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20: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哲学与人生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古代文学与人生》是现阶段高职院校公共选修课程体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其在弘扬我国古代文学魅力、提高学生文学素养及艺术审美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在开展《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时，应注重借鉴吸取古代文学改革的相关经验，重点围绕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改革实践。
1《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中需明确的几个关系
《古代文学与人生》涵盖了我国古代文学的精华，是我国文化长河中遗留下的重要的文化财富。在进行《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时，应注重明确以下几个关系：首先，《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及落脚点应放在为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服务上。教学改革中应结合当代文化发展状况及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来作为改革总体方向，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通过对古代文学中涉及的积极思想及人生体验的感悟，提高学生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思想内涵，以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提升。其次，《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应以古代文学背后隐藏的历史及哲学作为改革的聚焦点。文学作品渗透了作者的意识形态，并反映出了当时的历史及哲学面貌，同时还兼具了较强的艺术审美属性，古代文学也不例外，其背后彰显出了浓烈的时代风貌及意识形态。例如，《孟子》，《论语》中带有较强的时代政治及哲学韵味；唐代诗歌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宋代诗词中渗透着众多哲理等。因此，《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应聚焦于古代历史及哲学演变，探究古代文学与历史、社会文化、哲学思潮的关联，从而使学生的视角能够从文学作品本身拓展到更多文化层面，使其真正领悟古代文学的内涵价值。第三，《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应紧密围绕文学作品这一元素，深挖作品内涵。《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应合理确定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教学比重，将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教学的核心和重点，通过让学生感悟阅读众多的古代文学素材，帮助其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从而对学生的人生观产生积极的干涉影响，以达到教学改革的最终效果。
2《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的途径探究
2．1转变教学理念，找准教学重点
《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中，作为教师来讲，应首先转变传统的古代文学的教学理念，明确《古代文学与人生》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学生消化吸收古代文学作品，达到自身文学素养及整体人文素质能力提升的效果［2］。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从以下两方面深化教学质量：首先，以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线，提高学生的阅读量。古代文学作品虽然在语言表述，情感表达上较为隐晦艰涩，但其背后蕴藏的文化传承基因能够唤起学生的审美感知情绪，教师应为学生开列相应的古代文学阅读书目，并做好相应的阅读辅导，通过发挥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逐步提高其古代文学阅读鉴赏能力。其次，应围绕古代文学名篇，要求学生进行熟读及背诵。古代文学名篇中，往往涉及到较为深层次的人生感悟，有助于学生深化理解古代文学精髓，因此，教师应通过布置相关的名篇阅读及背诵任务，使学生能够将古代文学精华与自身审美感知及人生领悟相印证。
2．2丰富《古代文学与人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2．2．1采用小组合作，师生交流的教学方法：小组合作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学习效果，《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对学生进行分组，使其在讨论交流中交换彼此的感悟理解。在小组学习中，教师可以设置一定的任务，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例如，《山居秋暝》是王维的代表作之一，教师可以向学生设问：此诗具有哪种独特的艺术特征？诗人的心境如何？学生在交流讨论中可以得出诗歌带有的视听综合性及动静相衬的艺术特点，有助于学生由此获得更多的艺术享受和人生感悟。2．2．2借助信息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信息技术下的多媒体教学，带有视听综合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教学的效果。《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手段，能够有效消减学生与文学作品间的距离，增大教学信息量，通过视频、图片及动画展示等形式，还可以营造出独特的审美情境，从而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内容理解更加深入透彻［3］。例如，张若虚所作《春江花月夜》，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借助视频及音频，可以使学生更加准确理解其作品内涵和审美意蕴。2．3完善《古代文学与人生》的教学效果考核方式：在《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效果考核上，应注重通过以下方式对其加以完善：第一，将试卷考核及平时课堂考核相结合。可参考古代文学课程试卷成绩60％＋平时成绩40％的考核方式，其中，平时成绩主要包括学生课堂表现、古代文学阅读量、古代文学作品背诵及写作情况等多个方面。第二，转变考核的侧重点。《古代文学与人生》考核应摆脱传统的名字解释、简答等题型设置，转而侧重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感悟及审美享受，加大主观题型的比重。第三，将书面测试与口头表述相结合。其中，书面测试既包括试卷考核，又应适度拔高，如要求学生根据自身理解，针对某一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小型论文的撰写。口头表述主要侧重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及逻辑思考能力，以求达到《古代文学与人生》学以致用的目的。
3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与人生》教学改革应突出其课程独特属性，在理顺课程改革涉及到的几个关系的基础上，注重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加以完善，以深化《古代文学与人生》的课程意义和教学效果。
作者：叶春林 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学院
[关键词]冯友兰；人生哲学；人生境界；天地境界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32－05
程林(1963－)，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河南信阳 464000)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是带着对人生的思考开始他的求学生涯，又是带着对人生的思考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的。终其一生，人生哲学始终是他思考的一个重点，或者说终极关怀，他的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深刻的部分就是人生哲学。建立一套完整严密并给予人生以指导的人生哲学，是他一生学术努力的方向。20世纪2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及后来出版的《人生哲学》即是他的人生哲学的最初发轫；而40年代出版的《新原人》则是他人生哲学研究的一个高峰；到了晚年，他的人生哲学的最终归宿是“仁”的境界。这期间，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也经历了一个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他对人生的思考也在不断地深化，而他的人生哲学的精髓即是“人生境界说”。
一、哲学与人生
人生哲学是冯友兰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具独创性和魅力的学说。冯友兰认为，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他在《人生哲学》中提出，人生理想即是哲学，此哲学并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理想的样式。他说：“理想人生是最好至善的人生，故人之行为，皆所以实现其所认为之理想人生。”因此，哲学的功用及目的“既在于确定理想人生，以为吾人在宇宙间应取之模型及标准，则对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问题，当然皆须作甚深的研究”。他在《新知言》中说：“假如我们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中亦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从冯友兰多次为哲学所作的定义可以看出，他是把哲学当着研究人生问题和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本学问。
一般认为，哲学包括三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这三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又以人生论为其重点。冯友兰认为：“哲学以其知识论之墙垣，宇宙论之树木，生其人生论之果实，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果实。哲学以其论理学之筋骨，自然科学之血肉，养其人生论之灵魂，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灵魂。”冯友兰把人生哲学比喻为“树木之果实”、“人生之灵魂”，这正说明了人生哲学在他的哲学中之地位。
对于哲学与人生的关系，冯友兰在前期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可以改良人生，并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理想的样式。他在《一种人生观》中说：“哲学之功用及目的，即在确立一理想人生，以为批评实际人生，及吾人行为之标准。哲学即所谓人生理想(life ideal)。”他认为哲学的功用及目的即在于实际的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并且作为批评人生及行为之标准。因此，人生理想即是哲学，这种理想人生是至善的人生，人之行为皆所以实现其所认为之理想人生。这样，冯友兰就说明了哲学的主要对象是人生，人生可以通过哲学的指导加以改善。
后来，冯友兰又提出了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他说：“人能依知识而知超乎具体世界的共相世界，依道德而人超乎具体世界的共相世界。”也就是说知识可以使人认识共相世界，而道德则可以使人进入共相世界，这就是为学与为道的区别。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这样，他对人生哲学的看法又与前期有了很大的区别。
总之，冯友兰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人生与文化之根本问题。人生问题乃个人“安身立命”之究竟，文化问题乃国家民族前途之如何。前者就个人言，后者就群体言，实则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按照儒家的说法即“内圣外王”。因此，冯友兰的哲学就是要为此两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这也就是他常常把哲学称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原因，也是他一生致力于人生哲学研究的动力。
二、觉解与境界
冯友兰曾经用“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来概括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贞元六书》即是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在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冯友兰感发激奋，写出了《贞元六书》，虽语含沉重，然志气不坠。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最集中表现在《贞元六书》中。正是民族的兴亡和历史的变化，给了冯友兰许多启示和激发，冯友兰自己也说：“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这个时期，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与他的前期人生哲学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觉解的高低来判别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天地境界”。
■ 龙 健
新课程的实施为校本课程的开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在新课改背景下如何将各学科与综合实践有机结合，开发校内外课程资源，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如何通过课程资源的整合利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索发现、交流合作，最终确保课程目标的有效实现，是我们面临和思考的主要问题。
校本课程《校园植物文化》以植物为载体开展系列活动，引领学生走近植物，积极挖掘植物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性运用植物文化育人，通过感知植物、诗词吟诵、现代散文赏析、文化品读、雅闻趣事、歌咏植物等研究性学习，构建以自主探索为基础，合作学习为主体的开放的学习过程，实现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等方面的个性发展，培养人文情怀、提高艺术修养、丰富生活情趣。
校本课程《校园植物文化》由生物和语文两部分组成。语文教学活动分为四节，通过组织学生阅读与校园植物相关的文章，学生可以了解和认识植物与人类的关系；配合生物学课程调查校园植物资源；探究植物各种生命现象及规律；培养观察方法,写好植物观察日记；背诵相关的诗文积淀人文素养；阅读名家散文，丰富情感。所有这些活动都会最终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编排语文阅读第一节“物竞天择·人与自然”,特别在贾祖璋的《葵与向日葵》之后安排了“综合性学习自然科学小论文”，在这篇关于生物学分类知识的科学小论文后面,安排学写自然科学小论文有它的合理性,指导高中学生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富有重要意义。从写作教学目的看，我们培养的高中学生,将来绝大多数都要去从事生产劳动和科技工作，指导他们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可以为他们将来的科技写作打下坚实的荃础,使他们终身受益。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一般都要建立在自然学科的科学实验或实地科学考察活动的基础上,是一个使中学生对科学现象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化和条理化的过程，中学生如果要对自己接触的自然科学中的某些事物现象、问题或某个专题，进行比较深入广泛的探索研究，并加以论述，写成科学小论文，以揭示其特征、意义及规律，这种科学小论文的学习非常必要。它是培养青少年创造能力的有效手段。因此,从跨学科教育学的角度看，学生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无论对自然学科的学习，还是对写作学科的学习，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价值。
诗歌是语言和文学的精华，而每一个青年心中原本都有诗意的人生向往，只是被压抑在教育体制的冻土下。屈原所谓“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杜甫所谓“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李白所谓“万物兴歇皆自然”。他们“大天而思之”,对于天地的博爱无私,自然的规律性,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都有极好的形容。诗人亲近自然,不论鸟兽虫鱼、花草树木、日月山川,风雨雷电,都能触发他们的灵感,引起许多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品读诗词就是让高雅的诗歌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纳入我们必经的人生历程之中。当诗歌对我们显得亲近，我们的心灵就会比较自然地感受并萌发诗意。因此第二节编排了诗词品读以及“综合性学习解意象品诗歌作诗词”。
诗歌鉴赏是高中语文教学和高考语文辅导以及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重点。以花草树木植物为象征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种共同现象。人们在欣赏花草树木外在美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某种特定的意义。文人学士通过咏诗赋词，把他们内心的感情和审美情趣寄托于大自然的花草之中，这些形象从外界移入诗中时，为诗人的思想感情所点染、浸润，传达着一种感化、教育的力量,因此诗人都非常重视创造意象。意象在诗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绝大多数诗歌就是通过意象来诠释作品的哲理，通过意象来破解作品的寓意，通过意象来鉴赏作品的意境，通过意象来与作者进行艺术、美学、心灵与精神的交流。在诗歌学习中，分析意象,就是分析文学物象中所蕴合的意义,正如艾略特所说:“表情达义的唯一方式,便是找出‘意象’,即一组物象,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些诉诸感官经验的外在意象出现时,该特别情意便马上给唤引出来。”鉴赏诗歌的意象，就是要让学生将自己所接触到的诗歌中的意象分门别类地作梳理。通过查找有关意象的资料，用简明文字概述意象的寓意。
散文这种体裁，精粹警辟，形式自由，能够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写植物的散文在情物关系的处理上，常常是托物抒情、融情于景、移物就情，就是将物拟人化，赋予物以人的精神、品格、性情、风貌；或通过有声有色的景物描写，把情完全融合在写景的文字中；或把物拉过来，赋予人的情感。作者常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或喜、或忧、或悲、或思的情感，通过情感倾向的宣泄表达出文章的主旨。因此需要学会在阅读过程中由体味作者的情感进而准确理解和把握文章的主旨。
语文第三节散文品读之后安排了以“植物与文化”为主题的各类活动。植物历来就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尤其是中国园林植物在配置上更是受历代山水画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植物的选择上十分重视品格，注重色、香、用。不仅仅是为绿化，而且要能入画，意境上求深远、含蓄、内秀。植物象征意义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生活习俗。以花草树木为象征，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种共同现象。古老的中华大地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孕育了以松、梅、竹、菊和牡丹为代表的植物文化，而西方人以玫瑰、百合和栎树为代表的植物文化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影响的结果。汉民族注重以花木喻人，西方人注重以花代言，这是汉英植物文化最重要的区别。汉民族以花木喻人，关注的是花木的内在气韵与人之精神品质的联系。西方人也以花木喻人，但着意的主要是植物的外部特征与人之外貌的联系。
要求学生从生活中自己身边开始,观察各种植物和我们自己文化的关系。再利用网络查询,搜集世界各地相关资料完成各项专题作业。比如：1.选出你心目中,对人类文化最具影响的或在应用上最特别、最有趣的植物，谈谈你的认识。2.花语是人们用花来表达人的某种感情与愿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约定俗成的，为一定范围人群所公认的信息交流形式。如果让你在校园内选择一种植物代表我们学校，你选哪一种，谈谈理由。这些相关专题作业的设置将会让学生深入领悟人与植物的关系。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附中。
论文摘要：简述了大学图书馆建筑的哲学及文化内涵，指出人文关怀是大学图书馆建筑思想的精髓。倡导大学图书馆建筑思想与人文思想的高度融合。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教育面向2l世纪”研讨会上，组织者将“学会关心”作为2l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希望倡导一种“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生存条件的价值理念。将人文思想融人大学图书馆建筑思想中，倡导人文关怀，以期提升大学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促进大学图书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大学图书馆建筑的哲学及文化内涵
作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形式的中国建筑，既是建立在属于物质范畴。如物质功能、物质条件或物质手段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又是建立在属于精神范畴的哲学观念、审美心理、风俗习惯等基础之上。
1．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作为人工产物的中国建筑文化，是世代中国人与大自然亲密“对话”的文化方式。国人一向将大自然认作自己的“母亲”与“故乡”，在文化观念中，自古以来生命哲学思想根深蒂固，它强调入与自然本是血肉相连、同构相生的。所谓“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先秦古籍诸如《易经》与老庄的著述中尤为突出。《易经》关于天地人“三才”之思与老庄的“道法自然”“我自然”“返璞归真”等哲理莫不如此。先秦之后，天人合一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大学图书馆作为具有文化属性的建筑，其建筑思想也应秉承传统文化，表现为观念上的“宇宙观”，体现出一种人工建筑与自然宇宙相同构的“宇宙意识”，注重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
1．2人伦之善与大学图书馆建筑之美
我们的文化主体是“儒教文明”，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是今天“儒学热”的根源所在。儒家相信“人生不能无群”，儒学教育的价值定位于人道化的社会群体。“明人伦”的宗旨决定儒家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孔子所谓的“成人之教～为仁由己”，以及孟子的“自得之学”‘‘尽心、知性、知天”等均体现出一种发展个体人格，弘扬主体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本主义精神特色。
重情理、讲人伦、知礼仪、劝教化、倡理性既是大学图书馆服务理念的集合点，也是大学图书馆建筑思想的交集．其功能、布局、环境、装饰等。应映射出灿烂的美学精神，具有严肃的伦理规范，以及以伦理为“准宗教”的对人生的“终极关怀”。
1．3大学图书馆建筑的文化内涵
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与文化整体的同构对应，它是大学图书馆文化环境中的群体心态的映射，具有整体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品质。文化是建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建筑深蕴的精神性内涵。建筑是人类文化的巨大载体，图书馆建筑中最具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便是其展现的文化性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大学图书馆建筑，对彰显大学的文化品质、信仰追求、大家风范、社会形象具有独特的魅力。
文化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本质的内涵之一，社会各层面的发展都受到深层次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影响和制约。图书馆活动是把人引入完整的精神生活之中并赋予人生以积极意义，弓I导人类整体与个体的生活方式。图书馆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近，但我们要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
3．1大学图书馆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创造人类生活环境的综合艺术和科学。21世纪大学罔书馆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的宗旨是利用科学技术将艺术、人文、自然进行整合，创造出具有较高文化品位、合乎人性的生活空间。其最终目的，就是为读者、馆员创造更合理、更符合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生活空间。“人创造了建筑，随后是建筑塑造了人。”深刻揭示了环境的精神文化内涵和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大学图书馆环境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是由空间、自然要素、公共设施、陈设、家具、雕塑、光、色等具体的设计要素构成的。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大学图书馆环境艺术表现出的整体效果，绝不是各种要素简单机械的累加，而是各要素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加强的综合效应，强调的是整体的概念和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各组成部分是人的精神、情感的物质载体，他们一起协作，突出了环境的整体表现力，形成互动，向人们传递信息，表达情感，进行对话，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馆员的心理需求。
人是环境岂术设计的主体，人与环境艺术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相对立、相依存的统一关系。
3．2功能的便利
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巾有各种行为，每种行为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动因，即需要。需要是个体和社会所必要的事物在人的头脑巾的反映，是个体有所缺乏时所产生的一种内存状态，是主体积极性的源泉。人的行为就是满足需要的活动。
（1)人性化标志。大学图书馆的标志系统应与其性质、规模、建筑风格及地域文化相协调。宣传规范性标志，主要是对图书馆内业务活动、服务内容、学术动态等业务活动的宣传(读者告示栏、咨询台、触摸屏)。警示预见性标志主要用于规范、提示注意(警报、消防、配电)；无障碍标志应充分体现大学图书馆人文关怀的本质特征(轮椅标志、盲文标志)；导向性标志是引导读者活动路线(馆内结构、功能分布图、卫生问等标志)。安装标志系统参照国际ISO标志标准中的规则，以适合于人眼观察的角度和高度为准则，在材料的选择上．采用不带反光的材料，以免产生反光和眩光，损害读者眼睛。另外表达以图形符号为主、以文字为辅，各种标志显示不同底色．色彩醒目。
(2)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无障碍设计。2002年2月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l9条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应保护读者合法、公平地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应为残疾人等特殊读者利用图书馆提供便利”。大学图书馆人文关怀的对象，包括教工和学生，其弱势群体泛指读者群中的老者、弱者、病者、伤残者、孕妇等。在设计理念上体现在坡道设计、盲道设计、专用卫生问、专用标志等方面，从整体到细节都体现出对残疾人的重视和尊重。在设备配置、内部设施上，满足弱势群体对图书馆利用的需求。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将有更多的伤残人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大学图书馆建筑实现无障碍设计，关怀弱势群体势在必行。
(3)人性化休闲区。人类活动的基本需要是要有一个满足使用要求的物态环境。此环境应具有使用上的便利、健康、安全、舒适之感。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空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学图书馆环境的形成和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读者和馆员提供交流和活动的场所。此外，还应设立安全报警系统，出口安装应急灯和安全出口标志，保证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人口设电子自动存物柜，建设规范化的停车场。大学图书馆建筑是建筑师用其独特的建筑语言，描述其艺术精神和文化哲学，体现他们对人生观、价值观、环境观和宇宙观的把握和理解。
3．3服务的便利
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人文精神的家园，人文关怀应贯穿于图书馆整个服务过程之中。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图书馆以丰富的馆藏和完善的设备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并以公开性、公平性、开放性、公益性为基准点，优质、高效地服务于每一位读者，满足读者对知识的需求，营造人文化的学习环境，以良好的品德风貌，精深的专业知识于潜移默化中感染读者，从而达到心与心的沟通。
(1)目录厅与检索厅。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学图书馆本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满足不同层次凑者需求，计算机网络检索应与目录检索共存。应设立如下标志：本馆目录体系结构；本馆分类目录、著者目录、书名目录、主题目录、期刊目录等诸种目录的组织编排参照互见及其功能；各种著录格式，著录书名、著者、出版等项目的处理原则。索书号的著录位置等，以便利读者检索利用。
(2)自助式服务。按照超市理念，书刊、光盘、磁带、胶片、电子文献，无论是实体还是虚拟的不同载体、不同界面，我们都让它“无缝连接”，把有关的文献展示给读者，馆藏资源按类型分层分区布置，读者可以根据标志引导系统，任意查找、浏览所需的文献资料，采用查、、藏、咨、借合一的管理方式，为读者营造一种“知识超市”的氛围。同时，每层空间均设有供读者使用的检索终端和自助复印设备，使读者在开架阅览区的每一层可以得到查询、阅览、外借、复印等便利的“一站式”服务。在罔书馆大门处设有24h自动还书口．读者可在任意时间内还书。
大学图书馆建筑思想与人文思想的交融将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情报需求、教育需求、沟通需求和休闲娱乐需求，使大学图书馆成为存储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中心，成为终身教育和文化娱乐中心。
2人文关怀是大学图书馆建筑思想的精髓
2．1人文关怀的内涵
“人文”这个字眼是基于人之为人的哲学理念，中国的“人文”可以对之以“仁与礼”，人文关怀来自于人性自我关怀的精神和文化气质，“人文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周易·贲辞》指出：“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天文是指人之外的自然发展规律。中国的古代哲学历来注重人文关怀，从儒家思想的崇德、讲仁以理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人文关怀的思想。
人义关怀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和发挥，是理性的文化精神，它具体表现为怀有诚实善良的感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批判意识去关心、关注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个人，特别是社会巾的弱势群体。人文关怀是一种人世态度，具有很强的思想内涵，是人们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是一个人根本的生命态度。
2．2倡导人文关怀的意义
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涵盖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关怀图书馆中的人，即馆员和读者，对人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第二层面为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巾以人文化的新的思维范式为手段，促使图书馆哲学由注重理论的深奥转向注重现实的与人紧密相关的实践研究。其意义在于建立新的图书馆哲学价值观，开肩图书馆人文关怀的大门，倡导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图书馆建筑的人文关怀是指以具有利用图书馆需求的特定社会人的基本生理、心理、行为和文化特质为基点的建筑环境，是人和建筑环境共生的学习、研究场景的再创造。因而对于大学图书馆建筑来说，人的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焉”。能与天地平起平坐的只有人，实际上是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儒家更是将现实的人生社会作为主要对象．更加肯定人的价值。
大学图书馆作为社会求知的载体，在人类包含着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发展中，在以人本精神和技术为内涵的现代主导性文化精神的确立过程中，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的历程中，肩负着神圣而艰巨的社会历史使命。
【关键词】初中语文；人文精神；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7-0038-01
人文素养可以这样理解：学习者通过长期学习文学、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知识而获得的精神上、思想上的修养积淀。它包括人文知识的修养和人文精神的修养。人文知识的修养是通过学习各种人文学科而获得的文学修养、艺术审美修养、哲学理论修养等，人文精神的修养是在获得人文知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等。语文学科丰富的人文内涵决定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也就是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形成较强的语文能力、崇高的道德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良好的行为习惯、合作的团队意识、健全的人格魅力等。
1 珍视新教材，挖掘教材人文素养的内涵
根据《语文新课程标准》精神，新版初中语文教材的课文内容将视角广泛地投向家庭、社会，关注亲情、友情等真情，引导学生联系自身实际，感悟种种人生哲理。面对初中语文教材的这一改编，我们教师应主动去挖掘课文的人文内涵，由原来的“课堂指导者”变为“课堂促进者”，让语文课成为“大语文”的舞台，洋溢着文学的气息。以初中语文七年级为例，七年级的第一单元所选择的课文均属于叙事文章，文章中蕴涵着很多深刻的人生哲理。第一课《在山的那边》是告诉学生:要有目标、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最后一定可以看见“大海”。这一课对于我们山里的孩子更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从小生活在山里的他们，也特别向往着走出山沟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对于鼓舞他们认真学习起着重大的作用。《走一步，再走一步》则告诉了孩子们:不要看着远处的目标感到畏惧，我们要着眼于眼前，克服现在的困难，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最后成功永远属于我们，使学生的意志品质得到了熏陶。相信只要肯去挖掘教材，认真分析，就能很好地利用教材中的人文素养去感染学生。
2 开展语文实践活动，表现文章“留白”，促进人文素养的内化和提升
马克思关于教育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出：教育要保护人的天性，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促进人的创造力的发展，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促进生命的全面升华。因此，语文学习就不能只停留在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层面上，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在语文教学中，要把阅读作品与生活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在阅读与实践的相互消融中，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语文教学人文性的重要内涵。真知识是从社会大课堂中获得的，真性情是从生活实践的感悟中陶冶的。阅读教学不仅要善于找准文本的“留白”，还要根据作品“留白”的不同，采取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才能建立起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情感链接点，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促进生命的全面升华。通过对文本内容多角度的思考，完成了文本的人文精神向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转变与内化。
3 营造宽松氛围，发展创新思维能力
“亲其师而信其道”，学生往往因为喜欢某位老师，而转变为喜欢老师所教的学科。教师要把微笑带入课堂，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美好的心境，要把自己作为普通一员置身于学生主体之中，与学生和平相处；要对学生多关心，多爱护，通过细微之处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爱，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型的师生关系；要尊重学生，在全班交流中尽可能给学困生以发言的机会，对他们的学习上付出的努力给予真诚的鼓励，营造宽松的研讨氛围，让每一个孩子在研讨过程中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快乐，都能体验到老师的关注和期望，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行动。如课堂上多用“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吗？”“你认为这句话应该怎样读？请你给人家读一读行吗？”等充满爱心言语，激发学生创新的意识。为创新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 拓展阅读，加厚加宽学生人文底蕴
加速拓展阅读，能迅速而有效地扩大学生吸收量，使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不断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加深人文底蕴。阅读体裁要多样化，适当涉猎诗歌、散文、戏剧、长篇小说。只要内容健康有益，无论文学作品、科学技术，还是历史哲学方面的书都可，除背诵古诗之外，加大背诵量，尽量超过400万字。“厚积而薄发”，学生写起文章来也就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了。延伸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语文活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语文教学不限于教科书，不限于教室，不限于校园，而是与家庭、社会相通的，甚至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它包括一个人完整的生活世界。我们可以在课余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如：参观、访问、竞赛、夏令营等，也可请上家长参与评价。总之，语文是文化的载体，是与人、与人的社会历史文化、与人的具体的生命活动紧紧相连的。既要重视语文的工具性，更要偏重于人文性，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字的思想感情。
5 优化课堂教学手段，深化人文素养的深度
论文摘要： 本文从教育学视角讨论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理据。理工科大学创办与发展文科是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过程的需要，而非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命的需要。
理工科院校文科的发展，不仅是创办文科专业与设置文科课程的问题，而且是对理工科学生实施人文教育过程的问题。理工科高等学校要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思考文科发展的问题，将自然科学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将理工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技能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幸福观等相结合，将理工科的科学问题纳入哲学社会科学的视域加以审视与研究。因此，本文将讨论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教育学视角。
一、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人口、经济规划、城镇建设等，内在地要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二者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即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理工科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顺应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大趋势，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使学生学习与掌握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但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目标。我们不仅要传授理工科自然科学与工科知识技能，我们还要从道德品质、工作态度、社会责任、文化素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培养教育学生，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科学技术问题只能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但解决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2002）认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工程”，而文化工程是一种人心工程。这个工程具有以下四个要点：（1）它涉及一个民族的总体科学、道德和精神文化素质；（2）它涉及一个民族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共识；（3）它涉及一个民族对全局问题、突发事件和日常现象的理性思维能力；（4）它涉及一个民族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赋予社会以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和物质形式，而人文社会科学赋予社会以前进方向和精神内容。只有把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结合起来的社会，才是一个完整的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理工科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不仅要具备创造物质文明的才能，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承载者与践行者。因此，培养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是社会发展对理工科大学提出的要求。
二、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过程的需要
对于理工科高校来说，落实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目标，在于研究与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课程的培养计划。70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重点理工科院校相继创办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这些工科强势学校，逐渐转变为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然而，“综合性大学”浪潮过后，理工科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着如下问题：理工科应该创办什么样的文科专业？如何创办与发展文科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定位文科课程？确定什么样的文科发展路径？采取什么样的必要的管理与发展措施？
“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个人知识与学科知识、教材的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之关系的问题，在课程形态上则表现为经验课程和科学课程的关系。课程理论和实践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意味着在这个基本问题的探究方面做出突破。”（钟启泉&张华2001:144）我们认为，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还应该包括个体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不管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社会化，还是使人类社会更加人化，教育的目的性是存在的，而这种目的性就是教育活动的方向和推动力，就是选择教育内容的方向和标准。教育的方向性，或受教育者个体经验的方向性，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
杜威在研究经验课程时历来重视教育的目的性，重视学生经验的教育价值。他重视学生的个体经验，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是从经验中产生的，强调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然而，他认为，经验和教育二者并非等同，并非一切经验都真正地具有或相同地起着教育的作用。他运用“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区分了“有教育价值的经验”和“没有教育价值的经验”。经验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每种经验既从过去经验中采取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每种经验就是一种推动力。经验的价值只能由它所推动的方向来评断。”因此，教育者的责任就在于判明一种经验的走向。（杜威,1991:259-263）
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代表社会完成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因此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就应该首先具备能力，判明理工科大学生经验的走向。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与教师是社会化的典型产物，因此他们具备社会发展先进思想的素质与品质，能够代表社会与按照社会对人才发展的需要，完成教育受教育者的任务。这充分说明，个人发展与教育、学生与教师、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相关性。
课程作为教育内容的目标化过程，必然要受社会需要的制约。因此，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包括个人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人应该如何发展，其发展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是如何影响个人发展的，这些问题都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课程研究的基本问题。
王佩华（1998）认为，文理分家，理工脱离，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模式使得我国理工科院校人文氛围相对淡薄，文科发展阻力大。然而，文理分家，并不是理工科院校创办文科专业的真正理由，文理融合比较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也并非理工科院校学习的典范。这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文理分家加强了文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如果具有文科传统与优势的文科高等院校不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学，岂有理工科发展文科专业的道理？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有其历史与传统，解放前的清华大学也有其历史与传统。理工科高等学校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理工与文科并举的麻省理工学院对于发展文科有什么优势？对于发展理工科有什么优势？假如清华大学具有以往强势的文科，其文科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其理工科又会受到什么影响。
因此，理工科大学创办文科专业向综合大学发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而是通过创办文科专业，让理工科学生享受人文学科滋养。人文学科的滋养通过三个渠道渗透到理工科大学生的经验，影响着其个人发展方向与路径。其一，通过开设人文学科课程。学生必修与选修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科课程，获得人文学科的知识滋养，在个体的知识结构上完成文科与理工科的融合，实现知识结构上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目标。其二，通过师生与生生交往影响学生。理工科院校文理科的融合，不仅仅表现在学生知识结构层面，还表现在文科课堂上文科教师与学生的课堂交往方面。文科教师以其特有的文科气质、文科态度、文科价值取向与文科人格魅力，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在课下，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社会交往，文科学生的言行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其三，文科专业的创办与文科院系的设立，无论从学校学术氛围与学校学生生活，还是从图书资料与网络资源等方面，都会对理工科学生产生影响。
三、结语
高等教育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己任。理工科院校以其理工专业见长，发展文科专业，发展什么样的文科专业，怎样发展文科专业，都不能离开与脱离教育学理据，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是人才培养过程，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人才培养目标。理工科院校人文学科的发展不可离开其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参 考 文 献
[1]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全国理工科高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综述,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4.
[2]戴忠信.动态多元课程观：统整课程与教学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1):1-5.
[3]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北京: 民教育出版社,1991.
[4]王佩华.重点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思路刍议,高等教育研究,1998(3):59-6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法学思维；培养方法
一、法律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1.思想政治学科中法学思维
法律思维。从广义上来讲，法律思维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主体包括法律职业从业者，如法官、检察官、执法人员、律师等，以及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运用法律时的思维，也应属于法律思维范畴。
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法律思维蕴含规则性、程序性、平衡性、基准性的特有知识、价值和方法。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仅要从哲学的抽象性、全局性来考虑问题，还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运用规则、讲究程序、重视证据、建立明确责、权、利的制度，将哲学抽象l生和整体性、系统性和法学的具体性、规则性、适用性结合起来。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不同于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
“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再好的法律，若不服务于实践，就是一张废纸。所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不仅需要严谨的逻辑思想能力，抽象的哲学思维，也需要法治的理念，以权利义务的角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思政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中学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来管理学生。如学生在学校的地位是什么？学生和学校是什么关系？学生在学校享有哪些权利？学生又该承担哪些义务？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理？有的家长以为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把监护人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学校。一旦学生在学校出了事情，部分家长不管青红皂白，就纠集其亲朋好友到学校大吵大闹。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绝大多数学校的做法往往选择私了，不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学校的权利，往往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实学校应该用法治的思想来治理学校。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看学校这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该不该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将学校的管理制度化、规划化。管理学校如此，企业管理，做其他思想工作亦是如此。
二、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加强法律思维的培养
1.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思政专业课程体系的安排，在以《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西方哲学史》、《法学概论》、《西方法哲学史纲要》或者《法哲学》，合同法等课程。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法学概论》是一门概要论述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课程，开设《法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是普及法学知识，加强法制教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要地掌握法学的一般原理，了解我国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的主要规定，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并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法律问题。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求懂得一般的法律规定，并且能够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在哲学思维和法学概论知识体系的架构上，培养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思维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思政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层次地思考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不公正、不公平，进而解决主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2.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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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思潮。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图景。它之所以能为几代人延续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观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
那么，进化论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转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呢?
一、促进了对进步观念的认同
从词源上讲，进步的语义并不复杂，进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进步”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向前(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讲，进步观念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演变趋势、阶段和方向不断向前的观念。内含着进步观念的历史观，便是通常所说的进步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极其缓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的更迭、万物“诞生、成长、繁盛、衰老、死亡”循环不已的历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兴衰，都使得人们无论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还是从经验上或事实上，都很难看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印证，由于缺少事实的证明，那种内涵着“向前”的进步观念就很难形成。表现在历史观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观”或“循环史观”，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现象。如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是现在，也不在未来，而是早已经远逝了的“黄金时代”，孔子主张“法先王”、“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过去文武周公时代的礼制以拯救“礼乐崩坏”的局面，“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等等都是明证。可以说，只要这种衰退或循环的历史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进步观念的产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纪是进步观念迅速兴起并被人们逐渐接受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以他们杰出的贡献为进步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围。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是“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并最终构成“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自此，人们有理由不再迷信《圣经》的权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儿的思想体系中，理性的至高无上原则、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性和精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进步观念的确立居功至伟。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没有经过理性确认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过去的权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轰然瓦解;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理论相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根基;而精密的逻辑演绎方法使得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衰退之中的结论不再成为可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则以各自的杰作《乌托邦》和《太阳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宏伟画卷：理想的社会不再存在于过去，而是未来。此外，17世纪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国开展的长达百年的“古今”之争，也给盛行的退化理论以迎头重击。“古今”之争最初源于文学领域，很快便扩展到哲学、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生活领域，这场古代还是现代孰优孰劣的论争，最终以现代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使得进步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进步，已不仅仅只是被想像成一种对未来的无止境的伸展，更被当成了一种必然和确定。
如果说，上述16～17世纪的进步观念还仅仅只是在智力和知识领域被确立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则进一步向社会的纵深领域发展。这首先应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纪50、60年代始于英国并进而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发展进程的提速，社会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事实和经验的证明。在启蒙运动中，启蒙学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认为人的品质可以通过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径进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印证了孔多塞的预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社会进步的内容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进一步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发展，人们还根据社会进步的构想来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进步观念已逐步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
到了19世纪，进步观念的胜利进军只剩下最后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垒，那就是，进步观念如何能从自然界的演变本身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进步观念不是一种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而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例的话，那么，就有将自然和社会割裂的危险。解决这个难题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理论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并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趋于完美和高级的过程，可以说，正是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及时创立，才使得进步终于成为了一个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至此，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于一体，共同归于一个统一的宇宙进程的障碍已然清除，进步观念终于完全成为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念，并且随着它的远播四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技术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圆圈形运动”。第一个圆圈是：“主体一手段一客体”的技术的客观演化过程。主体运用自己的体力与脑力，发动和控制物质手段，使其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主体指挥下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客体，使客体获得改造，从而符合了主体的要求，达到主客体的统一。第二个圆圈是：“目的一手段一结果”的技术的主观演化过程。目的是主观愿望，结果是目的的实现。这个从目的到目的的实现的运动，既是手段又是中介。两个圆圈从主客两方面描述了技术的辩证运动的逻辑。
[关键词]梁漱溟 新儒家 文艺思想 心 身 本能 理智
〔中图分类号〕IO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24-04
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既不同于熊十力及其门人所坚持的“返本开新”的努力方向，亦有别于马一浮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致思理路，而试图以西方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研究成果为根据，将传统儒学所建立的精神世界纳入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人类精神发展图式之中。而这一人类精神发展图式的建立，则是以其对身心关系的独特理解为理论基石的。在梁漱溟所设想的人类精神发展图式中，儒家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精神境界居于最高位置。而“文学艺术之属”则是实现这种理想境界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梁漱溟看来，文学艺术活动可以使人进入一种“能人化境，这是人的生命顶活泼的时候。化是什么？化就是生命与宇宙的合一，不分家，没彼此，这是人生最理想的境界。”[1] （P120） 由此可见，“文学艺术之属”在梁氏文化哲学中的重要位置，惜乎为其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学术成就所掩，学术界迄今对梁氏文艺思想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也不够深入。近年来关于梁氏学术思想的各种评述，关注的热点大都集中在他对中西文化哲学的论述方面，而较少涉及其文艺思想。仅有的几篇提到梁氏文艺观点的学术论文也只是在谈及梁氏文化哲学或者道德哲学的时候顺便涉及其艺术哲学，而且大多也只是罗列一下他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各种观点而已，既缺少对其文艺思想之内在逻辑的分析，也未能阐明其文艺思想与文化哲学思想间的内在联系。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梳理、分析，揭示梁氏文艺学思想的基本构成和理论脉络，借以把握梁氏文艺思想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身心关系：梁漱溟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梁漱溟看来，“人的个体生命即人身，通过某种感觉器官与环境相接乃发生感觉、感情，一切文学艺术都建立在这上面”。[2] （P232） 而所谓“感觉、感情”者，则是“从身达心，往复心身之间”的，[2] （P231） 因而文学艺术之属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往复于人类的身与心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方式。这是梁漱溟关于文学艺术问题最为根本的看法，也是其一切文艺观点的理论基石。
在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中，身和心是一对极为重要的概念，对身与心之间关系的阐释也是梁氏整个文化哲学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梁漱溟看来，所谓身，即“生命活动所资借的物质条件”；而心则是“生命活动的表现”。[2] （P106） 他征引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生命活动赖以发生的生理基础是动物神经系统的发展，由于人类神经系统的发展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动物，因而拥有着地球上最高的智慧。人类因为有了特见发达的头脑，有了高级神经与低级神经之间的分工，“人类生活既进入理智之一境，知行之间往往很有间隔”，[2] （P105） 于是身与心之间也出现了必然的分野。
身和心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梁漱溟说：“人身――人脑只是给人心(生命)开豁出路道来，容得它更方便地发挥透露其生命本性耳”。[2]（P130） 即是说，就人类而言，身是为心服务的，心是身的统帅。身、心虽性质互异，却并非彼此悬隔，而是一体相通的，“譬如电解池内两端有阴极阳极之分别，却往复相通而不隔”。[2] （P111） 因而，在梁漱溟看来，身和心之间是彼此相反而又相通，共存于生命有机整体之中的。这也就为感情“从身达心，往复心身之间”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则感情又是如何在身心之间往复的呢?这里需要提到梁氏文化哲学的另一重要概念――理性。梁氏是在与理智相对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从生活方法上看，人类的特征无疑是在理智”，[3]（P126） 但“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这便是理性”。[3]（P127） 这种理性，梁漱溟也称之为“情理”，以表示其偏于主观的特性。 这种“无所私的感情”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感情也是不同的。梁漱溟认为，一般所说的感情可归诸“冲动”一类，与他所谓感情含义有别：“冲动(impulse)无疑地是身内机械运动的发作，感情(feeling)则不尽然。一般粗重的感情当然联结到冲动，同为身之事；进于高尚深微的感情，离身愈来愈远，其境界便很难说了”。[2] （P111）
由此可见，在梁氏哲学中，感情与冲动都存在于身心之间，而有高低之别。冲动离身――本能较近；感情则离心――理智较近，其至为“高尚深微”者，即梁氏所谓“无所私的感情”，也就是理性。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感情之粗重者，还难免与冲动相关，其“高尚深微”者，则与冲动关系极为渺茫了。但也还不能说是毫无关系，因为身与心之间原本就是相通的，因而所谓感情，也就不能绝对与身――本能无涉。在梁漱溟看来，这种“从身达心，往复心身之间的”的感情，适足以成为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内容。
身和心也是传统儒学谈论较多的一对哲学概念。但梁氏从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出发对这一对传统哲学概念所做出的全新阐释，无疑使其具有了现代科学的某些特征，从而也给他的文艺思想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梁漱溟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问题
梁漱溟认为，文学艺术之属“大抵可以美或不美为其概括地评价”，[2]（P231） 文学艺术显然应当属于美的范畴；然而，他又认为“文学艺术总属人世间事，似乎其所贵亦有真之一义”，[2]（P231）于是文学艺术之属又具有着真的含义。美耶真耶，文学艺术现象的本质特征究竟如何？依梁漱溟之见，就文学艺术而言，“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2] （P231） 可见，文学艺术之属要成为美的，除了要表现人类多层次的丰富感情外，还要求这种感情必须能够真切动人。如是，则既是真的，亦是美的。因其是真的，才成为美的。这里所说的真，“与科学上哲学上所求之真固不同也”，[2] （P231）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为了说明真的不同含义，梁漱溟曾借用佛家《瑜伽师地论》中的“四真实”之说详加阐述。所谓“四真实”者，一是“世间极成真实”，“此即肯定现在通称的感性知识是有其一面真实性的”；二是“道理极成真实”，“此即肯定现在通称的理性知识有其真实性”；三是“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所谓烦恼障指缘自“我执”(或曰“人我执”)的烦恼使人烦扰昏乱，真理无从显现，净除此障，即成“净智”，真理方得以显现；四是“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所谓所知障，指缘自“法执”(或曰“法我执”)的障蔽使人迷惑于假象，真理无从显现，净除此障，即能进入佛家所谓“真如”之境(梁氏认为此即宇宙本体)。[2] （P206-209） 比较而言，前二者属于人世间的真实，后两者属于出世间的真实。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真实。梁漱溟的新儒学观点是深受佛学影响的，在他的文化理想中，始终为佛教天国在人世间的实现留有一席之地。因而，在人世间的真实与出世间的真实之间，他明显倾向后者。梁氏认为，从根本上讲，“世间一切相幻妄非真也”；[2] （P231） 但“平情论事，世间的真实性又何妨予以承认，却是出世间就更真实耳”。[2]（P206） 在梁漱溟看来，科学研究所求的是他所谓人世间的真实，“治科学者意在求真，其真不出吾前文所云四真实品之前二者”；[2] （P231） 而哲学所求的则是出世间的真实，“然真莫真于破除所知障，是则非世人想象所及矣”。[2] （P231）
然则文学艺术之真实，与科学或哲学所求之真实又有不同。梁漱溟认为，文学艺术之属，莫非作家与其观众之间藉作品若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2] （P232） 从创作者方面来讲，“创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蕴蓄者以刺激感染乎众人”；从欣赏者方面来说，则是“众人不期而为其所动也”。在这种状态下，“彼此若有默契，若成神交”。[2] （P232） 可见，文学艺术活动不是科学研究那样基于主体对客体的分析，因而不是感性认识或者理性认识之真实与否的问题，也不是哲学探讨那样基于主体自身的体悟和探究，因而不是破除什么“执”或“障”的问题，而是基于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之间，经由作品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交流活动的真实发生。文学艺术之属的真实，指的就是在这种精神交流活动中感情的“真切动人”。这种“真切动人”，不一定是上述四真实之任何一种，但却可能在每一种情况中存在：既可以是人世间真情实感的催人泪下，亦可以是出世间神秘情感的令人神往。在梁氏看来，“人的感情大有浅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2] （P232） 因而体现在文学艺术之属中的精神交流活动之真实状况，也就有了不同的层次。层次低者，只可“悦耳悦目”；层次高者，则可“怡神解忧”；感情至为“高尚深微”者，则可以上通“宇宙本体”。
于是，在梁漱溟的文艺观念中，作为文学艺术之属之本质特征的，自然是美；然而此所谓美，又必须是真的，只有首先是真的，才有可能成为美的。因为“美者非止悦耳悦目，怡神解忧而已”。[2] （P231-232） 尚须由人心之广大深远以通乎宇宙本体，[2]（P236） 亦即人类之生命本体，如此才能成其为无私的至美。显然，梁漱溟对文学艺术之属之本质特征的理解，也是奠基于他对身心关系的独特理解之上的。
三、梁漱溟论文学艺术的分类问题
梁漱溟所说的文学艺术之属，所涉极广。“说文学，涵括诗歌、词曲、小说、戏剧、电影等等。说艺术，涵括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建筑等等”。[2] （P231） 面对繁多的文学艺术门类，梁氏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对之加以分类说明，借以把握它们不同的艺术特征。
首先，梁漱溟依据文学艺术作品之艺术形式作用于审美主体之感觉器官的不同方式，将所有文学艺术分为三类。第一，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即“从第一信号系统以与人类生命发生交涉”者，如音乐、绘画之类。第二，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即“形之于文字符号或口语者”，属于从第二信号系统以与人类生命发生交涉者，如小说、诗文、书籍及弹词、说书之类。第三，多种方式综合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即一般所谓“综合艺术”，如中国的京剧。[2] （P232） 这样的分类方法看起来似乎借鉴了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之说，而实质上依然是基于梁漱溟自己对于身心关系的独特理解之上的。梁氏所谓身心之间的分野，实际上讲的就是本能与理智的差异。梁漱溟概括巴氏学说为：“其所谓无条件反射者概属本能；其所谓条件反射则不离本能而向于理智发展之见端。凡此皆其所谓第一信号系统，为人类与高等动物所同具。其所谓第二信号系统，亦即信号之信号者，则理智之能事，而为人类所独擅矣”。[2] （P42） 在梁漱溟看来，第一信号系统多半基于本能，第二信号系统则全部建立在人有理智这一事实之上。因而，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发生作用的范围，就在本能和理智，亦即身和心之间。而文学艺术之属的存在方式，不是第一信号系统便是第二信号系统，当然也是存在于身和心之间的。
其次，基于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对象的差异，梁漱溟又将文学艺术作品分为“联属于身者”与“联属于心者”两类。“联属于身者”，即表现人的本能的艺术作品。依人类本能的不同，这一类作品大致又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其一，表现人的性本能的。在梁氏看来，“文学艺术任何一方面自古至今的创作，如其不全是围绕在此，至少亦必涉及乎此”。其二，表现人的斗争本能的。这主要包括武侠小说、惊险影片、球类竞技以及取材于雄师猛虎的绘画、舞蹈之类。另外还有一些是表现人类其它本能的，如：探究之本能、游戏之本能、自由冀求之本能”等等，“亦皆为文学艺术各方面创作中所常利用”者。[2] （P234） 在关于人的本能问题上，梁漱溟显然是深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影响的，认为“所谓生活问题者，从一切生物所有生活看去，要不外个体生存、种族蕃衍两大问题而已。围绕此两大问题预为配备所需用之种种方法手段，随动物生命以俱来者，即所谓本能也”。[2]（P47） 因而他在人的诸种本能之中最为强调性与斗争两项。而所谓“联属于心者”，指的是那些“意境甚高的文艺作品”，此类作品能够“感召高尚深微的心情，彻达乎人类生命深处，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品德”。在梁漱溟看来，这一类作品无疑属于可以感发人的“无所私的感情”者，是至真的，也是至美的。在这一类作品中，梁氏特别提到了“陶渊明的诗，倪云林的画，恬淡悠闲，超旷出尘；又如云冈石窟、龙门造像，静穆柔和，耐人寻味；或如欧洲中世建筑仿古罗马式哥特式大教堂，外高耸而内闳深，气象庄严，使人气敛神肃，起恭起敬，引向神秘出世之思”。[2]（P235-236）凡此种种，均可算作“联属于心者”的艺术作品。
综上，我们看到，在梁漱溟的文艺观念中，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方面着眼进行的分类，还是从其内容方面着眼的分类，实质上都是基于他对身与心之间关系的理解这一根本文化哲学观念展开的。
四、梁漱溟论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文学艺术之属并非只是一种娱乐方式。作为人类生命本性自然而真切的外露，文学艺术具有引导人生摆脱庸俗，走向典雅、高尚；引领人类社会平息各种争端，走向和平、安乐的意义。当然，这些在眼下还不能实现，但梁漱溟深信，不远将来，在他所谓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得到复兴的时候，文学艺术之属所具有的上述种种人生的、社会的意义将会得到完美的体现。几乎在他所有涉及文学艺术问题的论述中都讲到这些内容，梁氏称之为“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化”问题。我们不妨按照梁氏的逻辑将这一问题分为人生和社会两个方面来探析。
梁漱溟认为，心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方式，主要体现为理智，但理智却并不必然会引导人们进入理性的精神境界。在很多情况下，理智的运用适足以使人“在人情世故利害得失上易有许多计较”，于是“他的情绪常是被压抑而不能发扬出来，他的生命常是不活泼，而阴冷、涩滞。”[1] （P120） 而文学艺术之属的作用恰恰就在于它能够“使人解脱于分别计较，从支离破杂的心理得到很浑然整个的生命，发扬出真的有力的生命，把一切俗俚琐碎的事都忘了。”[1] （P137） 通过文学艺术之属的熏陶，原本被本能桎梏的理智终于得以脱离其障蔽，从而获得一种合乎理性的精神生活。
从社会方面看，梁漱溟认为，在一个有宗教生活的社会里，人们可以借助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在一个缺乏或者宗教势力逐渐失去其原有影响力的社会里，则需要以道德力量构建人们的精神世界。而道德，在梁氏看来，就是“一种人生的艺术”。这有两方面含义：其一是说道德本身所达到的效果，其情形恰好就像是一种艺术形式，“道德是什么?即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1] （P87） 其二，道德本身要起到更明显、更妥帖的作用，也需要借助某些艺术手段。比如中国古代常将礼乐并举，就是出于这种缘故。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4] （P7） 是具有某些宗教意味的仪式。中国古代没有明显的宗教形式，礼主要还是一种维护道德规范的手段。而乐者，为“五声八音总名象”，[4] （P124） 显然主要是指各种以声音作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两者并举，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将礼和乐看作维持社会人生正常秩序的有效手段，正是道德活动对艺术手段的借重。梁漱溟如此看重文学艺术活动在社会人生中的积极意义，与他的文化发展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梁氏认为，作为两种早熟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将会在不远的未来依次得到复兴。古印度文明的复兴意味着一种宗教精神的重新抬头，而古中国文明的复兴则意味着道德社会的来临。在梁氏看来，不论是古印度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的复兴，都离不开社会人生的艺术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艺术活动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也将成为一种艺术化的生活。在梁漱溟看来，这是一种更为合乎人类理性的生活。
尽管梁漱溟并不以文艺思想家著称，但在他为数不多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中却包含了极为丰富而深刻的文艺思想。他对“文学艺术之属”作为往复于人类身心之间的一种特殊精神活动方式的理解，既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文艺思想的印记，亦融合了许多西方现代思想观念，而出之于他个性化的现代新儒学论述方式。因而，在将前人学说推向前进的同时，梁氏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也为后来者指示了一条如何将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由传统推向现代的门径，这一点无疑对我国当代文艺思想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第2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2]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是近代在欧洲兴起的一种思潮，也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很多人认识人文主义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的，否认中国有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这种看法，本人持不同的看法，下文将阐述我的观点。
人文主义这个概念一般认为是在19世纪的欧洲开始出现的，中国学者在翻译英文Humanism时把它译成“人文主义”。长期以来，当人们讲到人文主义的时候，一般总是把它看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在当时来讲，它成为一个主要思想流派或思想体系，主要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内容为崇高“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以及以人权反对神权，以现世生活和现世的幸福反对来世说教和禁欲主义，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反对蒙昧主义和封建迷信等等。
人文主义一词最早在公元前150年产生于罗马，出自西庇阿斯(Suipios)家族。当时人文主义是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的口号，相对而言，这个新帝国的文明不如古希腊文明那样精致和高级，所以提出这个口号与野蛮或野性相对立，以告别野蛮人的行为方式，表示教化的理性。
人文主义是人的一种生活观、理想观、价值观，是人的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应当努力去实践和追求的，因此它是永恒的。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是在19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正式提出来的，它是指贯穿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的价值理想和哲学观念，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要求尊重人的本质、人的利益、人的需求以及人的多种创造和发展的可能性。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主流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和禁欲主义的。
谈到中国人文主义问题，很多人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人文主义这种意识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兴起的，人文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才开始出现的，到了近代才慢慢为人们所接受，认为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人文主义这种思想意识，只是到了近代慢慢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才出现人文主义这种思潮的。我觉得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中国人文主义之有无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人文主义的定义问题。我认为，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命名，它指的仅是十四至士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但作为一种人的自我意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人应当在此岸世界中认识、肯定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在所有人类的历史上都源远流长。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不过是西方古代人文主义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一个必然发展，这个运动之所以以复兴文艺为名和因此著名，并不全在于某些倡导者提出的口号，而在于它确有一个古代人文主义的历史基础。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口号，是人文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所应有的总结，而并非人文主义在所有一切阶段上所必有的标志。一一因此，不应怀疑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存在，正如我们之不怀疑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或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存在一祥。更何况中国文化本是一个多元的系统，我们早就应从多角度去认识它。
人文主义并非西方人的独有，早在几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就已产生并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只不过东西方人文主义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差别而已。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东方的人文主义诞生太早，早熟性决定了它对“人”缺乏深刻的认识；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则诞生得较晚，它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步认识到了“人”的，具有成熟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人文主义与西方人文主义反对的“神”有不同特点。古文献体现出我们的“天帝”是与人合一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它通过造化监视人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兴盛，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根本意志和长远利益的神格化。而西方人眼中的“上帝”是完全与人分隔的超越一切的人格神，它只通过“言说”的方式来创造与统治世界。
中国并不是不存在人文主义，中国的人文主义甚至比西方人文主义出现的时间更早些，只是由于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是由西方首先提出的，对于人文主义的概念和内容的界定也是由西方人作出的，在人文主义方面，西方已经掌握着话语权。由于中西在很多方面，尤其在传统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导致中国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古典人文主义和西方人文主义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处，但二者在体现全人类人文精神方面应该是一致的。下面我将粗略地谈一下中国人文主义及中西人文主义的比较。
“人文主义”一词是从西方辗转翻译到中国来的。中国本来有“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周易·贲·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国人文主义产生于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中国，是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由乱而治的理论指导。大约在公元前二十多个世纪，即《尚书》记载的尧舜时代，中国社会进入原始社会末期。尧、舜、禹是在黄河流域先后相继的三个部落联盟首领。由“尧”而“舜”而“禹”，“黎民”都是部落联盟首领（“帝”）的服务对象，部落联盟首领（“帝”）都以“黎民於变时雍”（众民赞美善道，时世雍和太平）为大治天下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演进中，有关“民为邦本”思想的道德论说，在“人道”与“天道”交互影响中不断积淀，逐步形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春秋时期勃然兴起。
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在总结和借鉴尧舜时代以及夏、商、周所提出的“民惟邦本”的道德论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关人文主义思想的新的道德论说。孔子在这些“道德论说”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克己”、“爱人”、“力行”为基本内容的“仁学”，而成为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中国人文主义，虽兴起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春秋时期，但作为中国人文主义核心内容的“民惟邦本”思想，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产生。《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夏启之子，太康之弟。《五子之歌》，乃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皇祖”，指“大禹”。“皇祖有训”，即大禹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是“大禹”对后人的训戒。“大禹”训诫其后人，对“民”要亲近，不能疏远。“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乃邦国之根本，作为邦国之根本的“民”安定了，时世才能雍和太平。
春秋时期，周内史叔兴所阐述的“忠、仁、信、义”是处理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晋范文子所阐述的“仁、信、忠、敏”是处理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这些考虑周天子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时所阐述的“仁、忠、信、义、敏”等都为孔子仁学所接受。特别是“仁”，孔子认为“仁”是人文主义者的道德规范，是人文主义者一切行为的基础。孔子回答“哀公问政”时强调，“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以生也。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不知天。天下之达道有五，其所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行之者一也。”孔子所谓具有“仁”德的人，就是中国人文主义者，就是“修身”、“事亲”、“知人”、“知天”的君子；他们热爱生活，关心他人，积极入世；他们“知其所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说中国传统中没有人文精神，是从西方人文主义概念出发的。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强调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所谓人“为万物之灵”，“赞天地之化育”;强调文化的基本功能在于对人的道德教化，即所谓的“道德人本主义”;强调在一定的关系中考察人，有鲜明的伦理特征。这些都突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特征。
人文主义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主导部分是中国哲学，而中国哲学的核心部分则是人生论，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天人关系中，强调天道服从、服务于人道;人神关系经历了由人神一体、人神分化到人的地位渐渐提升，而神的地位逐渐服从于人的中心的历程，人道抑制神道，神道始终不得抬头。
参考文献
［1］ 徐子宏：《周易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122页.
［2］ 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3］ 冯天瑜：《略论中西人文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1月.
［4］ 布洛克［英］《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
［5］ 布克哈特［瑞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
【关键词】 流；尘；流尘界；人界；哲学界。
我从“融合思维”的视角来思考宇宙学与哲学的关系。希望通过对宇宙学的解读找到它与哲学的因果逻辑，目的是让哲学不再是漂浮不定的幻觉而是可以触摸的现实人的生活。哲学既然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那么就回到生活本身，从我的真实的感受中去寻找与回答宇宙是什么。
童年是天真无邪的，清纯无染；道心无尘。宇宙是冬季的厨房中看尘埃在光束里自由的飘荡；是美丽的白雪在太阳光下去了何方？是蒲公英带着我的好奇上了天堂；是游泳后上的汗毛在夏风中离开肌肤瞬间的挠痒；是与伙伴“打土仗”时尘土飞扬的笑声；是夕阳西下时太阳留在山后的捉迷藏；是芦苇丛中静听小溪的诉说；是月朗星稀的夜空中对织女一往情深的牛郎；是皎洁的月宫中飘逸的桂花清香；是恋爱的佳人把羞涩的脸庞遮挡；是对高山大海的执着；是对无垠原野的向往……。
我问宇宙：你到底是什么模样？使我对你不断的遐想。你有多么的广大？万物都在你的胸中潜藏。万物又是如何井然有序、个性成长？是什么神奇的力量驾驶它们自律自强？是黑洞？是九重天？是木火土金水？是真主？是神灵？是三界？是河图洛书？是我心？是拈花一笑还是天圆地方？……
问我：宇宙是什么？古往今来的圣贤是如何的思考？我从中能获得怎样的启示？使之转化为我的思想。孔子有“天何言哉”；老子有“道法自然”；《圣经》有神的创造；达摩有“三界”与自识心性的“空空”篇章……将其整合、滤过万象，我能得出什么结论？一切皆流，无物不往。尘者流痕；流者尘象。
“融合思维”要求在对宇宙学的探讨中，既要从整体的视野里去把握又要从局部的分析去定格。对于整体的宇宙我把它“象化”概括为“流”；针对宇宙的局部我称之为“尘”。“流尘界”便是我对整个宇宙的诠释，流魂寓尘，尘映流魂；流尘全息，无流无尘。“流尘界”即“流尘宇宙”，是流尘的我界；我界的流尘，这是我的宇宙观。
“流”是宇宙的主宰。“流”是对整体宇宙的“象化”，“流”的本质是“生”。是创生；是自生、原生、生生之生、自律、自强、自化与生它。“流”是绝对的、混沦的、动态的、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流”是宇宙的“生命之核”；是驾驶宇宙的最高境界；是演绎一切“尘”的法则；是人格化的生命与神格化的全能的一体；是宇宙浓缩的化心成空、空之有空的无界之界；是唯有用“一心宇宙”描述的诗意的理性；理性的诗意。
“流”既是生活之中的有形流象更是意识世界中的“无流之流”。它是“形而上”的“意流”、“动流”、“神流”、“想象流”与“创造流”，它将一切“尘流”囊括其中又超越于一切“尘流”之上。你可以从《易经》的阴阳之流；“道”之流；《圣经》中神的“灵流”；《古兰经》中“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之流；达摩的“三界”之流；西方哲学中的矛盾之流……中悟出“流”的真谛，但“流尘界”的“流”是融合之流；切换之流。它是又不是、不是却是的“流”；它是崇尚个性、拒绝单一、反对偏面、相行不悖、和而不同、包容共处的“流”。一句话将其概括为：融合的、切换的、流尘的、无界的、想象的、创造的“我流”。
“尘”是流的尘。“尘”是“流”的具体化、痕迹化、部分化、凝固化、定格化、积淀化。从人的肉眼看到的“尘”；通过显微镜窥见到的“尘”到“宇宙眼”（法眼、神眼、灵眼……）的切换，地球、太阳、月亮、银河系……都是“尘”。“尘”是“流”的内容；“流”是“尘”的母亲。单一的个性之尘表现的只是“流”的一点而已，众多的个性之尘映射出“流”的部分。无所不能的“流”与无限众多的“尘”是对应的、一致的、彼此互化的。人类无论是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哲学还是从宗教、神学、诗歌等学科对宇宙的认识都是显得那么的渺小与微不足道，然而正是人的能动的、创造的、自由自觉的、探索精神使得“尘”逐渐的开显于人。
尘映流魂，流魂寓尘；借尘达流，由流观尘。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阴阳莫大乎日月”。在这里理解为：天地是最大的“尘”；四季的变化是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最大的“尘之流”；决定“流”的是阴阳之性就是我们看到的日月。万物之性即“尘性”，它源于阴阳流性的瞬间写真与造化。透过“尘”去把握“流”是从具体上升到普遍的归纳之法；由“流”及“尘”是从普遍下推至具体的演绎逻辑。
人类的出现成为宇宙中的一个“质的界定”，它打破了宇宙中自然流变的宁静，意识的渗透使得原有的自然之性里多了一份人性的“神力”。物性与人性的交织、互置让彼此变得不再单一而是双重多性，在“流尘宇宙”中人类的历史只是其中的一条线段，我称人类的历史为“线段宇宙”。从“流尘宇宙”到“线段宇宙”序列变化的本质是“人的宇宙”的诞生，“人的宇宙”即“人界”。“线段宇宙”向两边的延伸就形成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向前是考古历史；向后是畅想未来。
在“线段宇宙”中整个人类的人生轨迹我称之为“线段人生”，哲学始于“人界”，它是觉醒的人用“人的眼光”看待自己与自己生活环境关系的思考。既不是没有人的纯自然的荒芜也不是离开人的生活的那种飘渺，更不是哲学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的误导。
从“流尘界”到“线段宇宙”、“人的宇宙”、“线段人生”再到对哲学的界定，其目的就是让哲学有家可归；有法可依；有路可循。哲学是什么？问我的理论就是哲学，这是我的哲学观。让哲学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回到我的状态里，从“今”这条线段为始点向前后两段延伸，无论是探究过去还是畅想未来，“人”是它终极不变的关怀。人因为关爱自己而爱人所生活的自然世界，爱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因此，“今”是哲学的始点同时又是哲学的终点，从这层意义上我把哲学称之为“线段哲学”。
哲学由“今”而始；因“我”而生，然后去延伸、类推与联想，与乾坤同步；和日月共明；同宇宙一心。“流尘界”即“我界”；“我界”=“流尘界”。我是浓缩的、全息的、典型的“流尘界”的化身；“流尘界”是我的“精神生命”的彰显与拓展。“流”“我”虽二，生命是一。“流尘界”与“哲学界”也由此而对应着、变迁着、一致着与创造着，哲学的渊源与流变；被生与自生不再是迷雾重重而是清晰可见的佳人的瞳孔。“流尘界”、“线段界”、“人界”与“哲学界”就是这样彼此演绎的逻辑关系，这也是我创造与探讨“流尘界”的目的所在。
作者简介： 高向阳.1970.10.1。男，汉族，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北高庄村眼科医院。医生，大专。研究方向：中西方哲学融合的问题与中西医融合的问题，发表过的哲学论文有：“易平思维”、“一笔双色”、“双镜医学”、“Y=0G”、“一语象格”与“墨色人性”。
参考文献
[1] 《周易全解》金景芳、吕绍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2] 《回归原创之思》王树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3] 《高清海哲学文存》【1～6卷】高清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梁漱溟比冯友兰年长两岁。虽年齿相若，却一为师一为生。大概因为年纪相仿，两人相处并无先生与学生之分。自从在北大哲学系结识后，彼此交谊久远，且都成了著名学者，尤其在哲学上均有造诣。曾一度，两人过从频繁，关系甚密。孰料，后来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让人意外的是，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分歧不因性情，不因学术，而因人格。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对孔子的大批判、大否定。冯友兰原本是以光大儒学为己任，可运动一开始，便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发表了大量的批孔、批尊孔的讲话和论文，百分之百地否定了孔子。对此，梁漱溟先是出乎意料，后是极不以为然。在日记和书信中，梁漱溟激愤地谴责冯友兰，认为他批孔的文章根本不值一读，认为他那些批孔的言论简直一塌糊涂。更让梁漱溟不能接受的是，这位曾经好诵“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密友，竟然谄媚当权者，为迎合时务而卑躬屈膝，成了“御用学者”。
当然，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书生气十足的梁漱溟严于律己，不因外界的压力和变化而改变初衷，但对冯友兰，他却并未强求。只是，冯友兰的“变节”，让梁漱溟失望而痛惜至极。从这以后，他们也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
这种不相往来的尴尬状态一直持续到了晚年。冯友兰九十寿辰的时候，设家宴招待亲朋好友，梁漱溟也在被邀之列。当冯友兰之女宗璞女士电话相邀时，梁漱溟在电话那头一再重复“我不去”，且面带愠怒之色。宗璞女士好话说尽，梁漱溟也无动于衷，最后仍是厉声拒绝，还重重地挂了话筒。翌日，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个中缘由。大意是北大旧人只存你我二人，本应当会晤，只因冯友兰曾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没有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梁漱溟是“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梁漱溟不愿意再称冯友兰为“老朋友”，耻与为友了。冯友兰虽然觉得甚为羞辱，但仍对梁漱溟的耿直深感敬佩，于是复函指出梁漱溟“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冯友兰还托女儿随信寄去了自己的《三松堂自序》一书。
书到之后，梁漱溟便作了认真阅读。那时的梁漱溟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不时还因腰痛卧床休息。三四天后，终于将书读完。冯友兰在书中对自己当年的言行作了深刻的反思，满心忏悔地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见冯友兰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一直耿耿于怀的梁漱溟，态度明显改变。他很快复信过去，表示“甚愿把握面谈”，这一回他又称冯友兰为“芝生老同学”了。不久，在宗璞女士的安排下，梁漱溟和冯友兰在木樨地有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会面。
梁漱溟一向重视交友与交友之道，他认为朋友之间以同情为根本，以了解为前提，当指出朋友的毛病短处时，顶要紧的是须有一种原谅的态度。在《朝话》中，梁漱溟又说：“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从这一段公案中，我们看到了梁漱溟对冯友兰的不谅与谅，这也正是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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