历代得用者绝不是处处、时时、事事为自己所想的人。而那些替自己想的或替他人想的多于替主子想的的人，恐怕很难得到长久的重用。
田家英作为主席器重的秘书，被派往基层了解民情。回来时，首先把得到的真实情况向少奇汇报，并在得到少奇的授意后把主张向主席申明。此后失宠乃至自杀，说到底是自己站不对位置的结果。他以书生意气追求实事求是，岂不知却犯了大忌————没有按主子的意旨行事。同样作为秘书的陈布雷，苦于撰写自己不情愿写的政治文章，起初犯难的以头撞墙，后来干脆自行了断为快，也是摆不对自己的附庸身份所致。相反，张道藩以留洋画家（曾与徐悲鸿为同学好友）的身份从政，很快丢掉书生的臭架子，不折不扣为老蒋效力，最后随寓台湾，得以晚年无虞，终其一生。一次随蒋总统出访印度，一下飞机，印度总统以盛礼相迎，全身伏地致礼。老蒋无招以应时，张道藩迅疾就地滚身，还以重礼，替老蒋解围。倘若张道藩注重自己的清高，当时无动于衷，给老蒋留下遗恨，之后却大显所能，到处张扬自己博识，笑话老蒋极其智囊都是孤陋寡闻的酒囊饭袋。他在老蒋的身边能得到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对老蒋而言，张虽没有攻城掠地，经天纬地，御寇平共的业绩，但礼用周旋之为也不失大略之体用，所以重用张就成为天经地义，不容置喙的决定。
当然，以上所说都有一个前提————用与被用者是主人与附庸的关系。倘若关系改变了，这种规律就会被打破。尤其是在尊重科学，推行民主的环境中，更不至于像奴才一般唯唯诺诺，曲意逢迎。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思想和民主理念深得人心之时，书生就会真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最终成为一时豪杰，风流人物。这样的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谬论还会有人提及吗？
关键词：史家体例 史文史功
中国传统史学“在清代前期经历了一个总结性的发展之后，在清代后期还有一个发展上的余波，并在二十世纪初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近当代史学就是传统史学结束后至今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过程中，史学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同时也凸显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推进当代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问题，已有学人进行了研究。他们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和当代史学发展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整体过程，以及当代史学如何深入发展等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笔者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它们划分为史家、体例、史文、史功等四部分，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多角度的探讨。
一、史家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史家在史学理论体系创建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体系中的史书体例、史文、史学功用等大都是由史家创造的，而在史家培养、生计、视域等方面，传统史学与近当代史学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传统史家的培养方式，从历史主流上来讲就是习经究史。先秦时期，史家多是世代传袭。司马迁、班固等有家学传承的因素。司马迁就讲“司马氏世典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史官，同时也承认自己“受易于杨何”。可见，在西汉时期中国史家的培养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完成的，以后中国古代史家几乎都是从小习经究史。这与儒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思想有关。
而近当代中国史家培养主要是分科筑基，全面学习。自从以后，中国人更加注重向西方学习。到二十世纪初，尤其是在主张废经之后，史家培养主流方式就是接受西方式分科教育。笔者以熊铁基先生（1933-）所受教育为例，来看当时的学校授课情况。熊先生是湖南常德人，并在当地接受初等教育。当时常德的初中课表要求、课程设置如下：
该表数据来自，叶荣开等编《常德市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1993年，第625页。
从近代走过来的大多史家从小几乎都是如熊先生一样，接受过这种分科学习的教育。由此可知，传统史家培养与近当代史家成长是有知识结构之别的。传统史家培养主要是习经究史，近当代史家要求接受全面分科教育。两种史家培养类型导致他们主要目的也不一样。
传统史家培养主要目的是成为史官，大多入仕，不少成为权贵的谋士，大都是官史一体。中国史官产生很早，大约萌芽于氏族社会时期。史家身份在先秦时代主要是家族世袭，成为一国的世代史官。此时期比较出名的有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等。之后出现在史书记载中的史家连绵不绝，多是习经究史以致仕，如司马迁、陈寿、杜佑、司马光、王世贞、钱大昕等史学名家，做官亦为史家。不过也有王符、章学诚等依附权贵成为谋士，是史家成为“史官”的另种抉择。虽然他们没有做官，但是有左右一域某些决策的能力。
近当代史家培养主要方向是职业化，为的是从事史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近当代史家培养还趋向专门化。一些初等、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史家主要工作场所。这时期著名的历史学者多是就职于高等教育机构，如陈寅恪、顾颉刚、等。他们教研历史，都是以大学为依托，把这作为自己谋生的一份职业。
由此可见，近当代史家培养与传统史家成长是有区别的。传统史官也可以看成一种谋生方式，但与近当代史家职业化明显不同。传统史家重在保存信史，为国家提供鉴戒；近当代史家主要是教书育人，研究历史和传承学术。
传统史家的视域与近当代史家的也不一样。传统史家需要关注的主要在国内，着眼于中国疆域内。他们主要记载国内历史人物的言行、典章制度、疆域沿革等，有的也附带描述与外国的交往情况，但记载重点在国内。我们翻开二十五史就知道，大篇幅记载是国内的事，极少涉及与国外的交往。此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传统史家身上。
近当代史家中大多数都是视域广阔的，具有全球视野，积极与世界各国史家联系，尤其是与欧美国家史家的联系。早期的魏源、王韬、黄遵宪及梁启超等，宣传国外历史，进行国际启蒙教育。之后留学教育更是蓬勃发展，许多史家接受外国教育，与外国史家密切联系，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陈寅恪、何炳松、傅斯年等。他们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与全球史学发展看齐，视域较传统史家更为开阔。
二、体例
史学编纂的体例就是体裁与义例。传统史学的主要体裁形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义例表现在历史分期上多以一姓一朝的兴衰为断限。而近当代史学则有重大变化，表现在体裁上主要是章节体、论文体等，义例则是新式历史分期法。邹振环也认为：“晚清中国史学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在形式上最关键的变化：一是引入章节体的编纂形式；二是运用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法”。
传统史学体裁以编年、纪传为主，辅之以典志、纪事本末等体裁。刘知兹衔“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班体指班固等编撰《汉书》时所采用的纪传体，苟体指荀悦编写《汉纪》时所使用的编年体。这两种体裁长期流行于传统中国。编年体以《春秋》为典型代表，还有如《左传》《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纪传以《史记》为典型代表，还有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两种体裁代表了传统史学体裁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以杜佑《通典》为代表的典志体和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始创的纪事本末体。
史学界也有以实证史料为基础，来求得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这种史学以史家为主体。他们以马克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史料的裒辑，探求中国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乃至人类发展的共相。认为“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项，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述，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可见他坚持史学的最终目的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有范文澜、等都是以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这在当今大陆史学界仍是主流思潮。近当性史学的源头来自西方，而中国理性史学是接受了西方理性史学。然而无论是求得历史史料的客观，还是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如何与传统鉴戒史学相融合，成为我们当下史学发展的突破口。
五、小结
中国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体系，而忽略中国传统史学的过程。无论是史家培养，还是史体、史文、史功等，都毫不例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种族，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吸收西方及其他国家的先进史学理论，这是必须的；然而，中国传统史学，延绵几千年不绝，自有其独特价值，我们也应该继承它。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时代，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更需要文化的辉煌。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如此。我们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风格、学术水准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第一、要形成不同层次、分工合作的人才队伍。中国史学的发展，既需要通人，也迫切需要专家。这要求大学及其它研究机构的职业史家和民间史学爱好者能够互动。在今后的时间里，国家急需弥补史家“小学”知识结构的缺失。且如今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史家中要有具备多种语言的学者和具有全球视野的学人。在信息化时代，史家还需要学会运用大数据的能力。此外，也要培养史家具有多种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
第二、近当代以西方为主体的论著写作模式，需要中国传统编撰体裁来补入。当下僵化的论文写作模式，使史学发展缺乏活力，需要加入中国传统史学体例。在论文写作中，我们要鼓励不同写作模式的出现。
文学接受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对象，以读者为主体，力求把握文本深层意蕴的积极能动性的阅读和再创造活动，是读者在特定审美经验基础上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属性和信息的主动选择、接纳或抛弃，它是整个文学活动系统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由于接受是比创作更为普遍的文学活动，因此每个历史时期对文学本质特征和其他方面的认识往往是从文学接受开始的，诸如先秦时期“赋诗断章”的说法，孔子、孟子、庄子的文学见解，汉代“诗无达诂”的观点等都与文学接受关系密切。它往往对于激励作家的创作，影响与推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辽金元时期的北方民族汉文创作同样是依据接受主体的需求及社会语境的制约，而对前期的文学遗产有选择性的接受，以适应自身的文化氛围需要，从而影响一个时期整体的文学风格。
一、契丹族文人对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辽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辽太宗耶律德光入居中原，经圣宗、兴宗时期的和平发展，迄于耶律延禧失国，历时209年。这期间，属五代时期43年，与北宋对峙166年。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契丹族统治的北方地区，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在辽代建立之前，契丹族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原始氏族部落联盟阶段，文明程度较低。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之后，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契丹”国，制定汉制，施行汉法，逐步开始迈进文明社会，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契丹社会的制度转变，认同于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原文化。契丹族的文学便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契丹族的文学接受中，唐代的白居易和宋代的苏轼被广为推崇。契丹人对乐天诗歌的喜爱与模仿，首先是因为其创作风格通俗明快和易于理解。契丹族源于塞北，汉文创作始于立国，接触中原文化之后。契丹族文化起步较晚，对中原文化的理解尚停留在粗浅的层面，故含蓄蕴藉的诗风在其审美鉴赏心理上存在诸多障碍，而白居易的新乐府诗“首句称其目，卒章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新乐府序》）。主旨明确，语言通俗，正与初染汉风的契丹族的欣赏层次相契合，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其次，白居易的乐府诗具有的鲜明的政治讽喻功能，适合以上层统治阶层创作主体的契丹族文学所追求的政治教化的作用。以教化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在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历来是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化中心”论在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背景下，得到了突出和强化。作为儒家诗歌纲领的《诗大序》尤其强调诗歌教化作用，而且还将诗与社会的治乱联系起来，并以诗作为移风易俗的教化工具。这种儒家政教诗论便是希望统治者借助诗歌的情感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潜移默化的伦理教育，使各种社会关系都纳入到封建政治的正统轨道。将儒家文化奉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的契丹族统治阶层便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均贯穿着明显的政教目的，尤以圣宗为最，他在《题乐天诗》佚句中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1］又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蕃臣等读之。而且他屡次以诗赐于臣下，进行褒扬，充分发挥诗的美刺功能，亲作《传国玺诗》体现了他倡导儒家政教诗学观的理念。再次，白居易诗歌中唱和的形式很突出，其与元稹的诗歌唱和活动在唐代就影响甚大，它是“元和体”得以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辽代的契丹文坛，君臣间的赋诗唱和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学风尚。诸如道宗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教人应制属和。萧观音便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的应制唱和之作。诚然，朝政君臣之间的政治教化思想是契丹文人创作诗歌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诗歌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但创作方式却不免受到白居易唱和体的启发和影响，正是基于上述三点，辽代契丹族文人对白居易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景仰。辽与北宋相始终，尽管在政治上处于对峙的局面，但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却是颇为频繁的。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双方经常互派使节，在经济文化上互通有无，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代的民族文化融合。苏轼的诗歌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入北地，《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张舜民使辽时所见：“张云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壁间。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云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2］可见，苏诗在北地的流传程度。这一方面与苏轼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相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契丹民族刚健尚武的文化特征使然，苏轼诗歌质朴明快、雄浑奔放的风格正好符合他们的审美心理，易于接受。由此可见，辽代契丹族文坛对白、苏二人的接受与学习，与他们自身的民族性格、社会主导思想及创作主体构成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金代对北宋苏轼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女真族立马中原和统一北方之后，在借鉴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恢复发展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使北方经济在战火中能够逐渐得以恢复，并确立自身在中原统治的合法秩序。到了世宗朝，已出现了有“小尧舜”之称的繁荣太平景象。同时，金朝统治者在灭辽掠宋的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经籍图书和文献资料，一个相对滞后的民族在掳掠战争中重视先进民族的图书文献，这也表露出其加速进入文明社会的强烈愿望，是女真人接受、吸收大量汉文化的真正起点，为其后的女真民族的文化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女真统治者身体力行，大力倡导，使得学习汉文化在全国蔚然成风。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世袭的猛安谋克也竞相参加科举考试“弃武从文”了。女真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生成与蓬勃发展起来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说：“金代文物远胜辽元”，［3］可见金代女真文学的繁盛。在金代女真族的汉文创作中，除了诗歌这种传统的诗体之外，词的创作也在女真文人中备受推崇，而且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仍然深受唐宋文学的影响。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民族尽管用武力打开了北宋的大门，但是面对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却不得不为之征服。女真民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承继辽、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词的创作恰恰是踵武于北宋词坛，尤其倾向于清刚疏宕的东坡词风。这必然有其原因所在。首先，词的创作形态与创作主体、接受对象与传播方式、范围及跟音乐的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创作主体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词的表现形式及功能性质的差异。金代女真族的汉文创作的主体集中在完颜氏的统治阶层当中，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引入与推崇，其首要的目的便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重道务实的文学主张便易于为其所接受。苏轼的豪放词在“以诗为词”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一洗传统婉约词香艳柔弱之风，使词拥有了与诗歌相同的功用，唱和交往、抒情达意，大大扩展了词的应用范围，正符合女真民族的创作心理。其次，就民族气质而言，世居北方森林草原的女真民族在步入中原之前面对的是浩瀚的林海、呼啸的北风，艰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他们粗犷雄迈的民族性格，而苏轼词的豪放特征恰好与女真文人的审美理念相契合，故而尊苏、学苏蔚然成风。如金代初年，海陵王完颜亮的词便充分彰显了雄健之风。再次，“借才异代”时期，由宋入金的文士大多推崇苏轼，这也影响了金代初期文坛的价值取向及女真文人的接受选择。完颜亮就师从对苏轼推崇备至的蔡松年，其词作风格也趋近于苏轼。金代女真文学创作在章宗朝随着太平盛世的出现，文坛上也呈现出尖新浮艳的创作思想倾向，但是随着金代社会的每况日下和外忧内患的加剧，尤其是南渡之后，吏权大盛，士人地位低下，刘祁在《归潜志》中说：“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衣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徵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坛上掀起了改革文风的浪潮，形成了注重写实、任气尚奇、平易自然等创作思想倾向，而这种改革就作家审美价值取向而言，恰恰是举世学唐风气的历史必然。元好问、刘祁等人将之总结为“以唐人为旨归”的诗学风尚。这种倾向除了王若虚提倡师法白居易之外，更有赵秉文主张师法王维、韦应物等人的影响。这样，形成了以唐代诗人为师法对象、追求平淡自然、含蓄蕴藉的风致。这一时期的女真文人同样深深感受到国势的衰微，士风的日下，他们无法再延续章宗时期的富艳文风，而是渴望抒发对现实的感受，故而便易于融入当时的金代主流文坛之中。诸如完颜璹的《过胥相墓》就被刘祁评为“甚有唐人远意”，［4］而《秋郊雨中》等景致描写的诗篇也透露出一种萧散的韵味。术虎遂的诗歌同样被刘祁称做“甚有唐人风致”，［4］如《书怀》抒发了怀恋北方故土的心情，思绪悠然。乌林答爽被刘祁称之为“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4］《邺研》、《古尺》等诗充分印证了这一说法。由此可见，金代女真族的文学接受一方面与自身的民族性格、审美及客观需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主流文坛整体风气的影响。
三、元代对南宋、魏晋、唐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蒙古族建立的元代，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到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兵攻下大都为止，计有160年。在这100多年间，各民族文化剧烈地碰撞，密切地融合，形成了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风貌。而蒙古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这样大范围的文化融合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元代地域辽阔，大一统的国家性质使得蒙古族官员驻扎在各地，一些文人自幼便生长在汉文化浓郁的中原地区，受其濡染，自觉地进行汉文创作。故而创作主体逐渐由辽金时期的王室成员而演变成官吏和科举入仕的文人为其主要构成。另外，随着入主中原时间的渐进，民族文化融合加深，其原有的民族气质也会稍有变化，并在作品中呈现出来。这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创作主体，不同的审美品格必然会影响到文学接受及创作风气的趋向。元代前期，蒙古族入主中原伊始，民族风格特征浓郁，加之辽金之前在北方建立政权，金与南宋又长期对立，使得北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即特殊地理环境下孕育的豪放、敦直、朴实、爽朗的民族性格所造就的文学风气，形成了与南方文化迥然有异的特征。元代前期的文坛，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文人仍然是以苏轼作为文学接受的主要对象。元人虞集曾说：“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气习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5］于是，求真尚实，摒斥浮艳，“论学则尊道德而卑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6］则成为元代前期文坛的主导创作风尚。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汉文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曲，无不充斥着慷慨激昂的风格。例如，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中书左丞伯颜的诗曲，便以气势雄浑著称。《奉使收江南》、《克李家市新城》等描写军旅征战的作品质朴豪迈，通俗明快，散曲《喜春来》亦将胜利后的喜悦直抒胸臆，得意之情直白张扬。元代中后期，随着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方文化逐渐以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北宋。余阙在《柳待制文集序》中说：“盖久而至于至大、延祐之间，文运方盛，士大夫始稍稍切磨为辞章”。
于是，“咸宗魏晋唐”成为元代后期文坛的主要风气。这一时期进行汉文创作的蒙古族作家由于多年生长于中原地区，接受了长期的汉文化教育，纯熟地掌握了汉诗写作的技巧，与元诗坛发展趋于同步，开始注重辞藻的修饰，语句的典雅，表现题材也日趋宽广，诗歌创作日臻成熟。随着文人境遇的低下，即使蒙古族官吏们也颇感仕途无望，对统治阶层的不满使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流露出厌恶仕途、希求归隐、咏物怀古、借古讽今的诗作。例如，一些田园诗恬淡素雅，颇有晋陶渊明的自然明畅，宗魏晋、宗唐已经在诗坛形成一种风气。散曲的创作也一改前期明快畅达的风格，而渐渐被南方文学传统的妩媚轻柔浸染。从元代开始，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真正开始分离，也就是说其创作除了面对王公贵族等上层阶级，更多的是下层的普通百姓，因而世俗性、大众性成为这一时期散曲创作的主流。诸如童童描写男女相爱、思念之情的《双调•新水令•念远》以及富贵人家笙管歌舞、酒席寿宴场面的《越调•斗鹌鹑•开筵》均彰显了散曲的世俗娱乐功能。四、结语由此可见，任何时期的文学接受并不是任意为之的，而是受当时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文学接受是接受主体的行为，在元代之前，接受主体与创作主体往往是同一的，不外乎王公贵族和文人。他们在接受目的、对象、方式、价值取向、期待视界等方面的特征通常会影响文学的发展。王公贵族出于自身喜好而提倡某种文学形式、内容及风格，可以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干预文学创作。而文人之间通过各自的喜好类型结成不同的文人集团，其接受活动往往通过相互间的交往直接展开，并且与其创作活动联系在一起，起到左右一代文学风气的作用。另一方面，客观因素同样也会影响一个时期的文学接受。其可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纵向因素主要是文化传统，包括民族心理、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艺术趣味、欣赏习惯以及政治、哲学、伦理、文艺等方面的观念。前代的文学遗产作为特定的接受对象也对后代的文学接受产生了不可言喻的制约作用。横向因素即每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氛围。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直接限制了作品的传播方式和接受者的接受需求，决定了接受的对象、规模和方式。时代的文化氛围便如同精神的气候和土壤，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精神，它导致读者特殊的精神需求，使他们用当代的眼光来看待前人的作品，选取适应时代文化视野的接受体，从而影响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作为用来消费的精神产品，文学是伴随着应用性的接受活动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发生学的原理来看，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肯定是与创作主体的需要密切相关。
辽金元时期以契丹、女真、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民族汉文创作对中原文学的接受取舍与自身民族性格、自身发展以及文化融合的程度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接受中原文学即唐、宋等时期的文学精华，才得以形成这一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的独特景观，两者是相互关联、相得益彰的统一体。可以说，没有中原文学就没有辽金元时期汉文创作的发展，而契丹、女真、蒙古族的汉文创作又是对中原文学的传承与发扬，使得中原文学在北地得以广泛的传播，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摘 要 随着大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各种运动项目的道具不断地进行革新。然而，北狮的道具并无大胆的创新。本文采用文献资料、访谈法，对北狮队伍所使用的道具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北狮道具朝着安全、舒适、美观等方向发展。
关键词 北狮 道具 发展现状 变革
随着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现在北狮道具已不能更有利于北狮运动技术水平的发挥，其原因是设计上的缺陷：狮头狮被太重、狮头内部不合理、形似度下降等；设计上的缺陷减弱了初学者对北狮运动的学习兴致。北狮运动想要更好地发展，其道具的设计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通过研究北狮队伍所用的道具、观察教学和访谈，探究出北狮道具中需要改进的方面，希望能对北狮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北狮道具。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查阅近几年来与北狮道具相关的学术报告和相关的论文，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的理论依据。
2.访谈法。访谈北狮界资深教练、民间艺人和北狮运动员，为北狮道具的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结果与分析
（一）北狮道具的演变过程
1.北狮道具的起源与发展。狮子最早并非产于中国，它是中国与西域之间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汉代起源说。相传汉章帝时，西域大月氏国向汉朝进贡了一头金毛雄狮子，因为难以驯服狮子，最后打死狮子，后怕皇帝怪罪而扮演狮子并且骗过了皇帝，而后盛行；北魏起源说。北魏时代，利用舞狮欲行刺魏帝。幸被识破，后因魏帝喜爱舞狮，舞狮得以流传[1]；唐代段安杰《乐府杂寻》一文中曾经描述出了当时的舞狮情景[2]。唐代之后，经过代代传承与提炼，逐渐演变为今日的具有多元化特征的传统民俗舞蹈表演，并形成南狮和北狮两大流派[3]。
到清朝时期北狮盛行。北京城当年最有名的太狮有十三堂，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一堂东坝的“大坝马房堡子北门金铃祖狮”为十三堂太狮之首[4]。
北狮从魏晋六朝至明清近千年来的发展，经过不断地实践与创作，其文化习俗早已根入人心。每个朝代的北狮形象相近，但在其细节上不够完善。
2.北狮道具的现状。对于北狮狮头重量远不比以前，重的狮头有7斤，由玻璃钢制作，狮头的面部贴金为金色，颜色鲜艳夺目，头上绑有红结为雄狮子，绑有绿结为雌狮子，颈上有5个铃铛，狮头摆动起来便发出铃响。狮被重6斤，外表为红色、橙黄色、黄色三种颜色的毛组成，共有6层，一层盖着一层。一二层是红色毛、三四层是橙黄色毛、五六层是黄色毛。狮被里部用纯棉布料精工缝制，狮背有一条脊，连着狮尾巴。狮衣重3斤，与狮被最下面一层颜色同为黄色，裤子为连体衣，肩部两个肩带，上身套一件褂子。靴子也为黄色。狮子道具上的毛由m牛毛制作，形象逼真。狮球是由竹子编成圆，中间一个可以旋转的球，竹子四周用彩色布料包裹，绑有彩带。
（二）国际北狮竞赛规则对北狮道具的要求
2011年国际舞龙、南狮、北狮竞赛规则、裁判法规定：
引球：直径不少于0.3米，色彩和图形不定，以视觉美为主，体现文化内涵。
狮头：生动形象，狮头正面高不小于0.46m，宽不小于0.56m，前后长不小于0.66m，颈部不少于5个铃铛，铃铛不小于0.05m。
狮被：狮子道具的全身披有牦牛毛，双狮子的颜色要有不同标志，狮衣、狮裤与狮被一致；狮鞋有狮爪型面覆盖。
从规则中可以看出，只明确规定引球和狮头、铃铛数、铃铛大小，但对狮子的重量无明确规定，只要大小匀称、色彩协调、在外表上要能体现狮子的神态和形态即可，这为北狮道具在设计上的改革提供了基础条件。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狮头：制作材料厚重，形态上不够体现狮子霸气凶猛，眼睛眨眼制动功能不完善、眼部容易损坏，颈部和手握把要增强保护功能，狮头彩结和铃铛稳固效果差、容易脱落，内部结构大小不够完善。2.狮被：狮毛不顺滑，重量太重，透气性差，穿戴麻烦，舞狮过程中狮被会左右偏移。3.狮衣：透气性差，缺少弹性，缺乏舒适度。4.狮鞋：太闷，太厚，穿着不舒服。5.狮球：材质不好，易损易坏，缺乏安全性
（二）建议
1.狮头：制作材料采用复合材料，重量应设计在2-3斤，颜色暗一点，头上彩结和铃铛改为使用结实的绳子来固定。颈部海绵加厚、手握把处设计固定的海绵护垫用以保护。2.狮被：重量应设计在2-3斤。两层布料改为一层，在纯棉布料上直接缝制狮毛，纯棉布料应减轻，增加透气度。狮毛改为3-4层，除最下面一层外其他的长度都要剪短，厚度密度减少。狮头狮尾连接的地方，内部设计一块硬一点的海绵或者其他软硬适中的材料，起到固定狮形的作用。在舞狮尾者两个肩膀旁边，设计两条竖立的松紧带，手臂可穿过松紧带卡到肩膀的位置，起到防止狮被掀开的作用。3.狮衣：裤子统一设计为一件腰部有松紧有系绳的单裤，狮毛剪短。4.狮鞋：设计为黄色系鞋带式的布鞋，在脚面缝制一副狮爪，狮爪的中间设计一条竖形拉链，可以先系好鞋带，再把拉链拉上。5.狮球：改为其他材质，提高安全性。
参考文献：
[1] 龚耘，魏明等.龙狮文化与龙狮运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203-208.
[2] 谢小龙，肖谋文等.舞龙舞狮教与练[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71.
关键词 女性阅读 阅读史 女性藏书家
分类号 G25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 by Stages
Zhou Ying
Abstract From the staging poin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women reading in ancient China， focusing on the reading of the pre-Qin and Han wome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women reading.
Keywords Women reading. Reading history. Female bibliophile.
1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分期问题
目前，对中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并没有特别明确和权威的说法，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中进行推测。曾祥芹主编的《古代阅读论》一书，选录自先秦至晚清两千五百余年来名人、学者有关阅读的种种论述，是我国古代阅读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例言中写到：“本书把我国古代阅读学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为开创期；秦汉至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至两宋为成熟期；元明清为期。”而对这一分期，在该书的《引言》中，周振甫却认为先秦和秦可以合为一个时期，作为“中国阅读学的开创和限制时期”；从两汉到魏晋六朝，称为“阅读的复苏和发展期”；唐宋两代为“古代阅读理论的成熟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明清两代称为“阅读的复古和丰富时期”。虽然，他们讨论的是“古代阅读学”的分期问题，但其与古代阅读基本是相通的。周振甫先生的提法中，就是“阅读”与“阅读学”相混的[1]。
关于我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问题的论文，目前笔者所见到的也只有鲍盛华非常独特的划分：阅读的“神谕时代”（甲骨文时代）；阅读的“圣人时代”（春秋战国）；阅读的“史官时代”（汉朝）；阅读的“诗人时代”（唐宋）；阅读的“小说家时代”（明清）。作为阅读史研究中一种新的探索，鲍氏总结出明清以前从“神性”阅读主题到“人性”阅读主题的变迁[2]。
但当我们单独从女性阅读的角度去追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阅读的发展与占主流的男性阅读而言，是相对隐形且滞后的，需要对阅读史的分期或者发展历程的表述作调整。总的来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发展变化是不完全等同于上述历史分期叙述的。笔者认为，汉以前（先秦和秦）是女性阅读的萌芽时期；古代女性阅读正式确立开创于汉；唐宋得到发展；明清相对。
2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述略
2.1 先秦及秦：女性阅读的萌芽阶段
我国古代最初的阅读应该可以推算到对甲骨文的阅读。在殷商甲骨文的时代，我国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从母系社会的高高在上开始向下跌落了，但是仍有不少贵族妇女在公私两个方面继续受到社会尊重。在对古代女性研究中，有学者提到妇等二十多名贵妇先后参加过用作卜辞刻字的龟甲兽骨的收集整治和作为重要文献保管的甲骨文、卜辞归档查阅工作[3]64，笔者认为这应该可以视作最初的女性阅读源头。关于这些情况的记载，更确定的来源是甲骨刻辞本身。根据对现有的甲骨刻辞的统计，有关“示屯”的刻辞共有198条，其中约有100条是女性所“示”，另98条是男性或性别不定。基本可以说，“示屯”之事主要由女性承担。关于“示屯”的含义，学术界虽还有细微争议，但大家都一致认为，是与龟甲相关的事务[4]。在殷商王室，无论是收集或验收或整理龟甲兽骨，都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而贵族女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职能。不知是否可以推测，在最初的阅读萌芽的时候，女性并没有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相反，距离文本还是相当近的。当然，由于文献数量的稀少以及意义的重大，当时无论男女，都是只有极少数高级贵族层面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近文献，实现“阅读”。
但春秋战国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本载体形式的变革，这种文献和学术统于王官的局面被打破，孔子等代表人物陆续登场，私人讲学和私人藏书开始兴起，逐渐形成了“士”这一古代知识分子阶层，阅读也因此进入了“士”人生活。但对女性而言，阅读却并没有因此更好地开端和美好地发展。当时孔子开门办学，弟子三千，却没听说其中有女弟子，并且孔夫子一句名言“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从此流传千年。随着父（男）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的广泛传播，“牝鸡之晨”“妇无公事”的说教，女性已被排斥在公共领域话语权之外；统治阶级提出“妇人，伏于人也”“妇人有三从之义”的准则，逐步开始确立一整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礼制，女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男性读书受教育是为了服务社会，而对女性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因而女性受到的教育也迥异与男性，阅读也不是被需要和被提倡的。推测应该也有极少数女性在阅读，其读物多半应该是一些儒家的的经典著作，尤其是礼教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礼记》中记载较多，尤其是《礼记・内则》篇，专门针对女性礼教罗列许多细则，成为后世层出不穷女教读物的源头。
秦代是我国阅读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朝代。禁私学，焚书坑儒，让秦始皇“臭名昭著”，男性阅读也受到了挫折，女性的阅读也谈不上有进步。
上述情况，大多属于推测的“本体性”的女性阅读历史，而实际上，历史常常是“文本性”的，在这一时期，却非常缺乏文本性的对女性阅读研究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阶段的女性阅读我们姑且称之为萌芽阶段。
2.2 汉代：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确立和开端
汉代，中国文化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纳，从此确立了儒学各个方面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引领着国家的主流文化。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了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并列为“可求之于天”的“三纲”，“三纲五常”逐步成形。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重视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层次的学校，同时，私学也十分发达，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男性教育更加向大众层次发展[5]，女性教育亦进入一个新时期，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学校，但通过宫廷教育和家庭教育，女性阅读逐渐清楚地浮现出地表。一些史籍如《汉书》《后汉书》对汉代女性阅读情况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涉及到的人有班婕妤、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班昭、顺帝梁皇后、蔡文姬等，涉及的读物（包括书名和篇名）有《诗》《窈窕》《德象》《女师》《易》《春秋》《楚辞》《周官》《董仲舒书》《论语》《韩诗》等[5-6]。
这一时期，对女性阅读来说，还有几个标志性的事实：一是女性著作的出现及女教读物的确立，二是女性藏书家的出现。
女性著作的出现反过来印证了女性阅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因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密切）。据《历代妇女著作考》[7]记载，汉代是最早出现女性署名著作的朝代，共计有7位女性13部著作入选。其中班昭的《女诫》，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女教专著，教导妇女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正是中国古代典型女性读物的开端。班昭可以被视为汉代知识女性的代表，她的言行已经表露出妇女已心甘情愿地接受“第二性”。班昭在《女诫》中还提出“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艺也”，第一次将女子之“才”与“德”对立起来。当然，论及汉代女教专著，还不得不提到我国第一部女性传记集《列女传》，这部由男性撰写的女性传记，与《女诫》并列开创女教的先河，同时，也正式奠定了我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基调。这一时期虽有女性坚持自主阅读，但整个社会风气并不是普遍支持的，相反一般舆论还是比较排斥的。例如，东汉杰出的政治家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对她这种破格超常的举动却十分不满，常责怪她：“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6]277
汉代还出现了我国第一位女性藏书家――一代才女蔡文姬[8]。她的父亲蔡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藏书数千卷的藏书家，膝下无子，将很多心血都用在培养自己的女儿身上，蔡文姬因此博闻强记并才气出众。蔡邕死后，他的藏书曾一度全归蔡文姬所有。这也看出私人藏书的发展为女性阅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女性阅读已经从宫廷到官宦向下延伸发展。当时社会，女性与藏书的接触并不容易，尤其是官方藏书，基本是与女性无缘的，特别的例子是汉和帝召班昭入宫，让她阅览皇家藏书处“东观藏书阁”的图书，以使她继续完成其父其兄遗留下的《汉书》的编辑工作。女性与家庭藏书的接触虽然比较容易，但也得取决于家庭男性对女性阅读是否积极支持。接触藏书已属不易，能够以藏书家身份出现更是寥寥，由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只有区区几个女性藏书家。
总结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汉代女性阅读虽然还只存在于社会上层，但确切存在，并小有影响。
2.3 唐宋：女性阅读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相对解放的时代，对女性的束缚也相对较少，因此出现了不少女才子，还有女性举办学校，进行授课，甚至产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一位女博士，并被请到官学中任教[9]。这样推测，魏晋时期应该是女子教育、女性阅读的一个小亮点时代，女性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
接下来的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兴盛的时期，对古代女性而言，也是一个相对幸福的朝代。女性地位有所回升，整个社会对女性教育较为重视，女性阅读得到较大发展，参与阅读的人员层次从社会高层继续向社会下层扩展，阅读文献范围也越来越广阔。
唐朝时期，宫廷阅读和女教读物得到极大发展，经武则天亲自动手编写的教科书和读物就有6本之多，长孙太后也亲自作《女则》[3]265。后世盛行的女子教育教科书，如《女论语》《女孝经》都出现在此时，尤其是《女论语》成为唐以后影响最大的女子教育教科书。
除了女教以及儒家经典之外，女性阅读的书籍类型已经非常丰富，诗歌文学、佛道经典、历史艺术等几乎所有男性阅读的范围都有涉及。并且，随着女性地位提高，“不重生男重生女”，女性教育也开始向普通人群蔓延，除了宫廷女性、官宦女性，民间女性也不乏热爱阅读者，社会中下层、社会边缘人群也出现了不少才女，如鱼玄机、薛涛等。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诗歌阅读和创作的极大发达，据统计《全唐诗》录入诗人1895人，其中妇女作者多达124人，约占6.50%[10]。
到宋代，由于宋朝理学的推行，女性的地位比之唐朝有所下降，并且，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也开始逐渐严厉起来。这些对女性的教育和阅读都有着不良的影响。但因为宋代文教发达，书籍流通普遍，为女性阅读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宋代的社会舆论也有支持女性阅读的，“宋代士人在墓志书写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赞美女性的阅读。”宋朝女性阅读的范围也如唐朝一样，非常多元化，同时随着宗教的普及，宗教方面的书籍阅读也占据了女性阅读的重要部分，有作者通过对宋代206例女性阅读者的墓志统计，得出各门类书籍的阅读人数比例，其中佛道经典占据第一位[11]。
说到宋朝女性阅读，我们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个例――李清照。李清照是宋朝著名的词人，同时也因为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收藏的缘故，称得上又一个女性藏书家。她的《金石录后记》记述了夫妻俩的读书之乐、藏书之乐和校书之乐，保留了古代中国女性阅读活动的生动细节，非常难得。
2.4 明清：古代女性阅读的阶段
元朝统治期间，推行汉化，并且在汉化过程中也接受并强化着儒家对女性的诸多规矩。这一时期还是有宫廷和皇族中的女性接受中原文化，阅读汉文文献。整个社会的教育还是以传授中原文化为主，官宦和儒士家族的女性阅读的还是比较多。当然，元代阅读状况地域性比较明显，汉族比例大的地方，传统阅读的力量依然强大。此外，对于其他层次的女性阅读，学者陈垣曾提到“元代全真道女冠盛极一时，女冠无不识丁者”，道教经典阅读应该是首当其冲，甚至“儒学无女学，道教有女学”[12]。此外，元朝也是元曲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不少女性喜爱的剧作，如《西厢记》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散曲女性作者，她们也是当然的女性阅读者，虽然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大都比较低微[13]。
明清时期是古代女性阅读的期。这一时期，女性阅读的普及率达到新高。明清时期，我国的出版事业发展迅速，“据称，到公元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总和还要多。”[14]女教文献的编篡也达到顶峰，女教书籍的种数很多，如广为流行的合刻本《女四书》出现，同时更为通俗或图文并茂的女教书籍如《女三字经》《闺范》等也大量刊印，满足了各个层次尤其是普通女性的阅读需求，从而使女子读书越来越普及[15]。
明清时期的女性阅读活动发展到的另外的表现是：阅读已经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家庭走向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男性对女性读写活动的支持，大家族中的女性阅读很是普遍，尤其是江南一带，女性阅读有了小团体的意味，可以在一起交流学习。此外，男性文人如袁枚、陈文述等公开招收女学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超越家族的女性读书社团或诗社，女性读写的地点开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空间。社会对女性阅读、女才子充满好感，家有数位才女的叶绍袁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才，色也”[16]，将女性之才与女性之德相提并论。
这一时期女性创作的数量也是空前的，《历代妇女著述考》中著录明代女性著述236部，清代女性著述3667部。能够著述的女性必然是大量阅读的女性，这也从另外一面证明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普遍。当然，这些发展因为地域经济的不平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著述的女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沿海经济发达地带。
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范围依然十分宽泛，阅读几无限制，什么内容都有，小说、戏曲尤其得到女性的喜爱，这一时期女子对《牡丹亭》的热爱十分有代表性，从单纯的阅读到阅读的点评，甚至有女性据说因痴读《牡丹亭》而付出生命代价。此外，清代弹词小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学形式，其中女性所写的《再生缘》《笔生花》等也深受女性读者喜爱。
与此同时，明清却又是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观点明确提出并盛行的时代，自宋以来对女性的礼教束缚也达到顶峰，反对女性读书的舆论也大量存在。像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明代天一阁，其创始人――大藏书家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订立了很严格的族规，有一条就是“女子不得上楼”。连楼都不能上，更何况与藏书亲近并阅读？
3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特点
首先，由于阅读目的不同，两性阅读内容的侧重点有不同。例如，同是重视经典，女性则有专门的女教读物。此外，男性由于经世致用，读书都是为了出仕，对文学，如诗歌词曲并不是特别重视，而女性阅读，由于没有“升学”和“就业”压力，大多出于休闲和爱好而读，容易寄托情感的文学类读物自然成为她们阅读的重点，诗词、戏曲、小说都深受女性喜爱。
就阅读的场所而言，由于古代女性不能走出家庭，没有走向社会，相应地女性阅读的场所一般都封闭，有人形象地将女性的阅读形容为“在围墙中阅读”[17]。这种封闭性，使得女性的阅读更多的是依赖父亲、兄长、丈夫等家庭男性，从而缺乏独立性。
再就阅读的发展而言，女性阅读起步迟，发展速度低于男性，最后达到的也远远逊于男性。据统计，19世纪末，30%到45%的中国男性识文断字；而20世纪初期，只有1%到10%的中国妇女识字，其具体情况视地域而定[18]。同时，女性阅读的发展还随某一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所决定。就阅读大环境而言，女性阅读一直在有社会的反对声中发展，而男性阅读任何时代都是被鼓励和支持的。
此外，在阅读研究方面，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主流阅读的差距更大，特别缺乏关于女性自身阅读经验的总结和理论阐述。
当然，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男性阅读毕竟都属于中华阅读文化范畴，放到世界范围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之间自然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程焕文先生曾总结说中国图书在内容变化上的文化特征是“遵经重道”“经世重史”“轻器斥技”[19]，基本上我国古代阅读无论男女，阅读的重点都相同，同样地重视经书，同样地重视史书，同样地轻视科学技术。
参考文献：
[ 1 ] 曾祥芹.古代阅读论[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2：前言.
[ 2 ] 鲍盛华.从“神性”到“人性”：明清两代以前的中华阅读史研究纲要[J].图书馆学研究，2011（9）：6-9.
[ 3 ] 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4 ] 白路.先秦女性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的考察与分析[D].天津：南开大学，2009：52.
[ 5 ]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2930.
[ 6 ]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271，277，291.
[ 7 ]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1-5.
[ 8 ] 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48.
[ 9 ] 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M].武汉： 武汉出版社，1993：64.
[10] 张天健.唐代妇女诗人诗歌总体观照[J].社会科学研究，1991（1）：84-89.
[11] 铁如花.宋代社会的女性阅读：以墓志为中心的考察[J].晋阳学刊，2005：75-78.
[12]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M].北京：中华书局， 1962：42
[13] 陈高华.元代女性的文化生活[J].济南史学，第五辑： 66-86.
[14] 费希尔.阅读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3.
[15] 鲁军虎，李纯蛟.明清女教读物的普及和社会影响[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6-99.
[16] 叶绍袁.午梦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1.
[17]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281.
[18] 费希尔.阅读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1-102.
[19] 程焕文.中国图书文化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50-71.
[关键词] 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管理；危机管理；风险管理
一、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管理的概念界定
1、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条件。
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角度，基础设施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可以将基础设施划分物质性基础设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和社会性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物质性基础设施包含交通通讯及供水供暖供热等物质工程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则包括科教文化、卫生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因此，从这一划分角度来看，基础设施涵盖了交通、通讯、水电供给、科教文卫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此外，也可以将基础设施划分为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具有基础性、整体性、不可贸易性及公共物品性或准公共物品性等特点，它们是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现代社会中，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2、城市基础设施
将基础设施按所在地域可以分为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由于国情及地区的差异，各国及地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理解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基础设施同样也可以划分为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及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或城市物质性基础设施）。
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城市行政管理、科技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金融保险、商业服务、社会公共福利服务等设施。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的内容丰富，各国不尽相同，总的来看，笔者认为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应至少涵盖六个方面的内容（如表1）。
我们通常所讲的城市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本论文所要分析探讨的也主要是指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由表1可见，城市基础设施是由六个独立运作、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城市基础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统一规划并监督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的生产、建设和运营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在协调合作的基础上分工管理。
3、安全及公共安全
从古至今，都有关于安全的论述，如汉朝焦赣的《易林·小畜之无妄》中：“道里夷易，安全无恙”；宋朝范仲淹在《答赵元昊书》中有：“有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等，这里的安全都是指没有危险、平安的意思。在古代，安全还有“保护、保全”的意思，如苏轼在《徐州谢上表》中写道：“察孤危之易毁，谅拙直之无他，安全陋躯……”。现代汉语对安全的解释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英语中，安全对应的有safety和security，都包含有没有危险或免于危险的一种状态。另外，安全也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理解，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实际上是说，客观方面的安全是指外界的现状，主观方面的安全是指社会安全状况在人们心理上的感受，即安全感。
鉴于此，笔者也认为：安全是一种状态，即通过持续的危险识别和风险管理过程，将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的风险降低至并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其以下。因此，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安全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安全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将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人类的生命、财产、环境可能产生的损害控制在人类能接受水平以下的状态。
根据对安全的含义的界定和理解，我们可以对公共安全进行含义界定。所谓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即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及公私财产等处于免于危险或不受威胁的状态，或将可能产生的损害控制在人类可接受的水平或以下的状态。
4、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
要理解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有必要先对城市公共安全进行了解。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由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与灾害等要素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所构成的复杂动态的空间地域系统。
城市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城市及其人员、财产、城市生命线等重要系统的安全，是城市依法有序开展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以及进行生产和经营等所必需的良好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环境的保证。由此可见，城市公共安全反映了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经济状况和资源供给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城市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的影响。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就是通过调整危险源、防护保卫目标、应急救援力量和设施三者的地理布局，减小危险的影响范围，提高城市灾害发生时的反应和处理能力，达到降低风险、提高安全性的目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是城市问题和安全问题的耦合，涉及到城市经济社会一切领域，如公共卫生、城市基础设施、通讯、环境、商品供应、社会稳定、灾害防控等。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史记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并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中，韩国的史学受中国影响最深，并且取得了最丰硕的成果。韩国自13世纪中叶起直到20世纪初，一直以中国的史学为模仿范例记载本国历史。这是由于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地区接壤，自古以来就大量吸收中国文明。并且中国北方地区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东北亚各国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汉字具体什么时间传入朝鲜半岛不得而知，但是推测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深入东北亚和朝鲜半岛，汉字就已经传入其中。公元前1世纪末期，高句丽兴起于朝鲜半岛西北地区并不断向南扩张，到了公元4世纪初期，已经征服了乐浪郡全境。乐浪郡从汉武帝时期起就是中国统治朝鲜半岛的中心地区，汉文化发展水平很高。于是，与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在三国中文化的发展水平也最高。尽管不知道《史记》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时间，但是在汉四郡设立时期，也就是汉朝直接统治朝鲜半岛的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4世纪）， 由于中国史书不断传入朝鲜半岛，因此《史记》在这一时期内传入朝鲜半岛的可能性最高。
公元7世纪初写成的《北史・高句丽传》中有如下记载："（高句丽）书有 《五经》、 《三史》、 《三国志》、 《晋阳秋》。" 这里的"三史"在唐代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由此说明《史记》当时已经传入了高句丽。考虑到《北史》的创作时间为公元659年，由此推断，最迟7世纪《史记》就已经传入了朝鲜半岛，并且不断继续传播。新罗、高丽时期，史记更是儒士们的爱读书籍之一。《旧唐书・高丽传》曰 "（高句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新罗统一三国后，神文王2年（公元682年）设立国学，《三国史记》中对于新罗国学的教学内容有如下记载："教授之法， 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通过上述记载可知，《史记》早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对三国时期的各个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句丽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最早接触到以《史记》为代表的各种中国典籍；新罗由于与唐朝联系密切，在设置国学上，受到了很多中国的影响。国学教育的理论依据，全部来自中国经典，并把其视之为典范。甚至以当时的观点来看，通晓《史记》等典籍的人，才华出众，是栋梁之才。接下来具体分析史记对朝鲜半岛产生的影响。
1. 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韩国自古以来视中国儒家思想为正统和主流，视本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分支。因此，《史记》作为中国史学代表性著作，在朝鲜半岛历代王朝，一直是学习研究的重要对象，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史料缺乏，朝鲜王朝之前的状况具体如何不得而知，本文将以朝鲜王朝时期情况作为主要对象，论述《史记》对朝鲜半岛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首先，《史记》是朝鲜时期儒生的必读史学经典。
朝鲜时期，乡塾是儒生最早入学的地方，所讲述的内容就包括《史记》中的篇章。因为入学之初，朝鲜儒生就开始接触《史记》，并伴随一生。 "所讲书，必先小学，次四书，次六经，间以先贤性理文字及《史记》，年三十以下背讲。"这说明了《史记》在朝鲜时期乡塾教育的目录当中。"凡为学者，从师受业，必自《史记》始。" 朝鲜儒生必读书目中必有《史记》。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东人耻不知中国事，不耻不知自家事"，由此说明对《史记》等中国典籍的重视和了解程度。
其次，《史记》是朝鲜儒生应对科举的重要途径。
《史记》既是朝鲜儒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也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入门书。学习《史记》的作文之法，提高应对科举的能力，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甚至有的儒生为了科举及第，下决心要读《史记》一千遍。尽管方法有些偏激，但也足可见《史记》在儒生心目中的地位。
在朝廷的科举取士中，也有规定要讲读《史记》。朝鲜世祖时期重要政治家、学者梁诚之在给国王的上疏《便宜二十四事》中提议："…文科则四书五经外，只讲《左传》、《史记》、《通鉴》、《宋元节要》、《三国史记》、《高丽史》。"
第三，《史记》是朝鲜世子培养的必读书籍，也是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史记》不但对儒生非常重要，并且在教育世子，国王治国方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史记》是朝鲜世子的必读书籍。当时有大臣主张："先读《史记》，次读经书，则文理易达。"由此可见，朝鲜世子不但必读《史记》，并且为了培养学识和品性，还要比经书先读。
朝鲜同中国一样，宫中也有经筵制度，即大臣定期向国王讲述儒家经典和重要史书的一种制度。这就要求大臣们不但通晓儒家经典，还要相当熟悉中国的史书，以备顾问。世宗时期，国王见大臣们并不了解《左传》、《史记》、《汉书》等中国古典，便命令大提学卞季良"择可读史学者以闻"。熟读史书，以备顾问，而经筵正是顾问的重要方式之一。"自上圣学高明，《四书》毕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总之，朝鲜王室通过《史记》学习治乱兴亡的道理，做到以史为鉴。
2. 对史学的影响
高丽时期金富轼编纂的《三国史记》和朝鲜时期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被称之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两大正史。这两部史书无一例外都是模仿司马迁的《史记》创作而成。"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故俱收并蓄。"
朝鲜史书分为"本史、通编、举要之书、立纲之书"。其中"本史"指的就是纪传体史书，根据上述引文，便可得知朝鲜半岛本史便是模仿司马迁、班固的著作创作而成。并且这两部史书都是在王室的主导下，由大臣们主持编纂的正史，自然以《史记》作为范例。从如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两部史书和《史记》的关系。
首先从编纂目的上来看，这两部史书与中国唐宋以后历代皇室编纂正史的目的类似。在中国自班固以后，史书编纂上都会仿照司马迁的《史记》，编写纪传体的王朝史。自唐宋以后，编纂前朝历史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体现本朝建立的正当性。
高丽仁宗23年（1145年），金富轼受王命开始编纂新罗、高句丽、百济的正史。这是韩国最早的在王室主导下编纂的纪传体史书。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记表》中阐明了编纂目的：
"伏惟圣上陛下，性唐高之文思，体夏禹之勤俭，宵旰余闲，博览前古。……又其古记，文字芜拙，事迹阙亡。是以，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诫。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星。" 这其中分明体现出了"述旧史，继前统"的思想意识。
1392年，李成桂灭亡高丽王朝，建国3个月后就下令编纂纪传体的《高丽史》。之后历经太宗、世宗朝，到文宗元年（1451年）才完成。由此可见，朝鲜半岛出现的两部官修正史，正是受了中国皇室编纂正史这一传统的影响，为了确立王朝的正统性而编纂的。
其次，在形式上，《三国史记》和《高丽史》依然是模仿了《史记》的体例。其实后世的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时，无不是追随着司马迁确立的编纂规则，因此，作为官修正史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和《高丽史》，无疑只能是模仿《史记》了。
《三国史记》是韩国古代第一部正史，也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唯一正史，其重要性自不必说。《三国史记》以纪传体形式记载了自高句丽、百济、新罗建国起至高丽为止的约1000年间各国的兴亡盛衰。在韩国的重要性自可比肩《史记》在中国的重要性。另外，从书名到体裁、内容、记叙方法、用词，相似之处非常多，可以说是模仿《史记》的形式创作而成。
在篇章安排上，《史记》包括《本纪》12卷，《表》10卷，《书》8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共130卷。《三国史记》包括《本纪》28卷，《年表》3卷，《杂志》9卷，《列传》10卷，共50卷。由此明显看出《三国史记》受中国《史记》等史书的影响。具体如下。
首先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赞扬。金富轼对在韩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英雄所起到的作用高度评价。例如实现了三国统一的名将金庾信年少起就怀有远大志向，几经生死。在唐朝的协助下统一三国后，察觉到了唐朝对新罗的占领企图，积极应对，最终使唐军撤退。又如高句丽名将乙支文德通过智谋击退隋炀帝的30万大军，保卫了国家。对此金富轼赞扬道："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信哉！"
其次是不以出身和成败得失论英雄。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项羽列入本纪，把陈涉列入世家，他为游侠、刺客、商人、戏子、道士立传，相反，对很多诸侯王反倒是认为没有没有提及的必要。与之相似，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列传中的52人，其中平民11人，普通武士13人，几乎占据一半分量。 在这些普通人当中，有的人崇高的道德使人感动，有的人才华出众使人钦佩。而所提及的武士，无一不是忠诚勇敢。金富轼生活在门阀观念盛行的时代，如此多的为底层人立传，表现出来他确实具有进步的思想观念。其次也可看出司马迁对其产生的影响。
第三，在尊重事实，重视史料的同时，也并不排斥神话传说。《三国史记》作为官修正史以严谨的态度选择史料，作者把金长清的《金庾信行录》10卷删减编纂成3卷，剔除了在历史W家眼中荒诞无稽的内容。但是，像新罗始祖朴赫居士的卵生神话、新罗金氏的金柜神话、高句丽开国始祖朱蒙的卵生神话却全都收罗其中。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在记录尧舜夏商的历史时，也保留了神话。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三国史记》继承了司马迁的创作经验。
第四，《三国史记》每篇作品都会以作者金富轼的评论结束，评论都以"论曰"两字开头。这与《史记》中"太史公曰"的形式类似，前面传记正文是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论述，"论曰"后面的内容既是对人物资料的补充，也是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感情的抒发。
3. 对文学的影响
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文学形式，不但对中国的散文文学，也对朝鲜小说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散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受《史记・列传》的影响，出现了志怪体和传奇。尤其是传奇的出现，对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史记》中描绘的丰富的人物形象，饶有趣味的情节展开，简洁生动的语句数千年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古典小说和戏曲创作的重要素材。同时，韩国也认可史传体对小说文学产生的影响。张德顺曾说："李氏朝鲜时期的《金鳌新话》、《花史》，还有后来的燕岩、沧江等的汉文小说，都是受到了中国传记影响的传记体小说。"赵钟业指出："韩国古典小说是史传体的一种，同时史传体也是古典小说的源头。"从这里可以看出，源于《史记》的史传体文学在中韩两国古典小说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朝鲜后期的实学家、小说家燕岩朴趾源自幼起酷爱《史记》，他日后创作受了不少《史记》的影响和启发。他在"九传"中也继承了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比如《闵翁传》就受了《史记・列传》中《滑稽列传》的影响。
朴趾源在写作时为了阐明道理，常常引用古人的典故，尤其爱引用《史记》中的人物事迹。根据粗略的统计结果，"九传"中引用《史记》内容多达几百处，比如管仲， 苏秦， 卫鞅， 秦孝公， 蔡泽， 赵胜， 陈如， 张仪等人的故事。由此也可看出朴趾源对《史记》的推崇热爱及熟悉程度。
参考文献：
1.朴晟镇，《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对韩国的影响，张家口师专学报，1998年第二期
2.胡家骥，东亚纪传体史书的叙事模式-以《史记》、《汉书》和《三国史记》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论文摘要摘要：影视语言的表达离不开服装效果的紧密配合，服装在影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功能。本文就电影服装的重要性，电影服装的设计学问，电影服装的内容等新问题等做了具体的阐述。
一、前言
电影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一，其由于包含了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建筑、雕塑等七大艺术类别而被广称为“第八艺术”，其最能代表全民的文化气息和文明成就。一部好的电影能令人过目不忘，而其中的道具、服装则承载着整部电影的基础，因此最易受到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另人耳目一新的电影服装和道具会成为观众回忆钟爱电影的最佳途径，也成为彰显演员个性的得力助手。因此，电影的服装艺术里大有学问。
二、电影服装的重要性
观众爱看电影，很大程度上是爱看自己喜欢的电影明星。而明星在影片中演不同的角色，穿不同的服装，有的人在一部电影中还要换很多套衣服。不同题材、不同内容、不同时代的影片中人穿着的服装都不同。这使观众感觉很真实可信，看影片就像真在当时当地看发生的事情一样。这真实的反映了电影服装的重要性。
电影服装可以增加影视观赏性。电影需要美感来吸引观众。如电影《茜茜公主》中的女主角在华丽宫廷轻提裙摆，轻舞飞扬营造浪漫的梦境，色彩缤纷的晚装为梦境场景添上漂亮一笔，整个影片也因服装增色不少。影视中除了音乐、灯光、场景等的配合外。服装所占的分量很重，如电影《项链事件》在服饰上的支出就高达75—100万美元摘要：电影《歌剧魅影》为了能够再现影片放映年代的奢华感觉，设计师ALEXANDRABYRNE和工作组改制了借来的2000件衣服，还另外为手工缝制了300件豪华戏服。由此可以看出，一部部影视片为打造视觉盛宴，在服装上的投入是很惊人的。
三、电影服装设计的学问
电影服装设计的学问很大。因为每一部影片都不相同，上天入地、古今中外、无奇不有，真是千变万化、永无止境。因此每一部影片的服装设计都是一个新的探究课题。今天拍表现汉代的影片，就要去探究汉朝人物的服饰摘要：明天拍现代题材的电影，就要去探究当今的时装潮流。中国经历了很多历史朝代的变迁，从原始部落到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直到现在；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平民百姓、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体育运动员、工人、农民、军人等，总之三百六十行的各等人物。当影片设计上述人物时，“电影服装”就要去探究当时当地的人物服装，假如影片中出现外国人甚至外星人就要去搞外国人外星人的服装，出现神仙鬼怪，就要去搞神仙鬼怪的服装。电影有科幻片、神话片、武打片、传记片、戏曲片、侦察片、艺术片等等摘要：有喜剧色彩的也有悲剧的，有漫画夸张的也有严厉写实的影片。“电影服装”也要随之设计出相应的电影服装来。
四、电影服装的内容
电影服装工作是由服装设计、服装管理、服装制作三方面组成。电影服装设计是电影生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根据剧本和导演影片的风格，以及演员、化装、布景美术设计共同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般是服装设计师在阅读剧本、了解剧中人物后，首要的新问题是要收集剧本所提供的要求的那个时代的服装资料。从报刊、杂志、文字记载、图片、照片、历史画、出土文物、同时代的影视片或者人物口头采访、调查等各种渠道去搜集。总之，要尽可能多地把握那个时代各种人物的服装形象资料。它主要是为剧中人物服务的，运用服装艺术手段来表现剧中人物，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不露痕迹地达到服装和剧中人物的有机统一。因此，服装必须整体设计出剧定的时代感、地方性和民族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演员、电影明星只有穿上电影服装才能成为影片中的角色。
五、以《满城尽带黄金甲》服饰谈电影服装
近日，张艺谋2006年巨作《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各大城市超豪华阵容上演，剧中女性的穿着妆扮更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因为包括饰演皇后的巩俐、饰演配角蒋蝉的李曼、以及经过精挑细选的几百名年轻貌美的宫女，均穿着同样的低胸宫廷服，华美的金色和冷艳的银色让人念念不忘，创造了引起全城热评的“视觉效果”。
《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的“无色”相比，色彩缤纷很多。人物服装走富贵和厚重路线。在两军对阵时，以金色和银色盔甲彰显不同，大片的色彩对比十分抢眼。巩俐的服装性感艳丽，红色或黑色底色上绣大朵金花，满头金色头饰或一头垂腰黑发。片中女性角色的服装都走性感路线，让女演员的丰满身材引人遐想，带来“哗”声一片。巩俐在戏中的6套华服，也是《黄金甲》的一大看点，那些服装均出自服装设计师奚仲文之手。他专门从法国、香港等地买来各式布料，经过几十个女工人工缝制数月，其中最为繁复的一套凤袍，净重达10公斤，尽显盛唐时期皇后雍容华贵的气质。奚仲文在设计时，主要参考了唐朝的壁画和图片，它融合了现代极简以及奢华瑰丽的炫耀造型。国外的影评对《黄金甲》各方面都感喜好，演员表演、导演风格、摄影、色彩、服饰、道具等，全都觉得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