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6 15:17: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系统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目前常用的稳定碳同位素测定方法有：质谱法、核磁共振法和光谱法，其中质谱法是稳定同位素分析中最通用、最精确的方法。稳定同位素质谱分析法是先使样品中的分子或原子电离，形成各同位素的相似离子，然后在电场、磁场的作用下，使不同质量与电荷之比的离子流分开进行检测。稳定同位素质谱仪不仅能用于气体，也可用于固体的研究，能用于几乎所有元素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近年来，随着生物地球化学元素循环研究的发展，借助同位素质谱（EA－IRMS），多用途气体制备及导入装置－同位素质谱（GasBenchII－IRMS）及痕量气体预浓缩装置－同位素质谱（PreCon－IRMS）联用技术的兴起，碳稳定同位素的研究有了更快的发展。稳定同位素质谱仪测定同位素比率大致分3个步骤（见图2）：（1）样品的收集、制备和前处理；（2）将材料转化成具有所测元素的纯气体，（3）进入质谱仪检测。
一般样品通过前处理后，同位素质谱联用装置可以完成后续的气体转化和测定。通常，稳定同位素质谱仪在计算机辅助下直接给出同位素比值，更先进的仪器已可以进行自动化分析，如美国热电公司的Thermosci－entificMAT253，德国元素公司的Isoprime100稳定同位素质谱仪等。植物和土壤等固体样品，在进行同位素质谱分析之前必须进行干燥、粉碎、称量等处理。如果采集的土壤样品中含有无机碳，在干燥前应该进行酸处理。制备好的样品称量后通过固体自动进样器送入到元素分析仪－同位素质谱（EA－IRMS）进行碳氮同位素测定。测定土壤样品中碳酸盐δ13C的样品称量后放入样品管，置于GasBenchII仪的恒温样品盘中通过酸泵滴加100％磷酸，生成的CO2气体通过气体自动进样器送到同位素质谱进行碳同位素测定。
液体样品包括土壤DOC和微生物生物量碳（MBC）等浸提液在进行同位素质谱分析之前要进行分离转化、冷冻干燥等前处理。其中土壤DOC和微生物MBC按照参考文献方法用0．05mol／LK2SO4溶液提取，浸提液经冷冻离心浓缩或者冻干机干燥获得的粉末称量后通过固体自动进样器送入到元素分析仪－同位素质谱（EA－IRMS）进行碳氮同位素测定。气体样品包括空气和培养富集气体，用已抽真空的顶空样品瓶采集，其中CO2气样需采集20～30mL，样品中的碳同位素比值可直接通过多用途气体制备及导入装置－同位素质谱联用仪（GasbenchII－MS）测定。对于空气中的CH4需采集100～150mL，样品中的C同位素比值可通过带有全自动气体预浓缩装置－同位素质谱联用仪（如，美国热电公司的PreCon－IRMS）测定。
二、稳定同位素技术应用
土壤是地球表层最为重要的碳库也是温室气体的源或汇，但对关键过程及其源或汇的研究却十分有限。随着全球变化趋势的日趋明显，农田生态系统在碳素的吸收、转移、贮存和释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农田土壤碳的动态变化和循环特征及其微生物驱动机理研究，成为当今生态学、生物地球化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共同热点。
1.稳定同位素技术与Keeling曲线法
土壤呼吸是农田土壤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排放CO2到大气中的主要途径。土壤呼吸以根系呼吸和土壤微生物呼吸为主。利用微气象法能够测定生态系统CO2通量，但是不能精确量化和区分根系呼吸和土壤微生物呼吸作用。应用稳定碳同位素技术，通过脉冲标记法（13C－CO2标记示踪）和持续标记法（自然丰度或FACE），造成根呼吸和土壤微生物呼吸CO2碳同位素组成的差异，然后分别测定土壤总呼吸、土壤微生物呼吸和根呼吸的δ13C值，追踪土壤呼吸的来源，并根据碳同位素质量守恒原理即可区分根系呼吸和土壤微生物呼吸，定量土壤呼吸中根系呼吸和土壤微生物呼吸的比例。目前用于测定土壤呼吸CO2碳同位素组成的取样方法包括静态箱（KeelingPlot）法、静态箱平衡状态法和动态箱连接红外分析仪法等，其中静态箱法相对比较成熟，而且成本低廉。Buchmann和Ehleringer采用静态箱研究了冠层尺度C3（紫花苜蓿）和C4（玉米）作物光合作用和土壤呼吸通量及其δ13C同位素组成变化规律，通过土壤有机碳及土壤呼吸的δ13C同位素组成差异，区分了轮作系统土壤呼吸及作物光合作用对净通量的贡献。随着静态箱方法经过不断的修改和完善，通过Keeling曲线法测得的农田生态系统呼吸释放CO2的碳同位素组成（δ13C）能够反映作物土壤根系和微生物呼吸释放CO2的δ13C同位素组成，以较好地理解生态系统的同位素鉴别。
2.土壤有机碳来源及其周转规律研究
2.1C3／C4植物变迁自然丰度法
碳、氮、氧、氢这些轻元素在自然环境中的循环和周转过程中，其同位素比值间的差异较大，同位素分馏效应比较明显，利用13C／12C、15N／14N、18O／16O和D／H同位素丰度比的变异携带有环境因素的信息，具有原位标记特性。通过测定土壤或者植物中δ13C，可以研究植物－土壤生态系统碳来源及其周转规律。稳定碳同位素比值（δ13C）分析方法在土壤有机质分解程度评估、土壤有机质来源探讨、C3／C4植被变化历史研究等领域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由于不同植物类型具有不同的δ13C值，C3植物δ13C的变化范围为－9‰～－17‰。；C4植物δ13C的变化范围为－10‰～－22‰，当C3植物被C4植物所取代时就会导致土壤有机质δ13C值的改变。因此，可以通过土壤有机碳δ13C值相对于参考土壤（未改变种植作物的土壤）的变化来探讨土壤有机碳的周转速度，及不同C3和C4植物来源碳占土壤碳库各组分及气体CO2中的比例。Balesdent和Mariotti最早通过C3和C4植物类型的变迁来研究土壤碳库各组分的稳定性及周转规律，研究发现，长期耕种小麦（C3作物）的农田土壤在连续13年种植玉米（C4作物）后，22％的土壤有机碳获得了更新，而且不同粒径土壤有机碳的周转速率不同，其中＞50μm和＜2μm团聚体中含有更多的新碳，而粘粒中土壤有机碳的更新速度最慢。
Dignac等通过C3和C4植物类型变迁长期定位试验，采用铜氧化法结合稳定同位素质谱分析技术进一步研究了植物根系残留物（木质素）的稳定性及其对土壤有机碳库的贡献，结果发现，连续9年种植玉米（C4作物）对土壤有机碳含量、木质素及其生物降解程度（分解和周转）虽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其碳同位素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有机碳中9％而木质素有47％来源于玉米（C4作物），木质素大分子的周转速率较土壤有机碳库更快。作为土壤碳库中的活性组分，MBC的稳定性和周转速率也可以通过土壤碳自然丰度δ13C值的变化进行研究。Blagodatskaya等通过54d室内培养实验研究了C3和C4植物类型的变迁后各碳组分的周转速率、新老碳对土壤有机碳（SOC）、微生物碳（MBC）和CO2气体的贡献以及微生物在碳分馏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土壤SOC及MBC的周转时间分别为16．8年和29～30d，而且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周转时间将会延长。新老碳库对SOC、MBC和CO2气体的贡献不同，其中MBC中20％碳来源于老碳（C3），CO2气体中60％来源于老碳（C3），由于微生物对土壤老碳的偏好利用，土壤中SOC中新碳贡献将逐年增加。13C自然丰度法灵敏度和分辨率较低，而且C3／C4植物更替，限制了应用。
2.2稳定碳同位素示踪法
碳的稳定同位素（13C）示踪技术能有效地阐明地下碳动态变化和土壤碳储量的微小迁移与转换，以及定量化评价新老土壤有机碳对碳储量的相对贡献。利用13C标记秸秆研究作物秸秆、残茬或作物根系在土壤中的分解动态或对土壤有机质的贡献，可为阐明土壤碳转化过程及土壤肥力演变过程提供新的技术支撑。以植物残体形式输入的作物光合碳对土壤有机碳库的贡献及转化规律已有大量的研究。窦森等在室内培养条件下，研究了添加13C玉米秸秆后，土壤有机碳库中胡敏酸和富里酸含量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发现在培养期间内，原有土壤有机碳较新形成的有机质的分解速度慢；同时也证明该方法用于研究短期培养条件下新加入有机质在土壤中的分解动力学是可行的。
随着同位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研究者开始了对生育期内植物—土壤体系中碳分配的量化研究，定量化评价根际沉积对土壤碳储量的相对贡献。比如，Li－ang等通过13C稳定同位素培养试验研究了玉米根际沉积碳在土壤碳库中的分配，认为水溶性有机碳（DOC）和MBC是“新碳”的主要去向。而Yevdokimov等的研究表明燕麦根际沉积碳的主要去向为MBC、呼吸碳和SOC，而土壤DOC并不主要来源于“新碳”。何敏毅等应用13C示踪技术研究表明，玉米在其生育期内输入到地下的总碳量为4．6t•hm－2，其中42％存在于根系中，7％转化为土壤有机碳，剩下的41％通过根际呼吸进入大气。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作物及土壤类型不同造成。
3.稳定同位素探针技术（SIP）
农田系统是半开放的人工系统，进入土壤的新鲜有机物质包括自然归还的植物残体和根系分泌物、人为归还的有机肥等，而系统碳输入是影响土壤有机碳动态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土壤微生物是土壤有机质、土壤养分转化和循环的动力，是土壤有机质转化的执行者。外源有机质（“新碳”）进入矿质土壤基质后，发生由微生物介导的物理–化学–微生物的转化过程。“新碳”输入土壤，经土壤微生物作用转化为有机质，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及其组分的变化，或转化为CO2和CH4等气体返回大气。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结合微生物分子生物学技术（PLFA／DNA／RNA－SIP）能够定量化“新碳”在土壤碳库中的转化动态及其对土壤碳储量的相对贡献，阐明微生物种群结构与“新碳”转化及稳定性之间的关系。Lu等用13CO2对水稻进行脉冲标记，通过13C－PLFA图谱分析发现，不同根际微生物对植物光合作用产物有不同的吸收特征，证明了水稻根际微生物种群与植物光合作用密切相关。进一步对土壤13C－DNA进行分析，发现水稻ClusterIArchaea类群的核糖体RNA中含有13C，表明此类细菌可能在由植物碳源产生甲烷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Bastian等定量研究了土壤外源添加小麦秸秆后，参与秸秆分解过程的（共168d，8个时间点）微生物种群结构动态变化，结果发现在秸秆降解的前期（14～28d）和后期（28～168d）细菌和真菌群落结构差异明显，这主要是秸秆降解过程中养分由丰富向贫瘠转化诱导的微生物r选择和k选择的结果。另外，农田土壤除作物光合碳根际输入外，还存在大量的光合自养微生物，通过卡尔文循环固定大气CO2合成有机物，并转化为土壤有机碳，对农田土壤有机碳累积的贡献不可忽视。而农田土壤中参与了“新碳”的输入、分配与转化的主要微生物种群，及其与“新碳”转化的相互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SIP能够将功能和种群分类联系起来，在微生物生态学研究中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随着可用底物种类的增加（N、H），SIP技术将有可能鉴定出更多在碳、氮及其他元素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微生物。
三、展望
稳定碳同位素技术已在土壤有机质的转化、土壤中碳素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然而，我国农田土壤碳同位素研究大多集中于对C3和C4植物碳同位素、土壤CO2和土壤有机碳的同位素组成的测定与分析，对于农田土壤管理方式以及土壤质地、温度等环境条件对土壤碳周转过程的影响机理研究还很少。另外，土壤微生物是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养分转化和循环的动力，是土壤有机质转化的执行者，但有关微生物种群结构和数量与农田土壤碳转化及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尚知之甚少。因此，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利用13C自然丰度法和示踪技术相结合，定量土壤有机碳的周转速度，确定土壤有机碳的来源，深入研究不同农田管理方式对农田土壤碳素累积和转化的影响；
（2）分析土壤13C有机碳富集的基本机制、阐明土壤13C丰度与植被类型、土壤温度、质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评价不同农田生态系统碳贮存潜力；
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制造领域的各生产、流通、服务企业与相关机构有机结合，彼此之间分工协作，降低成本、保持产业持续竞争力，形成了产业集群生态系统。产业集群生态系统是一个交易网络、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相互交织的网络化系统。产业集群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三个子系统，一是由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竞争者企业、辅助配套企业组成的生产要素系统；二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的服务要素系统；三是由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科技环境等组成的环境要素系统，三种系统相互依赖、竞合共生。产业集群生态系统是集群内外部要素相互协同发展的反映。
二、产业集群生态系统演进分析
产业集群生态系统演进由最初的“个体”，到“种群”，再到“产业集群”，最终形成一个集群生态系统。本文将其归纳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演进，分别为集群企业个体的演进、种群的演进以及集群与外部环境的演进。
(一)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内部企业个体的演进机理
企业集聚会降低交易成本、带来资源禀赋等优势，因此集群内企业会不断聚集，但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及市场需求，企业间又不断进行着竞争。集群生态系统内企业个体间的竞争演进可以用生态位理论解释，如图1，其中a表示种间平均分离度，b种内标准变异，用a/b来衡量种间相似性。如果产业集群内资源有限，那么集群内各企业就会为争夺资源或者抢占市场而发生竞争。当集群企业生态位宽度较狭窄时，即a较小，企业个体间相互重叠少,表示企业相似性低，没有或者很少有共同需求的资源，企业间竞争小；当集群企业生态位宽度增加且相互靠近时,即a较大且越来越大，企业个体间相互重叠增加,表示企业间需求的原材料、资源及产品相似程度高，为争夺有限的资源，企业间就会发生激烈的竞争，竞争促使企业间生态位分化,或某一企业消失，企业间此消彼长，达到平衡状态。
(二)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内部种群的演进机理
集群内部企业个体演进产生了众多种群，但此时的种群不具备协同、高效、稳定的特征，对区域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不强。需要集群内部种群进一步协调合作与竞争关系，优化组合，协同发展，实现1+1>2。产业集群生态系统中各种群间相互合作，互利共生。制造产业通过技术更新获得跨越式发展，巨大的产品市场需求，带动每个种群规模扩张。产品金融服务、质量管理、售后修理、产品污染处理等领域虽然不直接服务于顾客，不直接进行产品生产，但却是集群中必不可少的，为集群生产行业提供服务，集群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服务种群的支持与引导。政府、行业协会、工会等领域，为集群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政策、社会、文化环境，而且不断进行着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流动，保证产业集群的生态性、开放性。产业集群生态系统中各种群间存在着竞争关系。相似产业种群为争取更好资源、产品、市场等方面展开竞争,竞争力弱的产业被淘汰，生存性良好的产业得以留存,逐步实现最优规模,最终集群向科技化、生态化方向调整。以制造业集群为例，集群形成初期，制造产业在技术方面优势明显，巨大产品市场为制造产业种群带来了竞争优势，不断扩张，逐步成为集群核心产业。当市场供求发生变化时，制造行业的优势不断缩减，相反，顾客对于服务质量、风险管理等的需求不断增长，外部服务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逐步成为主导核心种群，进而改变了系统内部种群结构。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群不断进行竞争与合作，逐步形成有序发展的统一整体。通过充分竞争，各种群形成相对稳定的群落结构。通过长期合作，各种群间形成了固定的合作方式，满意的合作收益。产业种群演进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促使集群生态系统内部产业种群的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进一步稳定下来。
(三)产业集群与外部环境协同演化机理
产业集群的环境承载量是有限的，当集群增长到一定数量时，有限的环境资源和其他生存必需条件就会起到抑制作用，因此集群不可能无限制增长。本文使用生态学理论中的逻辑斯蒂增长模型来分析集群发展的环境容量问题。逻辑斯蒂增长(Logisticgrowth)是指随着种群数量的不断上升，在外部资源的约束作用下，增长率不断下降，直到种群不再增长。
三、集群生态系统平衡相关分析
(一)企业间保持一定差异性
保持集群内企业的“多样性”。如果企业在生产效率、生产成本甚至最终产品上完全没有差异,则集群企业间必然存在激烈的竞争。过激的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容易破坏企业间信任关系。因此集群生态系统稳定发展必须使企业间保持一定差异性，为集群快速发展增添活力。例如江苏沿江地区的化工产业集群，2007年江苏沿江地区化工行业发展迅猛，2007年总产值占全国的8.27%。之后沿江各个市县大规模发展化工产业，仅1年时间，沿江地区有66.67%的市县将化工作为主导产业，大量产品涌入市场，产品逐步供过于求，导致整个沿江地区经济效益下降。因此，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企业间适度差异性。同时政府、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加强监督、行业指导、鼓励创新等措施保证企业间保持一定差异性。
(二)打造集群生态产业体系
产业集群内种群间发展关键要在竞争和合作之间取得平衡。如产品生产种群、运输种群、销售种群等达到竞争均衡或供求平衡,从而形成稳定的生态产业链。在中介服务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外部环境因素辅助下，种群间就可以达到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主要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1.选定产业集群核心种群。核心种群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势种群”,起到一种控制和导向作用。围绕核心种群会产生一系列以物质、能量等交换为纽带的种群,这些种群利用核心层产生的副产品、废弃物等作为生产原料组织生产，形成一种协作补充、供需平衡的关系，完成生态产业链网的构建。2.合理利用资源，上下游企业依靠“食物链”建立生态产业链。合理利用水资源，下游企业使用的水质要求较低,可以采用上游企业的出水或者雨水进行生产。合理利用不可再生原材料，引入资源回收种群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实现资源循环回收利用。建立完善的信息库，统计生态链上产业的生产信息、废弃物流向信息、市场发展信息、技术信息、法律法规信息及其他相关领域信息等。通过对信息的实时掌握，可以提高上下游企业水资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率。例如沈阳机床产业集群建立的生态产业链，以沈阳机床集团为主导核心企业，拥有99%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将高速加工、五轴联动加工等一批关键技术，运用于加工多功能数控机床、大型铣锉数控机床等产品，赢得广泛的市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集群核心企带动整个集群发展，沈阳机床集团将零部件生产以及对于最终产品的销售都分工到集群中广大上下游企业中，建设了部件产业团，创造了特许经营、特约服务的营销模式，集群不断向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转变。
(三)产业集群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和谐发展
产业集群是一种依托环境、资源而形成的经济组织，在发展中需要考虑资源、市场容量、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政府相关政策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外部环境因素，将集群数量保持在一个最合适的密度上。集群需要与外界保持不断的物质、能量、信息、资金以及人才输入输出，运用系统反馈机制不断调节，建立开放型的生态系统,引导集群发展。当外部环境变化时,集群内部企业和种群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节演化,以适应新环境；而环境也会随着集群内部演化路径的改变而改变,实现协同演化,从而达到一个新的稳定水平。生态系统要保持平衡，必须通过反馈机制，必须时刻根据反馈的结果进行调节。例如因为迁入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增加，过度啃食植物导致植物减少，植物数量下降后，就会抑制动物数量的增加。装备制造业集群生态系统就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环境容纳量是有限的，必须在环境破坏不可挽回之前就对集群内部结构或者技术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变化。例如在原材料不足情况下，可以通过提升集群生产技术，减少原材料使用，就会避免产品的急剧减少。集群反馈机制如图5所示。系统从外部获取生存所需。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集群生态系统对自身进行调整,提高种群多样性。然后,集群企业通过输出物质、能量和信息给外部环境,进入新的选择,重复这个过程,不断演进，实现生态系统平衡。集群应该积极学习国外经验，成立科研机构，进行充分的调研；政府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程度的干预；构建集群知识网络,促进知识的流动和共享。提高整个集群，应对不确定性环境的能力，最终实现平衡。例如大连金州新区产业集群，充分发挥“产业孵化”功能，增进智能制造装备企业上下游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相互沟通与合作，辅助区域产业发展。首先，种群内部企业间保持一定差异性，形成稳定的内部系统，截止2013年，装备制造企业277家，智能装备制造企业24家，以及超过200家数控机床制造企业、模具制造企业，企业间保持着一定差异性，稳步打造着大连金州新区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成为“千亿产业集群”。其次，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群间协同发展。大连金州新区拥有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三大产值在750亿元以上的集群，产业集群间相互合作，互通有无，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最后，大连金州产业集群积极实施生态化发展，依托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建成规划总面积700多平方公里的十大功能园区，在园区内建立污水循环利用处理中心、废弃物回收利用中心，真正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
四、结语
1.选题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过度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自然无休止的索取使得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世界环境危机的愈演愈烈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也是全球生态危机直接或者间接的原因。从表面上来看环境危机是经济社会膨胀、人类无休止使用科学技术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人类环境价值和伦理观念危机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许多学者开始从生态学、伦理学的角度试图建立人与自然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环境伦理学在这样背景下应用而生。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物质生产组织、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和变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领域内部的组织性和复杂性也纷纷发生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推动了现代系统哲学的发展，现代系统哲学用整体性的观点看待世界，将社会系统当作有机整体，用系统的方法分析社会系统各子系统，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
环境伦理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伦理问题，如生态整体主义从整体思维出发，将自然以及自然存在物纳入道德评价体系，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整体性也是系统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环境伦理的研究方法同系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系统的子系统，生态系统本身又具有整体性，而当今环境问题本质上己经是复杂性和非线性的系统问题，因此环境伦理研究应该借鉴现代系统哲学的思维，运用系统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2 选题意义
系统哲学视域下的环境伦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大量事实证明，自然环境的破坏严重阻碍人类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地球环境遭到破坏人类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现代系统哲学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根据系统的特征、性质和规律，运用整体优化、协同进化、差异和谐等原理探究世界发展的新变化。以系统哲学为指导，从系统哲学视域思考环境伦理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有助于人们更为清醒的认识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形成新的消费观。同时以系统哲学为指导，运用系统哲学思维指导实践，有助于当今生态社会的建设，以我国为例，运用系统哲学思维有助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进而实现社会的转型。
(二)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对环境伦理与系统哲学的研究己经形成体系，但将二者相结合，用系统哲学的思维探究环境伦理的专门性研究很少。大多数学者围绕生态文明系统、生态环境进行研究，环境伦理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生态系统中系统哲学思维的研究可以指导环境伦理理论构建。
第一，对环境伦理的研究。国内学者在评价和研究国外环境伦理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环境伦理学科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余谋昌的《生态哲学》、叶平的《生态伦理学》、刘大椿《环境思想研究》、叶平的《环境的哲学》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系列性的著作如吴国盛主编《绿色经典文库》、诸大建主编《绿色前沿译丛》、张岂之主编《环境哲学译从》、杨通进主编《走向生态文明丛书》、刘湘溶主编《环境伦理学研究丛一书》庆治主编《环境政治学译丛》等。这一系列著作囊括了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发展、变化，着眼于新时期的环境现实，将生态学、系统哲学等各门学科结合向着多领域、多方向、深层次发展，并出现的新的研究方向如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并目_他们将理论与实践想结合，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伦理学。
第二，对系统哲学以及系统思维的研究。国内对系统哲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西方系统思想。黎德扬《系统哲学一综合时代的综合哲学》，在该书中作者科学地研究和评述了现代西方系统哲学的一般观念，为中国现代系统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2)研究系统的构成要素。魏宏森在《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一书中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演进的时间顺序探索了系统科学的来源，考察了从宇宙、生命、精神、生态到社会的五大系统的基本特征，形成了科学的系统论理论体系。（3)研究系统思维方法。孙凯飞《系统方法是我们时代的思维方法》，书中要求人们用系统眼光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重新审视多样化的世界，把被形而上地分割了的现象世界重新整合，将单个现象放到系统中综合研究，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的效果。(4)建立系统哲学为基础的学科体系。乌杰教授认为系统哲学是当今时代的精华，系统哲学是以客观系统物质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的科学，他创作了《系统哲学》、《系统哲学基本原理》，使系统哲学成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第三，对系统哲学视域下的环境伦理研究。国内没有从系统哲学视域下研究环境伦理的专著，但在环境伦理著作相关的章节中有所讨论。余谋昌在《环境伦理学》第六章中着重探究协同进化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协同进化是一般生态规律，既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律，又与系统科学中“协同学”的原理相适应；国内其他学者也运用系统哲学的思维方法研究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如秦书生用整体性的视野研究生态系统的内涵和特征。周鑫在《系统论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一兼论马克思系统分析方法的指导意义》一文中认为生态文明具有典型的系统论特征，应该用系统的分析方法从整体结构上加以研究。这些思想都认为系统哲学可以为生态文明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当然也可以为环境伦理理论构建提供思想指导。
2.国外研究现状
第一，对环境伦理的研究。史怀泽在《文化和伦理》中阐述了“敬畏生命”伦理观，他主张扩大伦理关怀的范围，要求人敬畏生命，承担道德责任是合理的具有积极的意义。利奥波德创立了“大地伦理”，在《沙乡年鉴》一书中，利奥波德认为以往的各种伦理都着重于协调个体和其所处的共同体的关系，土地伦理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概念，它不只是包括人类而且也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是整个“土地”的生态系统。利奥波德运用了系统的思想诊释伦理观念，土地伦理就是一种处理人与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各种动植物之间的伦理观。同时也是人对土地的态度，人自身的道德品质热爱、尊重和赞美的表现。
第二，对系统哲学及系统思维的研究。恩格斯曾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住在这里恩格斯所说的集合体可以理解为系统。贝塔朗菲总结出了一般系统论，他认为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个要素的复合体。维纳的控制论强调系统应该依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普里高津研究了系统的开放系特征，总结了系统发展过程由无序到有序的内部规律。哈肯通过对激光的研究，结合了耗散理论和突变理论，提出了协同学说。拉兹洛提出了系统哲学的四大原理。从1945年一般系统论开始，系统理论逐渐走向成熟，为其它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第三，对系统哲学视域下环境伦理的研究。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认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研究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相结合的复合生态系统，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具有系统哲学的特征。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拉伍洛克在《盖亚：一种对地球上的生命的新思考》这本书中，通过对地球大气圈与火星和金星大气圈的成分结构的对比研究，提出应该着重考虑地球上生物系统特别是人类的作用。在整个地球的生存系统中，人类只是复杂的整体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在其中没有任何优越的权利。英国科学家彼得·拉塞尔认为只有将人当作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形成一利，整体性、全局性的世界观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社会危机。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共同诊收，即基于系统哲学视域下整体思维的环境伦理共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关注环境保护。
国外学者在理论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伦理体系，在此基础上侧重于实践，行动先行，他们将系统思想与环境伦理相结合，认为人的伦理观念，系统的整体性观念在生态运动中起着导向作用。于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绿党，如德国绿党、芬兰绿党等；还出现了许多环保组织，这些绿党和环保组织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他们运用现代系统思维，通过实际行动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形成新的环境伦理观。
从以上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外学者在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的研究中，己经开始运用整体性思维，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系统思维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与当今世界全球化、大学科体系的构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但是国内外学者或许受到“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或许受到传统环境面的、孤立的观念的影响，在研究环境伦理问题时没有从现代系统思维角度出发，或者是片面运用系统思维的某一方面去研究环境问题，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本文运用现代系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分析生态环境系统，进而总结出环境伦理的系统性，用系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构建现代环境伦理的新思路。
(三)研究的方法和创新点
本文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l)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本文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逻辑推理方法，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从系统哲学与环境伦理产生和发展的时间脉络出发，遵循演绎和归纳、分析和综合的逻辑思维。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系统哲学理论指导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环境实践，解决环境问题，构建现代环境伦理理论体系。
(3)比较研究的方法。本文比较研究了中西不同的环境伦理思想，总结出其中蕴含的系统哲学思维，进一步探究系统哲学视域下环境伦理。
2.研究创新点
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通过资料的收集，发现用系统哲学的方法研究生态系统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对生态系统整体的把握，而环境伦理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系统哲学的眼光研究环境伦理的学术成果很少，本文想从整体上把握环境伦理的系统哲学脉络，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二，对系统哲学与环境伦理这两门宏大的学科，本文试图从二者理论的交叉点，如对生态系统、生态文明研究中的整体性、协同进化原理等进行分析。第三，从系统哲学角度探讨环境伦理，揭示环境伦理研究中的系统特征和系统规律，提出了以系统哲学为指导构建现代环境伦理理论体系。
全文研究围绕以下逻辑展开：本文的总体思路是运用系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研究环境伦理。第一部分，界定相关概念，概述了环境伦理的产生与发展，探究了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环境伦理思想中的整体性思维与系统哲学的内在契合，并简要的说明了系统哲学与环境伦理的关系。第二部分，运用系统哲学思维方式研究环境伦理，从系统哲学的基本思想，如层次性、整体优化原理、协同进化原理为现代环境伦理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第三部分，运用系统哲学思维方式构建现代环境伦理理论，构建“人一自然一社会”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同时揭示了系统哲学视域下现代环境伦理构建的当代启示。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女研究生;就业困难;性别歧视
一、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工作学、社会学界内往往被简称为生态系统理论。系统理论分为一般生态理论和系统理论，梅叶将生态论和系统论统称为生态系统理论（何雪松，2007），该理论是用以考察社会环境与人类行为交互关系的理论。
（一）系统理论
一般系统理论是将环境与个体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个理论认为，由要素和实体构成了整体的这一系统，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之和，系统内部会有一套固定的机制用来维持内部功能的正常运行。
（二）一般生态理论
而生态学所关注的则是有机体在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及有机体在环境中获得的动力平衡与成熟的过程，注重人类生命有机体与其周遭环境之间的互动。在这个系统中，个人的行为不仅仅只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而且受突发事件和政策改变等宏观世界的影响。
二、女研究生就业难的原因
（一）女研究生生理原因
由于女性生理结构问题，导致女性在体力和注意力方面不如男性，男性可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做一些体力劳动，而女性则不能。女性在家庭中更多的承担着延续后代的责任，休产假会更多的分散女性的注意力，使其不能更多的投入到工作中。
（二）遭遇性别歧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男尊女卑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明确规定要男女平等，但“女研究生不如男本科生”等之类的话都反映了社会上人们的大多数思想还是对女研究生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的。
三、缓解女研究生就业困难的相关对策
（一）政府提供相应法律法规支撑
当今社会民众对女性的隐性性别歧视现象还很严重，而女研究生遭遇就业性别歧视不仅会影响到女性群体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整个社会文明化的程度（谭花蓉，2010）。政府应完善平等就业的相关法规，保护女性权益。针对女研究生的诉求提出相关法规并明确处罚措施。
（二）女研究生自身建立信心并培养竞争意识
在社会的大风气下，许多女研究生自我认识不足，自卑心理较重，所以女研究生要建立自信心。而解决性别歧视的关键是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余秀兰，2011）。要明确自己的就业目标，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
四、女研究生就业困境的社工介入
（一）对女研究生进行情绪疏导
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遭受性别歧视的女研究生在就业问题上的压力大于研究生整体的就业压力。此时，社会工作者需大力发挥治疗者的角色（彭振，2015），对女研究生针对其问题进行相应的情绪上的疏导，更好的为就业做准备。
（二）倡导高校为女研究生链接社会资源
校园招聘很受研究生们的喜爱，女研究生更可以通过校招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相应工作。社会工作者需要配合高校去链接企业资源，发挥传达者的角色（蔡文丽，2014），促进各方面的沟通交流。
五、社工介入方法
（一）个案方法的介入
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服务对象，帮助其解决问题（王思斌，2007）。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强调与案主之间建立一对一的专业关系，帮助案主解决问题，并促进案主个人的成长。运用个案方法解决女研究生就业困境，可以通过以下几点：①发挥个人潜能。②增进生活适应能力。③协调社会关系。
（二）小组工作方法的介入
小组工作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是以小组为服务对象，通过小组活动为成员提供服务。小组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利用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实现小组成员间的互助。在介入女研究生的就业困境时，可以通过建立女研究生的互助小组，实现面对同样困境的女研究生之间的互助。
六、结语
择业作为一项个体行为，一直以来都受到社会所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属于不同的社会系统层次而这些层次影响了个体的就业选择。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视为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要素，通过利用这一视角分析女研究生的就业行为，了解影响女研究生就业选择的要素，社工通过了解其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为其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陈聪.职业女性生涯转换的叙事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何雪松.2007.《社会工作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文化生态;生态体系;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3-0225-03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衍生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在《文化变迁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一书中首次提出，我国学者黄育馥于1999年率先介绍到国内，后来再被中国学者引用到多个研究领域。
一、“文化生态”概念的提出
斯图尔德的学术思想源于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的新进化论思想。博厄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明确确立了文化相对观。怀特认为文化是不断创新的，其创新的动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博厄斯和怀特的影响下，斯图尔德在研究美国西部印地安部落的民族志时，把用于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生态学引入研究，从而创立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与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生命体系，其中人是最具主动性的因素，因此文化生态学既要研究生态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生态学那样仅研究自然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关系，认为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造就了另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种文化生态。由此可见，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置于生态环境的多维空间中给予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性考察，不仅给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还赋予生态环境以应有的人类文化地位，因此《文化变迁理论》被学界普遍看作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内廷，1968）、《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R・拉帕波特，1968）和《北方平原居民》（J・贝内特，1969）问世，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研究。70年代，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该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其中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主要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则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其服务构成，显然这一研究比斯图尔德等人的研究更具体、更深入，给文化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己基本成熟，其影响也逐渐扩大，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参与了这一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系统论被纳入文化生态学研究，并成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基础;（2）由环境单向决定文化研究转向了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3）拓宽了文化生态环境的内涵，把人化环境、信息环境也作为文化生态环境纳入研究;（4）文化生态研究从美国走向了全世界，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见，文化生态不等同于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生态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文化生态只是文化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之一。
二、国内学者对“文化生态”的重释
1999年，黄育馥在《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上《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第一次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的早期发展情况，并考察了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概念以及运用这一概念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国内一些学者也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转向了这一领域，有的深入探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有的用它来研究具体问题，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还试图对文化生态这一概念做中国化的重释，总的来说可以把这些重释划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生态是一个有一定生命机能的文化生态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长乐[1]、方李莉[2]、柴毅龙[3]、孙兆刚[4]、王金柱[5]、徐建[6]、韩振丽[7]等。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使这个文化生态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相对来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最多，目前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是文化生态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到底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没有交代清楚。
2.文化生态是一个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的文化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邓先瑞[8]、张[9]、王玉德[10]等。乍一看此观点与前一观点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远不如前一观点深刻，因为该观点只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却忽略了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各自的能动性，把文化生态看成了一个文化要素的被动组合体。
3.文化生态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管宁[11]、李学江[12]、戴伟华[13]、孙卫卫[14]等学者持此观点。这一观点既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也看到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但他们却把文化生态看成了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忽视了文化要素的系统性及其能动性，就像只看到了风吹树动的动态效果，却忽略了由树构成的森林这个整体效果，落脚点发生了偏差。
4.文化生态是“一定的文化形态与特定自然、历史和种种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15]，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高小康。文化形态指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则属于文化要素，显然这一观点在概念的界定上出现了一些偏差。
5.文化生态就是生态文明，即一种和谐的、理想的文化状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熊春林[16]等人。很明显，这一观点把文化生态看作了生态文化，其实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文化要素的有机体，而后者只是文化的一个类型。
三、对“文化生态”的再理解
鉴于以上学者对文化生态在重释中留下的问题和产生的偏差，我们有必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厘清。
1.文化生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系统，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要理解这一内涵，必须先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因为文化生态首先是一个文化系统。关于文化，多数中外学者都愿意把爱德华・泰勒的定义当作经典去引用，但是定义过于宽泛，难以具体化文化的所指范畴。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曾说：“凡人类（具体点说，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于各氏族）在经营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东西，大都属于文化范围。它既有物质的东西（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也有精神的东西（如语言、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等），当然还有那些为取得生活物资的活动（如打猎、农耕、匠作等）和为延续人种而存在的家族结构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17]陈建宪在《文化学教程》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文化系统的表层是物质文化，中层是制度和行为文化，里层是精神文化，贯串文化系统表里的是信息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最活跃、变化最快的要素，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有相当的稳定性与继承性，精神文化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18]由他们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化生态不仅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有各自不同的活跃程度和分布区域：处在外层的是地理、气候、历史、政治、经济、建筑、交通、军事、科技等，它们客观地存在于大千世界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深深地影响着文化生态，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程度的最直接的外在标识;处在内层的是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观、审美观，乃至思想情感、民族性格等，即有关“人心”的方面，这是文化生态最核心的部分，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部分;处在外部与内部之间的是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图画等，它们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生态得以体现的载体。
2.文化生态是一个具有“生命”体征的文化有机体。方李莉说：“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9]这是理解文化生态的关键。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文化要素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具有各自的“生命”能动性，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成长”，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中国文字，经历了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以来的楷书几个发展阶段，它们之所以发生变化，不仅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促进自身发展，以适应社会和人类的需要。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要现实的载承。而现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只有在这种时空构造中，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20]
3.文化生态是一个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只要有一个文化要素发生变化，其他要素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引起整个文化生态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比如蒸汽机对纺织、冶炼、机器制造、轮船、铁路等行业的推动发展，既典型地说明了科技与机器制造、纺织、交通等文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它们相互依赖、互兴共荣的利害关系。
4.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受文化要素的影响文化生态也带上了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我们可以说长江流域文化生态、黄土高原文化生态、峨眉山文化生态、河西走廊文化生态、蒙古草原文化生态、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生态，也可以说藏族文化生态、苗族文化生态、汉族文化生态、哈萨克族文化生态、保安族文化生态等，就是因为文化生态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同理，人们创造文化也要受条件的限制，地域和民族是两个主要条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态，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态，可以说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其文化生态就不同。
综上所述，文化生态是指由影响文化生成和变迁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习俗、语言文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想感情等变量所构成的文化生态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变量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演变规律，它们还相互作用影响着整个文化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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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Ecology Again
XU Feng
（Lanzhou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College of Literature，Lanzhou，Gansu 730000，China）
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 职业倦怠 生态学
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也是高校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更是高校师资群体中不可或缺的生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生态的视角考察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生成因素，提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态构想，为稳定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促进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理论建言和实践建议。
一、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态意蕴
生态学的核心是系统论、整体论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的整体论观点及可持续发展的有序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特点，恰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律吻合。而辅导员发展权利应当“在需要与限制之间，需要表现为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是满足生活的可能;限制表现为对欲求的控制与对资源的节约，它是满足生态的可能”[1]。辅导员是高校师资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同时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因子。当我们用生态学的视角探究辅导员队伍建设问题时，必然要研究它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关系。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辅导员因子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既依赖又反作用于开放的大学生思政教育生态环境。
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凸显“人”的地位，体现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辅导员职业发展包含辅导员与辅导员、辅导员与学生、辅导员与学校社会等的相互交往、相互激励和相互支撑，其相互作用与反作用十分明显。“辅导员群体是出于多维度的社会关系中，继而必须接受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社会价值和伦理规范”[2]。一方面，从辅导员队伍与社会的关系看，辅导员队伍建设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辅导员队伍与学校关系看，辅导员队伍建设肯定受制于学校的管理和规范;从辅导员生态主体看，辅导员队伍建设肯定要与学生及其家长、学校管理者、教育研究者等发生联系。另一方面，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一个动态或持续发展的过程，其职业倦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辅导员自身的素质、个性、兴趣、习惯等，辅导员对角色的体悟与认可程度、工作环境、国家政策等。这里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自觉因素。因此，影响辅导员的生态因子是多元的，是复合的。
二、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困境解析
（一）专业知识困境影响教育效率从而诱发辅导员职业倦怠。
高校辅导员是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文化的营造者和传播者，对学生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大。因此，辅导员专业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从辅导员职责看，他要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稳定工作、就业创业指导、党团组织建设、班级生活及专业学习指导等诸多工作。而要胜任这些工作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支持，最好还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因此，辅导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但按照专业化的发展取向，辅导员要在这么多的相关学科都成为专家几乎不可能，甚至在以上学科具有较系统的训练都是困难的”[3]。这种广博与精深的专业知识困境，让本就事务繁杂的辅导员力不从心。“辅导员的专业知识水平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政教育内容的来源”[4]。加之，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驱使，人们有意无意忽视或者否定精神力量的作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虚无化倾向，降低思想政治教育效率。因为其低效，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职业根本的辅导员难免被社会边缘化，于是极大地消解了辅导员的工作效能感，直接诱发了辅导员的职业倦怠。
（二）社会评价困境降低职业认同从而形成辅导员职业倦怠。
对老师的考核评价特别是对辅导员职业的评价是困难的。我们无法比较一位跪着上课36年的山村教师和一位项目费上千万元的大牌教授谁是更好的老师，仓促而简单地量化比较一定会南辕北辙。况且，人才培养具有滞后效应。一个辅导员研究论文比较多，管理学生也没有大问题，而另一个辅导员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积极联络校园讲座、组织社会实践，就是缺自己的研究项目和论文。若干年后，后者培养的学生有一大批业界精英，而前者培养的学生却业绩平平，那么谁更优秀一些呢？的确，这是一个评价悖论。目前社会对高校工作的评价重点在学科、科研及SCI、EI收录的高水平论文数量，而其培养的学生素质、能力水平往往因为难于量化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校的工作重心被扭曲的社会评价所绑架，几乎陷入只求硬性指标数量而忽视思想素质等软指标的泥沼，于是让工作在一线的辅导员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无力感，极大地削弱了职业认同感，形成了他们难于抗拒的职业倦怠。
（三）幸福观念弱化压抑创新热情从而导致辅导员职业倦怠。
在高校推行绩效工资改革的大环境下，“辅导员因其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直接影响其收入，成为在高校收入偏低的群体”[5]，或者说他们未来的收入增长预期偏低，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期的浮躁与利益驱动成为左右大众价值选择的重要因素。当一个社会信奉金钱万能时，就会道德和精神幸福论变得虚无，而蔓延的财富幸福论又会弱化高校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从而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热情的极大消弭。更有甚者，有的辅导员会把工作精力转移到追求收入上，追求那些易于量化的诸如论文、项目等指标，本职工作则局限在学生“不出事”的底线里。此外，辅导员不可能像法官和医生那样用本行业的专用术语捍卫自己的角色，也不可能在大学生中赢得像专业教授那样的职业认可与尊崇度。这种辅导员工作幸福感的弱化，使其产生失落感，从而导致其职业倦怠。
（四）公共危机时有发生妨碍校园安全从而强化辅导员职业倦怠。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矛盾的积累，非传统安全滋生的公共危机时有出现，增加了辅导员职业情景的压力。“无论是多么优质的学校，抑或是管理水平多么高的学校，想要根除风险都是不可能的”[6]。因此，维护高校校园安全稳定的压力就会增大，而直接面对一线学生的辅导员必然“春江水暖鸭先知”。公共危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使得处置危机常常没有应急预案可以参考。基于公共危机的人为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辅导员自然长期处于紧张和焦虑的“激情”状态中。
三、消解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生态策略
（一）用人才生境原理破解辅导员成长的花盆效应。
辅导员是生态的产物，生态则是辅导员的载体。花盆效应在生态学中称为局部生境效应，一方面其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因为人工介入使花盆植物长得比野外更好，但这种介入一旦消失则经不起风雨。辅导员受专业困境影响，生存与发展空间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受限，而且与中观环境（具体学校）的政策关系密切。学校领导重视时，辅导员群体就会发展良好，一旦这种介入消失则其必然面临很多困难。辅导员群体作为一个生态因子，需要在一个具有支持性的生态系统背景下才能健康成长。这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就是对辅导员成长发生作用的生态因子的总和，即辅导员的生境。在一定的范围内，生境丰富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辅导员群体而言，能够消弭职业倦怠的诱发因素。生境作为一个可持续的、动态的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存在着能量和条件的交换。只有在良性的生境状态下，才能破解辅导员成长的花盆效应，消解职业倦怠，使其保持良好心态和精力，高效地开展工作。
（二）用竞争协同原理消解辅导员成长生态位分化。
辅导员队伍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合作与竞争最终呈现一定的动态平衡性。为避免辅导员内部恶性竞争，应当对辅导员进行分类、分层管理和考核。辅导员之间一定的竞争关系会产生必要的张力，催生辅导员内生动力，有效地防止人才沉淀，使辅导员个体始终保持足够的发展动力及高度的责任感和灵敏性，其能力因子也必定在工作中不断锻炼提高。这种竞争协同，通过辅导员个体因子间的合作与协同，实现双方甚至多方的互惠互利，并依靠人才协同关系在竞争自强化机制中消弭倦怠，从而使群体得到发展和进化。每个辅导员都是“不同的发展个体，都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生态位，同样存在着专业发展的生态位分化问题”[7]。密切辅导员间开放、互信和自然的合作关系，促使各因子间在知识、信息上充分交流、共同分享，在思想信念、执业态度等方面相互影响，为消解辅导员职业倦怠奠定基础，为辅导员队伍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三）用终身学习理念抗拒辅导员成长的超耐失衡。
谢尔福德1911年提出了生态学“耐度定律”，他认为，一个新物种从诞生到繁衍生息必须依赖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但要使其灭亡则只要其中一项因子就足够。其中一项因子含量增减或者性质改变，一旦达到该种生物耐力的界限，就可能出现物种消亡的严重后果。同样，在辅导员生态系统中，影响因子对辅导员而言，也有耐受性问题。有学者指出，受知识困境的影响，辅导员“参加工作后，专业根基不牢的弊端就显现出来”[8]，常常对学生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无法站在理论的高度用专业的术语予以解难释疑，经常出现“大道理讲不清、深道理钻不透、歪道理驳不倒”的情况，影响工作效果。当一个或一些因子超过辅导员耐受范围时，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辅导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做学习型辅导员，“通过自身的学习，提高了自身的科研学术水平，在工作中会起到‘不令而行’的结果”[9]，才能更好地适应或者抗拒辅导员成长的影响因子，进一步消解职业倦怠，对自身的职业发展起到铺垫作用。
（四）提升职业幸福感引导辅导员走向自我实现。
有研究者认为，辅导员职业倦怠变为主观幸福感低下。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曾提出“幸福悖论”的观点，即收入突破某个临界点后再增加财富不一定导致幸福同步增长。“当欲望既定时，幸福与收入成正比，收入越大越幸福;当收入既定时，幸福与欲望成反比，欲望越小越幸福”[10]。因此，经济效益的提高既要表现在增加收入的效率提高上，又要表现在减少欲望的效率提高上，更必须比较这两个方面的效率。这就需要倡导辅导员实现幸福观念的转型，从追求物质到心灵自由，从结果幸福转型为享受过程，从根本上提升职业幸福感。只有辅导员走进大学生心中，实现心灵碰撞，就会享受思想交流的幸福，才可能得到辅导员个人精神的满足和愉悦，实现自我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大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拓展了个人的价值，实现了辅导员的社会价值。当然，幸福不仅在结果上体现，过程幸福也极为重要。一方面积极遏制欲望，另一方面追求知足常乐，享受生活的过程，有利于舒缓情绪、消解职业倦怠，走向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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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术界的某些观点认为，现代艺术设计属于西方文化范畴，源自于西方，其理念与中国无太大关系。笔者认为现代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特别是中国“和”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对现代艺术设计的思维与方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中国传统“和”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关系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历史基础与前提；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超越与延续。其次，中国传统“和”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的关系，也体现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它们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异性，它们相互学习，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一方面，西方现代文化及其现代设计思想有选择性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和”文化精神。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讲究“天人分立”，讲究人可以战胜、征服自然，结果导致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与资源的浪费与污染。这一严重的后果致使西方社会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绿色设计、环保节能的概念。这种观点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思想，事实上，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艺术设计已经吸收了中国传统“和”文化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有人甚至提出了“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的新理念。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化包括艺术设计也应从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艺术设计中寻找有价值的思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我国现代文化特别是艺术设计理论的发展。
二、“和谐化艺术设计”
“和谐化设计”的概念及核心“和谐化设计”的概念。所谓“和谐化设计”，也叫“和谐化艺术设计”，是指在现代艺术设计过程中，坚持以“和”文化精神为指导，在处理人、作品（产品）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构成作品（产品）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调和其矛盾与对立、使之获得动态平衡，建构一个有机协调的统一整体，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受众的实用和审美的双重需求。四、“和谐化设计”的基本内容，和谐化设计的基本内容就是指现代艺术设计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协调关系。主要包括：设计主体关系的和谐、设计主体与消费主体关系的和谐、主体与客体关系和谐、客体关系的和谐、设计主客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等等。
（一）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和谐
“主体”包括设计主体和消费主体，是设计中人的因素。“客体”是指设计对象，即由材料构成的产品或作品，它属于设计中的物的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设计中人与物关系。客体是联系设计主体与消费主体的中介与桥梁。主体与客体关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设计师与产品或作品的关系；二是受众与产品或作品的关系。要建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首先，要实现设计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和谐。设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作品或产品是设计师的创意和设计意图的物化，设计师的设计思想要通过作品或产品来表现；另一方面，设计师是产品或作品的直接创造者，设计师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产品或作品的艺术品位和特色。当然，设计师的设计思想在产品或作品中的体现程度，受到设计手段的制约。所谓“设计手段”，是指设计师用以作用于设计对象的一切因素，包括物质手段（硬件）和精神手段（软件）。设计手段是联系设计主体与客体的中介，采用何种手段对设计效果的影响极大。在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现代艺术设计中，必须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电子计算机是模拟人类思维的工具。在人——机关系中，人永远处于主动地位；人制造和利用电子计算机为人类造福，绝不能成为电子计算机的奴隶。在艺术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对电脑及网络技术的熟练程度和操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每一个现代设计师都应当把学习和掌握电脑及网络技术作为一门必修课，这是建立人—机—产品（作品）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
（二）客体关系的和谐
客体关系的和谐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客体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谐；二是客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和谐。首先，产品或作品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和谐的。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三点：其一，产品或作品的形式构成关系的和谐。前面讲过，西方传统美学是特别重视形式美的，受其影响，现代艺术设计十分重视产品或作品的形式构成关系的和谐。比如：平面设计一般由文字、图案、色彩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形式美。其中，文字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某些平面设计中，甚至可以文字为主题。图案由点、线、面三个要素构成，协调点、线、面的关系，是构造形式美的关键。可见，能否构造和谐的色彩关系，对设计效果的影响极大。
（三）设计主客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
所谓“和谐化设计”十分注重设计主客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设计主客体与环境的关系是指人、产品（作品）与环境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设计离不开环境。“如果我们脱离环境而存在，那么就不可能有什么设计活动，也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观念和思想。正确的设计也就不可能创造。”艺术设计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有学者把研究设计主客体与环境的关系的学科称为“设计生态学”。从设计生态学的视角看，设计生态系统是由主体、客体与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离开了环境，设计生态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主客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环境对主、客体产生重要影响。就自然环境对设计的影响而言，自然环境成了一些设计师的灵感之源，比如，当代西方有的设计师受生态环境被破坏而产生灵感，提出了“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等新理念。
三、结语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将需求分为五种,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另外两种需要: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这两种需要未被列入到他的需求层次排列中,他认为这二者应居于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之间。还讨论了需要层次理论的价值与应用等。
二、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认为是探讨个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按照班杜拉的观点,以往的学习理论家一般都忽视了社会变量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作用。他们通常是用物理的方法对动物进行实验,并以此来建构他们的理论体系,这对于研究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的行为来说,似乎不具有科学的说服力。由于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所以班杜拉主张要在自然的社会情境中而不是在实验室里研究人的行为。
三、舒茨的人际需要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舒茨提出人际需要的三维理论,舒茨认为,每一个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都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即包容需要、的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这三种基本的人际需要决定了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采用的行为,以及如何描述、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三种基本需要的形成与个体的早期成长经验密切相关。包容需要指个体想要与人接触、交往、隶属于某个群体。与他人建立并维持一种满意的相互关系的需要。
四、镜中我理论
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在他的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因此,人的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联系包括三个方面: 1、关于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 2、关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 3、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认识”或“评价”的情感。
五、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
贝塔朗菲(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和理论生物学创始人,50年代提出抗体系统论以及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的系统论,并倡导系统、整体和计算机数学建模方法和把生物看作开放系统研究的概念,奠基了生态系统、器官系统等层次的系统生物学研究。
六、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
埃里克森(E.H.Erikson,1902)是美国着名精神病医师,新精神分析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持续一生,他把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的顺序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每一阶段能否顺利度过却是由环境决定的,所以这个理论可称为"心理社会"阶段理论。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忽视的。
埃里克森的人格终生发展论,为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教育内容,任何年龄段的教育失误,都会给一个人的终生发展造成障碍。它也告诉每个人你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你的心理品质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多在哪个年龄段形成的,给你以反思的依据。
1.婴儿期(0~1.5岁):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冲突
2.儿童期(1.5~3岁):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冲突
3.学龄初期(3~5岁):主动对内疚的冲突
4.学龄期(6~12岁),勤奋对自卑的冲突
5.青春期(12~18岁):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
6.成年早期(18~25岁):亲密对孤独的冲突
7.成年期(25~65岁):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
8.成熟期(65岁以上):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
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发展。他提出了8个阶段,认为每一个人都经历这8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人格发展都至关重要。
(1)基本信任对不信任
(2)自主性对羞愧和怀疑
(3)主动性对内疚
(4)勤奋对自卑
(5)自我认同感对角色混乱
(6)亲密对孤独
(7)繁衍对停滞
(8)自我整合对失望
七: 九型人格理论
九型人格(Enneagram),又名性格型态学、九种性格。是婴儿时期人身上的九种气质,包括活跃程度;规律性;主动性;适应性;感兴趣的范围;反应的强度;心景的素质;分心程度;专注力范围/持久性。它是一个近年来倍受美国斯坦福等国际着名大学MBA学员推崇并成为现今最热门的课程之一,近十几年来已风行欧美学术界及工商界。全球500强企业的管理阶层均有研习九型性格,并以此培训员工,建立团队,提高执行力。
活跃程度;规律性;主动性;适应性;感兴趣的范围;反应的强度;心景的素质;分心程度;专注力范围/持久性。
戴维?丹尼尔斯(David Daniels)则发现这九种不同的气质刚好和九型人格相配。
论文摘要: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除了依赖于系统组织内部各经济主体的互动作用和协同创新效应外，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促进其发展的外部动力要素，这些动力要素构成了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生态环境。政府应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构建促进创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融资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措施，为创意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
一、创意产业集群的理论认知
创意产业是一种将人类的创意作为产业发展资源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设计、媒体服务、流行时尚、动漫艺术、古董收藏、新闻出版、软件开发与音乐表演等多个行业。创意产业将创意等智力因素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创意产业是以人为本、环保型、低消耗、高产出的新兴产业，是智能化、知识化的高附加值产业。它的出现，是知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增强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它对促进产业创新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创意产业依赖于网络组织生态系统而存在。创意产业集聚区组织生态系统是指由大量中小型创意企业集聚在一起所形成的旨在优化创意产品的制度结构，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便于集聚区内部的信息、人员交流和创意的产业化和商品化，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有利于促使产业区内部形成完整的业态并构成产业链，集聚区内的产业形成关联性后，可以产生共享效应和互生效应，可以获得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双重效果，而且集聚区的企业可以在竞争和合作中形成一种关联和互动效应，有利于集聚体内企业协同创新和保持不断持续发展的活力，也有利于区域竞争力的提高。
系统论认为，系统的功能是系统诸要素在一定的结构下形成的效应。功能表示了系统的行为特征，主要由系统的诸要素和内部结构所决定，系统功能是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与作用的能力，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出、输入关系，因此系统的功能是由要素结构、生态环境共同决定的。创意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是一种开放的组织系统，其创新发展是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系统组织结构
创意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生态系统内部各个行为主体(创意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金融机构、政府及公共部门、中介组织等)在交互作用和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其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形成多维发散的网络结构。(信息、知识传递扩散的关键渠道)结成网络互动关系。创意产业的网络结构系统是多层次的，包括企业间正式的合作网络和非正式的虚拟的社会生产网络。企业间的正式合作网络不仅包括区内企业在设计、生产、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等创造价值的活动中，选择性与其他企业或行为主体所结成的稳定关系，如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合资、分包、战略同盟等结成的市场交易网络、供应商网络、分包商网络等，还包括企业与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间结成的研发合作网络、服务支撑网络。在这种形式的网络中，传递的知识以编码化的知识为主要形式。非正式的虚拟的社会生产网络包括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包括企业内部各阶层的管理者、技术专家和生产工人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与大学人员和政府官员等非市场交易活动中建立的公共关系网络或者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是在非正式的交流与接触中、频繁交易或合作的过程中基于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相对比较稳定。这种网络形式能够更有效地传递和扩散隐含经验类知识，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人力资本和知识产生的社会化过程，加速知识创新。创意产业集群的多层次的、形式高度发展的网络结构为创意产业提供公共设施和知识，并为其提供认同感和灵感来源。创意产业集群组织网络中创新活动的发生和完成是一个群体活动、分散决策的过程。当某一新观念、新技术或需求的信息在网络某一结点产生之后，就会沿关系链条在整个网络中传递、反馈、交互循环、反复流动。网络中创新的参与者特别是企业会依据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信息和技术进行分析、处理，作出创新决策，进行有效整合与配置，并通过网络扩散与外溢。在此过程中创新主体会根据此创新决策及时反应和协调，在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完成创新活动。
三、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
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除了依赖于系统组织体内部各经济主体的互动作用和协同创新效应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促进其发展的外部动力要素，这些动力要素构成了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生态环境。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个不断与外界交流和不断地自适应的过程。系统开放的创意产业集群与生态环境之间正是通过频繁地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流来获得创新刺激和竞争优势，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创意产业集群通过信息、技术、知识、产品、资金等要素的流出流入始终保持和外界的密切联系。促成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柔性的劳动力市场、地方文化资源、创意氛围、信息和技术资源、制度激励。
人的创造力是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柔性的劳动力市场为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人才，其中包括在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创意人才，也包括普通的劳动力。柔性劳动力市场中各类人才的高度流动确保了创意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创意血流”的不断更新和替换，组织上的柔性化体现为允许各类人才兼职或“跳槽”，便于创意人才的自我选择和自由流动，益于新的创意、知识和技术在区域内传播和扩散。
由历史积淀而来的地方文化资源是创意发明的核心，也是创意产业集群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因为传统的、丰富的地方文化遗产作为经济因素进入创意产品的设计可以赋予创意产品独特的地方特性。这些地方文化遗产不仅包括有形的文化资本，如古建筑，也包括无形的文化资本，如象征性活动和地方手工艺产品和服务。创意产业集群正是利用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生产出具有地方特殊性的创意产品。
创意氛围是创意产业集群创造力产生的源泉，创意氛围的形成依赖于城市基础设施(硬件环境)和城市中的创新文化氛围(软件环境)。首先，城市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充满意趣的公共空间的营造会吸引创意产业人才的聚集，如建立酒吧、咖啡屋、特色餐馆、小剧场、音乐厅、书店等方便生活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举办各种文化艺术展会等活动。创意人才的聚集会吸引创意企业纷至沓来。创意人才在这种公共空间中集聚交流易于产生创新思想的火花，激发创意思想的不断涌现。其次，众多创意人才和企业的集聚会形成无形的社会生产网络，产生网络效应和网络价值。
信息和技术资源是助推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动力源，高速发展的技术和发达的信息为创意产业集群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创新思想的实现手段。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得以快速传播，将创意思想快速地转化为生产，扩大了创意产业生产网络的范围和产品的市场规模。
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来看，政府在营造创意氛围的制度激励和政策制定上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常常会失灵，会影响市场中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因而需要政府营造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软环境，即通过建立公平严肃的法制环境和制定法律规范纠正市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缺陷，增强创新网络中的信任机制，确保竞合效应能够正常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创新物的外部性内部化，使创新者更好地享有创新效益，建立引导正确社会走向的投资机制和颁布一系列旨在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税收、金融等政策措施，构造一个有效的持久的创新激励软环境。另外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为城市提供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环境质量、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等措施来营造企业发展和创新的硬环境。
四、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策略建议
创意产业的创新行为既依托于又改变着生态环境，创新能力是创意产业成长、发育的核心动力，创意产业持续不断创新和持久竞争力的培育依托于适宜的生态环境。而政府在积极营造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环境、有效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为创意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
1.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创意产品是复杂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难以衡量的特点。而且对消费者文化心理需求的把握是存在现实困难的，再加之交易的长期性及产品升级换代的风险，因此具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创意知识产品由于在使用上没有自然排他性因而很容易被复制，倘若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原创人员在创作过程中的人、财、物的大量投入便难以回收，长此以往，会严重打击创意产品制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妨碍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需要政府制定出能够使得创意产业市场交易走向规范化、程序化、分类化、效益化的法律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相关的市场体系，加强执法力度，保护正当的产权利益不受侵害。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关系学;生态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本论文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对公共关系学本体论的一种创新思考。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传播学领域,本体论聚焦的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关系学中,本体论探讨的是关于世界观、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等一般性的本质问题。本文选择此研究视角是基于对新媒体的互动性、关系性特征的本体论思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激发了人们对传播学研究的乐观想象。从早期的印刷术、无线电、电视、录影机、到现在的无联网和移动通讯,关于新媒体带来的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种种挑战和颠覆,似乎成为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叙事。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挑战和颠覆首先是发生在本体论层次的,这种本体论的转换可能发生在信息传播和关系传播之间,一直以来,传播作为“信息传导”的主流想象,导致传播学对嵌入传播之中的“关系讯息”的忽视。而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对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导人们对新媒介社会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传导”和“运输”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通道等,这些比喻虽然为人们理解新兴的互联网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形象的进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使得关系传播又一次在新媒体的研究中被边缘化。
随着web2.0技术的实现,使得新媒体的关系特征更加明确,与麦克鲁汉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个科技哲学家伊德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出发,将科技视为人类存在的延伸,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体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延伸了、转换了人身体的与知觉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体现观点”观之,新媒体是一种关系媒体,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1],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关系传播的观点来看待新媒介系统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行为、关系方式的影响,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陈先红,2006)。正如莫伊所说的,新媒体传播所提供的技术沃土已经为我们培育出各式各样新颖的叙事方式,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和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词汇“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进入公共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体从哪里结束,关系从哪里开始?”、“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领域”。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关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传播效果的评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点开始从“传播”转向“关系-relationships”,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维持和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玛丽.佛格森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Ferguson Mary,1984), 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也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巨大创新 。
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西方的关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际传播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组织-公众关系的维度要素、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较微观的关系研究层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公共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关系范式转移,但是仍然没有出现权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认为,这种权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学范式在公共关系学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当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模型都是以公关在组织-环境关系中的意义和角色为基础的,都具有生态学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从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调整与适应模型,到格鲁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关系实践的对称模型,都是属于生态观点。另外,在公共关系领域先后出现的系统论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整合营销学派和关系管理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关系研究的生态学意蕴,毫无疑问,借鉴生态学思想和方法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
但事实上,公共关系领域的生态研究成果是比较分散零乱,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些研究都是从研究单个组织出发,利用个体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微观公共关系活动中各有关利益主体的决定及其变化,试图解释组织公关行为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规律。尽管上述公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生态学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个公共关系活动为考察对象,采用生态系统分析法,研究公共关系活动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解释一般公共关系原理、概念、范畴、方法等问题,公共关系学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运用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范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建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传统,并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公共关系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公共关系学科成熟的标志,这对理清时下混乱不清的公共关系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主要从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展开论述。
二、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
在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对生态思想的运用非常普遍,生态学由于其所主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生态思想,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建构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证明和认可,但是运用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来建构不同的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似乎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公共关系理论建设最有影响的学者皮尔森(Pearson R,1990)曾经提出:“生态思想为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两种方法:伦理方法和策略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这是公共关系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因为皮尔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断。在此基础上,格鲁尼格进一步把公共关系世界观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不对称世界观是以劝说操纵为目的,对称世界观则是以解决冲突和促进理解为目的。
本人认为,我们可以运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和建构公共关系。他认为,生态学范式可以分为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两种范式,他们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观 。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一切事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张走中间道路,对自然过程做出谦卑的默认,更倾向于人性化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它把生态危机归结于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因此深层生态学的危机处理主张是集中在个体意识的转变上,要求每一个个体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举例来说,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二者同为生态学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基本假设,但是他们的生态学世界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运用格鲁尼格的对称和不对称世界观来分析的话,不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功利型伦理观,遵循功利主义,强调策略方法,侧重对公众的说服,民意的操纵,偏向于微观层面的公共关系;而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义务型伦理观,强调伦理方法,强调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强调关系的质量,社会整体的和谐,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公共关系。不同的偏向对公共关系学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理论差异表现如下图:
本文认为,宏观而言,公共关系学强调“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的关系论、系统整体论和有机论,组织存在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无缝之网”,组织和公众、环境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之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他们的关系所组成的;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居间者” ,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一种“主体间性”,公共关系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通过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总之,公共关系的目的是要组织“拥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让组织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从个体自我,逐渐转化为社会自我,最终成为“生态自我[2]” ,从而“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达成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的真善美。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第三方立场”。简单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 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属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关系居间者”。
三、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公众―环境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规定了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开展公共关系实践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透过目前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学研究对象主要存在以下误区:1、模糊性,笼而统之地将“公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社会学发生较大程度的重合,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难以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2、片面性,将公共关系研究范围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国际上对“关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众关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视对组织-环境关系(OERS)的研究,这导致了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的缺失。3、单一性,孤立地从主体层面、客体层面或者目的层面揭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仅仅是把“单一的组织”、“孤立的公众”或者“有效的传播”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没有把“关系”,没有把“组织、公众、环境”作为一个关系整体进行研究。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只是研究组织与顾客、竞争者、消费者等生命系统的公众变量,而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统的环境变量的研究,环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的,这样就使得公共关系理论限于一种战术层面的微观研究,而无法涵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变量”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很难测量,但是其作为一种战略公众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可,比如,格鲁尼格等人认为,环境对于公共关系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变量的研究上,对其他环境变量的研究关注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三个环境变量对公共关系实践极其重要;Dejan Vercic则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变量: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发达程度)、激进性水平(组织面对压力集团活动的程度)、文化属性和 媒体系统(媒介体制和舆论环境)。 他认为,“环境变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开端,只有当研究超越了对一个国家中公共关系如何实践的描述,把公共关系和其他变量如文化、政治体制、媒介环境等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建构才能够实现”(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识别环境变量有助于提高公共关系研究者的预测能力,也能够帮助从业者制定正确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技术。但是,如何把环境变量纳入公共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呢?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两个研究对象合二为一:或者把组织-环境关系包括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组织-公众关系放在组织-环境关系的框架内,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表达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并不是“人与自然”、“自我-他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应该被分成“作为主体的组织”和“作为客体的公众或环境”,而应该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它与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与更为复杂的各类公众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组织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 社会组织既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外,也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上,而是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场景之中去完成公共关系行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态的评价和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组织-公众-环境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并不是主观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层生态学基本假设的,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了关系而不是公众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关系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组织-环境关系是最广泛的存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按照“组织-公众-环境关系”来理解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纠正一些模糊的、不确切的、片面的说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共关系学的总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够贯串它的全部内容。总而言之,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组织-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四、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织网、造流、占位
作为学科的公共关系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将一盘散沙式的研究主题和兴趣,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纵观当今国内外的公共关系教材,其内容就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从伦理到法律,从政治到环保,从历史到文化,从媒体到广告,从品牌到礼仪,从策划到演讲,从……到……,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泛传播”“大文科”的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杂烩”、“大拼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对公共关系学基本范畴的界定。
本文提出,应该在生态学范式和关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首先,生态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调整与适应,和谐与均衡,生态网,生态流和生态位等,这些概念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用。其次,就关系过程理论而言,布鲁姆和格鲁尼格提出的 “关系形成模型”和“关系策略模型”,为我们奠定了宏观公共关系学范畴的基本雏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关系概念”和“关系后项”来描述组织-公众关系的形成。而格鲁尼格则进一步修正为“情境前项”、“保持战略”和“关系结果”,并强调了关系维持的策略 ,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讨论组织-公众关系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以及关系资源的特殊结构和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它类似于生态链中从供应原点的前向关系,通过组织活动流向消费终点的后向关系,这两个理论模型只是强调了一维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种整体关照,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关系管理层面,正如生物学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说的那样:“自然以网络而不是链条方式联结万物,然而,由于人类的语言不能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所以,人类只能以链条的方式跟随。”
因此,作者对关系发展三阶段模型进行横向分解,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作为宏观公共关系学的三个基本范畴,从而使关系管理的结构体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一阶段,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定义了构成关系资源的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文化规范、集体认知和期待、资源的需要,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鲁尼格则用“情境前项”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的六种类型:组织影响公众、公众影响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公众、组织影响组织-公众联盟、多样组织影响多样公众等。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网”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成员要素和关系结构问题。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资源网”。
关系资源网就是“由组织-公众-环境系统所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网络”(陈先红,2006),具体的说,它包括两大子网络:组织-公众关系网和组织-环境关系网,其中:组织-公众关系网主要包括组织-员工关系、组织-持股者关系、组织-消费者关系、组织-社区关系、组织-媒体关系、组织-政府关系、组织-竞争者关系、组织-金融关系等等。组织-环境关系网主要指组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按照生态关系的性质,这两大子系统又可以分为合作者关系网、联盟者关系网、威胁者关系网和制约者关系网(见图1)。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与管理关系网络,让各种资源畅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处,止于其当止之地。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换、交易或转移等属性,这些关系属性既描述着系统中的关系,也体现了系统中的结构。格鲁尼格则从关系维持的角度提出了对称性整合战略和不对称性分配战略。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这一关系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流”的问题,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信息传递的引导下流通变化的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关系传播流”。
关系传播流是指传播在组织-公众-环境关系发展中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它在组织内外不断产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种有源头的“流”。任何一个组织中的关系传播都不是一维流动的,而是多维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鉴人际传播和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关系传播流的三维框架:目的维度,性质维度和内容维度。目的维度包括由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构成的连续统一体,性质维度包括由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连续体;内容维度包括从信息流向文化,从文化流向情感的连续统一体。目的维度和性质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而内容维度以三个同心圆置于其中,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见图1)。从目的维度来看, 关系传播流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传播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传播的变化连续体;从强弱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传播变化连续体,从内容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体地说就是由“社会层面”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和“人际层面”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传播连续统一体;其中,社会层面的关系体现一种以社会分工信息为主的角色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信息为主的价值观关系,人际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情感关系。 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是从信息、文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研究维持强弱关系的日常性传播策略和战略性传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各种关系类型的强弱测量和变化规律;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的实现和转化策略;战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内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 强弱关系的文化传播研究;日常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投资模型;战略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表达;情感维度与关系结果评估,等等。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最后阶段,布鲁姆的“关系后项”包括目标达成、依赖和丧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为四个结果,格鲁尼格的“关系结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号关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动关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满意,承诺等)。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是关于“生态位”的问题,即关系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及其机能,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生态位”。
关系生态位是指一个组织的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集合,它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仅包括空间概念,而且包括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组织对关系管理的适宜程度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程度(陈先红,2006)。它包括两层含意:一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性状描述。比如关系管理是一种花费还是一种投资?关系管理的结果是建立了信任还是促进了合作?关系管理是否增强了组织魅力,增加了社会资本?关系管理在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资本方面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结果,即组织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每一种组织在多维生态空间中都有其理想生态位,而每一种环境因素都给组织提供了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差就产生了生态位势。关系管理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帮助组织去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建立声誉,塑造品牌,能动地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环境,调节自己的理想生态位,通过议题管理,危机处理,实现组织和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差最小。所以,从公共关系角度看,可以把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看作是某种生态位的具体体现。从功能性质角度看,品牌体现了组织所处的市场生态位,声誉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生态位;从时空角度看,危机体现了组织在某一时间点的特殊生态位,议题反映了组织在某一时间段进入的空间生态位。可以说,对关系生态位的管理就是对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的管理(见图1)。
因此,本文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共同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网”,“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建构模型
根据社会科学的性质, 公共关系理论模型共分为四层:最高层是世界观层,第二层是方法层,第三层是核心概念层,第四层是理论观点层。世界观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世界观是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这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迄今为止,围绕“传播”和“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主要理论成果有劝服操纵模型、双向对称模型、调节-适应模型、社区模型和文化调节模型等,如下图:
在此模型中,在图的最左侧,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纵型公共关系,即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其特征就是以传播为中心,以劝服为手段,最终达成利己单赢关系状态,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观点为米勒的“劝服说[3]”。
在图的最右侧,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公共关系,即社群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区感”为己任,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会关系,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认同感,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格和斯达克的“社区感假设[4]”。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双向对称公共关系,即理想主义的对称型公关,在双向对称模型中,组织-环境关系主要是一种研究背景,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其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传播管理说”和“卓越公共关系”。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是调整-适应模型,此模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 ,在组织-环境关系的适应与协调中,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关系变化的适应性。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点,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是卡特利普,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是文化调节模型。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把原来处于背景地位的组织-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从组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通过对话和研究,达到伦理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陈先红提出的“关系生态说[5]”。
从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学将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方法导向伦理方法,从强调外在的公共关系技术、手段和策略,到强调内在的公共关系理念、文化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还原公共关系建立社会信任,追求真善美这一本来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科学共同体,它表示了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而没有一门学科是完全不变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不断发展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公共关系学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好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讨论和更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关系居间者”的概念来自马丁布帛的关系哲学,他认为人是关系的居间者。
[2]“生态自我”的概念来自奈斯,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形而上的大写的我,来表明这种自我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竭尽全力用符号控制某些环境的过程”. 见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鲁克博格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社区感的努力。见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陈先红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组织运用调查研究和对话传播等手段,营造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公益性和公共舆论性的关系生态,以确保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参见《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参考文献:
[1]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北京:现代传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湾达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7.
[5]陈先红.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 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4: 72
[6]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138-140.
[7]孟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5-2006).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271
[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关键词：水资源 管理 进展
我国水资源存在主要问题是短缺、污染和灾害，水资源管理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建立水资源管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水资源管理学是管理水资源知识体系，以水资源为管理对象，探讨水资源高效利用保护的各种措施规律，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包括水资源数量管理、质量管理、法律管理、权属管理、行政管理、规划管理、配置管理、经济管理、投资管理、风险管理、技术管理、工程管理、数字化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安全管理等等。
1、 水资源管理学内涵
加强水资源管理成为有关水资源领域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汇。但究竟什么是水资源管理，目前学术界尚未统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不同的卷中，对水资源管理有不同的解释。综观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概念，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整体上来看，他们都是以水资源开发作为主线，“保护”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次，视野相对狭窄，大多数概念只局限于水资源本身，缺乏复合系统下对水资源的综合认识，以水论水；第三，缺乏生态环境的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内涵。基于此，作者认为，水资源管理就是为了满足人类水资源需求及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
水资源管理学是从学科角度对水资源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是水资源管理知识体系，是建立在水文学、水资源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通过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可以为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保障水资源安全，通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2、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
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围绕水资源持续高效利用的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目前，水资源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水资源危机的出现和加剧与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缺乏对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管理有着重要的关系。水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人类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要涉及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解释多种多样，但都基本围绕着 “满足目前需要但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这一核心思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求人类必须正视干旱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等诸多与水资源相关的问题，这给水资源管理学提出了新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无法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的水资源利用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的和综合的观点构建全新的现代水资源管理体系，这成为水资源管理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具体地说，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水资源数量管理和质量管理、水资源法律管理、水资源权属管理、水资源行政管理、 水资源规划管理、 水资源配置管理、 水资源经济管理、 水资源投资管理、 水资源风险管理、 水资源利用技术管理、水资源工程管理、 水资源数字化管理、 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水资源安全管理和水资源数字化管理等等。
3、 国内外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3.1 国际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学的文献极为有限。根据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实际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特点，国际上也对新形势下的水资源管理理论和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并就一些问题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他们主要围绕着“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要求”而展开。这些研究活动为水资源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1992年爱尔兰召开的“国际水和环境大会—21世纪的发展与展望”上提出了水资源系统及可持续研究的问题。1993年“第二届国际实验与网络资料水流情势学术大会”上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和信息资料问题。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主持，国际水资源协会与国际水文科学协办召开了“变化世界中的水资源管理研究规划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管理研究展望、水资源开发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和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四个专题。
1996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国际水资源及环境研究大会：面向21世纪新的挑战”，讨论了流域尺度的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的应用实例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工作组1996年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其定义为“支承从现在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要求，而不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和使用”。[1][1]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要求在水资源规划、开发和管理中，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福利之间的最佳联系与协调。与传统的水资源管理相比，可持续水资源强调了未来变化、社会福利、水文循环、生态系统保护这样完整性的水的管理，使“未来遗憾可能性达到最小的水的管理决策”。世界银行将水资源管理定义为一系列水资源相关领域（如水电、水资源供给与供给设施，灌溉与排水等）一体化管理。综合水资源管理的观点应该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确保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2][2]。
1997年召开的第5届“不确定性增加下的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学术大会”，洪水与干旱管理、水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水文与生态模拟和环境风险评价等成为重要议题。
1998年在武汉召开了“98年国际水资源量与质的可持续研讨会”，探讨了流域水量与水质的统一管理问题。1998年国际水文学会在荷兰召开了“区域水资源管理研讨会”，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挑战的区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
2000国际水文科学学会（IAHS）年在美国召开了“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主要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内容和目标，以及交流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经验。此次研讨会达成一个共识：未来水资源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流域的统一管理。流域统一管理是流域内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统一协作管理，其目的是防止土地退化、保护淡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基本框架是政府和社区公众的共同管理。会议认为，为了实现流域统一管理的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复杂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科学规划基础之上；②必须显著提高预测各项管理活动结果的能力；③为了达到水资源管理的目的，持续的检测和评估工作十分必要；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管理过程必须是透明的和公开的。（Miguel A. Marino 等，2001）2001年，国际水文科学学会在荷兰召开了“区域水资源管理研讨会”，会议针对区域范围内水资源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包括：以往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新挑战的区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
伴随着国际学术界对现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研究和讨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相继出版了多部论述“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专著，这些专著大多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很少从学科的角度对水资源管理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论述和研究。尽管如此，这些专著还是探讨和研究了大量有关现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使我们能够大致了解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水资源活动的主要理论和具体内容。并且通过编著者对一些论述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论文的整理和归类，我们可以从中基本上了解到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水资源管理理论体系的划分。
Miguel A. Marino和Slobodan P. Simonovic在2001编著出版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收录了国际水文科学学会（IAHS）2000年在美国召开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的文章。Miguel A. Marino和Slobodan P. Simonovic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从事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目标和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不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新的管理方式仍在摸索中，水资源管理活动正处在探索过程中。作者认为，在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中，僵化的管理体制（包括法律、政策和管理机构）是实现水资源有效管理的最大障碍。管理体制的官僚作风、不负责任以及缺乏战略性指导原则导致水管理体系效率低下，缺乏远见，并且拒绝与水资源利益相关者就水资源管理问题进行公开的交流和探讨。新的水资源管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寻求实现长期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为此，他们认为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将是水资源管理活动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包含水环境治理和保护问题、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水资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及水资源管理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
由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2002年编著出版的《水资源管理》（Ⅰ和Ⅱ）收集了2000年和2001年两年间国际上一系列关于“水资源管理”国际会议上的文章。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当前水资源管理问题在全球变得越来越复杂。水资源管理活动主要面临着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增长和人均水需水的增加正在家具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与此对应的是，水污染、水资源浪费以及气候变迁等因素却正在威胁着水资源的供给。这套书从10个方面论述了当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内容，他们是：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灌溉水管理，流域管理，生活用水管理，水质管理和水活动管理，废水处置和管理，管道输水和渠道输水管理，水文模型，地下水管理，沿岸和港口水资源管理。（C.A.Brebbia P.Anagnostopolos ，2002 ）。值得注意的是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书中指出，现代水资源管理所涉及学科和领域已经超出了传统水文地质学中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思考和限制。
由M. AL—Rashed 、V. P. Singh和M. M. Sherif合作编著的《水资源发展与管理（Ⅳ）》中从7个方面论述了水资源管理的内容，这7个方面包括：水资源管理的目标、政策和原则，水资源稀缺和保护，用水管理，水资源管理、规划、水权分析和处置的决策支持系统，水电和灌溉的发展潜力，灌溉水管理，水资源稀缺管理。
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著作还包括B. Datta Ray， R.P. Athparia的《水与水资源管理》（1999年）；A. Farooq Khan的《水资源管理：挑战与责任》（199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水资源管理：综合政策》（1989）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术界并未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学的概念，但在国际上许多大学中，都开设了以“水资源管理”为名称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开始以及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水资源管理学的形成。例如在美国特拉华流域委员会计划和行动部部长Dr. Kenneth F. Najjar 在VILLANOVA 大学为水利工程学、水文地质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水资源规划0与管理”课程介绍中，Dr. Kenneth F. Najjar认为，“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是对水资源规划、分析、设计、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际方法等综合型课程，主要包括水资源法律和规章条例，流域管理、水资源建模、地下水和地表水需求和共给分析、洪水管理、水资源质量管理、湿地保护。水资源供给规划包括水资源使用、需求项目，水资源配置、水容量扩充。该课程还包括水库运行等相关问题。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是关于水资源的综合问题的考虑，这些问题来自于从静态的水资源法律和章程到动态的自然资源的应用[3][3]。 3.2 国内水资源管学研究进展
我国关于水资源管理理论的研究开始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水资源管理研究主要是对实际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管理内容的简单罗列和堆加，并未从理论的高度来对水资源管理的体系和框架进行系统的阐述。随着我国水资源危机的不断加剧以及可持续发展对现代水资源管理的要求和挑战，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水资源管理理论的探讨和框架体系的构建。
赵保璋主编的《水资源管理》（1994年）是我国出版较早的专门论述水资源管理的专著之一。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大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分以及废水、污水等水形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有机的联系，统一而相互转化的整体。而现实中，长期以来我国水管理体制较为混乱，水权分散，形成了“多龙治水”的局面。该书认为，水资源管理应该以水的资源观点、水的系统观点、水的经济观点以及水的法制观点出发，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规划布局与调配，以及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建立统一的、系统的综合管理体制，按照相关法律由水行政部门实施管理。该书认为水资源管理活动主要包括规划管理、开发管理、用水管理和水环境管理（赵保璋，1994）。
冯尚友在《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一书中将水资源管理定位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水资源及水环境的开发、治理、保护、利用过程中，所进行的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组织实施、协调控制、监督检查等一系列规范性活动的总称。统筹规划是合理利用有限水资源的整体布局、全面策划的关键；政策指导是进行水事活动决策的规则和指南；组织实施是通过立法、行政、经济、技术和教育等形式组织社会力量，实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系列活动实践；协调控制是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和水事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控制好社会用水与供水的平衡和减轻水旱灾害损失的各种措施；监督检查则是不断提高水的利用率和执行正确方针政策的必须手段。
吴季松在2000年和2002年先后出版了《水资源及其管理的研究与应用》和《现代水资源管理学概论》两本专著。前一部是作者多年来关于水资源管理问题的报告和讲话的汇编（吴季松，2002）。《现代水资源管理学概论》一书中，作者对水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主要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从整体来看，该书更多的是从水行政管理角度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左其亭和陈曦2003年合著并出版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活动》。该书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对水资源管理理论作了初步探讨。该书专门探讨了现代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工作流程、管理目标和水资源管理基本内容，并且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强教育、提高工作觉悟和参与意识；制定水资源合理利用措施、制定水资源管理政策、水资源统一管理以及实时进行水量分配和调度。根据信息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现代水资源管理的要求，该书还专门探讨了水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介绍了电子信息技术和“3S”（GIS、GPS和RS）技术在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林洪孝在《水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界定水资源管理活动为：依据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遵循水资源系统自然循环功能，按照经济社会规律和生态环境规律，运用法规、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通过全面系统的规划，优化水资源配置，对人们的涉水行为进行调整与控制，保障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和谐持续发展。该书对水资源管理的理论和框架体系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论述了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目标、原则和方法等内容，并构架了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提出，随着人类水资源问题认识的发展深化，水资源管理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技术和学科，其管理领域涉及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等许多方面，其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水资源权属管理、水资源政策管理、水资源综合评价与规划管理、水量分配与调度管理、水质控制与保护管理、节水管理、防汛与抗洪管理、水情监测与预报管理、水资源组织与协调管理以及其他水资源日常管理等十个方面。该书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概括和构架基本上包含了但前水资源管理活动的所有内容，是目前比较全面的水资源管理的概括和总结。
姜文来、唐曲等2004年出版了《水资源管理学导论》，本书是国内外首部系统论述水资源管理学的专著。本书在界定水资源管理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水资源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探讨，然后专题阐述水资源管理的各个领域，最后展开案例研究。全书共分十九章，第一章，水资源管理学概述，界定了水资源管理学的内涵、研究内容、研究进展和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二章，水资源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水资源复合系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水资源管理学的管理学基础；第三章—第十七章，专题论述，论述了水资源的数量管理、质量管理、经济管理、权属管理、规划管理、工程管理、地下水资源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投资管理、行政管理、风险管理、安全管理、数字化管理和其他水资源相关管理；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案例研究，以首都圈农业水资源、民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展开研究。
4 结束语
由于水资源是与人类生存和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水资源短缺引发的各种问题，长期以来对有关专家学者对水资源管理极为关注，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水资源管理学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基础。水资源管理学是水资源管理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众多学科之上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积极推进和发展水资源管理学，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姜文来，唐曲，雷波，水资源管理学导论，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姜文来，初论水资源管理学，中国水利，2004（3）；
赵宝璋，水资源管理，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4；
吴季松， 现代水资源管理概论，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林洪孝，水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河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乡村旅游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科学理论体系与理念引导的匮乏。论文通过实证研究和逻辑分析，将研究维度统一为动力机制根系统、地面坐标三维系统、形象结构与生成系统、产业结构树冠系统、环境制约因变系统五个分支，基此厘清乡村旅游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构架要素，建构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最后，根据论文构建的研究框架，强调了乡村旅游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基于休闲与发展主义哲学语境，提出构建乡村旅游产业理论架构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 ：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F 590.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5)01.0016.06
收稿日期：2014.07.09修回日期：2014.09.09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713：06
基金项目：国家旅游局规划项目“乡村旅游理论体系建构研究”（13TAAG015）；河南师范大学国家级项目培育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乡村旅游设计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11.521）。
作者简介：陶玉霞（1972—），女，河南浚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学基础理论与乡村旅游方面的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107.1306.004.html
A Study on the Tree Model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Theory
TAO Yuxia
(College of Touris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The problem of rural tourism roots in the lack of guide of scientific theory system and long?term concept.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paper merges the research dimensions and classifies them for five branch systems， including root system of dynamic mechanism， the ground coordinate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the image structure and generating system，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opy system，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system.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structure factors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constructs tree model of rural tourism theor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which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on the research of rural tourism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national leisure times and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doctrine philosophy， it pus forward the proposal to construct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theory system.
Keywords： rural tourism；theoretical system；tree model；industrial system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内容广泛，关于乡村旅游的概念和内涵、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和产品开发、乡村旅游的经济贡献与文化影响、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及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旅游乡村的建设模式或规划途经、乡村旅游国际比较与借鉴等研究硕果累累。但大多是关于具体经营模式、问题与实践对策的研究，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概念与内涵等方面。
熊凯首先引入了乡村意象概念［1］，黄洁探讨了“乡土情结”这一乡村旅游内在驱动力的重要性［2］，彭兆荣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乡村空间”与“乡村概念”在当下乡村旅游中的逻辑关系［3］，可惜这一理论分析近几年没有深入下去。REICHCLE ARIE强调“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4］，何景明基于国内外研究的比较总结对乡村旅游概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5］，王艳平、陶玉霞分别从认知过程与发展目标等角度提出了乡村旅游概念二层级说［6］、三级概念说［7］，刘英杰［8］、陶玉霞［9］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尝试构建了乡村旅游的概念体系。但这些研究对旅游实践发展的导引力度作用不大。
第1期陶玉霞：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建构研究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9卷
SHARPLEY指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本地化(Localization) ，并确保开发力度在环境与社会承载力之内［10］。马波认为如果乡村旅游带来的绩效低于乡民的期望，为发展旅游而保护乡村的逻辑就会崩溃［11］。BROHMAN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正在摧毁本地化的基础［12］。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13］、乡村景观城市化、传统文化异化、乡村性消解等旅游后现象令人担忧。乡村在旅游开发中作为农业生产载体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代之而来的是审美对象和消费空间角色的转换，加上寻租行为潜流暗涌，资本绑架了政策和规划［14］，促使中国大地正在生发现代历史上第二次“山乡巨变”，经历着一次空前绝后的重构［15］。这一系列问题根源于乡村旅游产业体系不完整，缺乏前瞻性理论的指导，从而使发展目标、开发层次、客源市场的定位与产品体系研发等方面迷失了方向。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界对乡村旅游的需求机制、形象生成与演变、环境因变影响因素、问题分析的整体框架与维度等关注不够。从研究趋势来看，近些年对乡村旅游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少，着眼于系统性理论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对具体问题的个案评价和分析，微观的研究缺乏严谨性和理论深度，宏观的论述缺乏系统性和发展理念。总的来说，学术界对乡村旅游尚缺乏整体系统性和多维结构深度的认识，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尚属空白。
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广泛和深入开展乡村旅游研究的基础， 乡村旅游系列概念的明确与结构框架的规范，也决定着实践的导向与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政府基于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和建设引导将决定乡村未来完全不同的命运。
一、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架构要素
（一）研究方法
通过对搜集文献的分析综合，整理出乡村旅游研究7个维度42个向度，据此设计了114个问题，以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花乡五朵金花、北京门头沟爨底下村、河南辉县郭亮村三个旅游地及游客作为调研对象，采用实地调查 (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结合、历史资料对比) 的方法， 对乡村资源的禀赋与特征、乡村游客的动机取向与行为认知、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生产与经营管理、乡村游客对乡土的哲学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旅游的时空发展与变迁认知、乡村的文化意象与现实感知、乡村旅游环境制约与影响因素、乡村旅游体验满意度及旅游地经济、文化、生活生产、社会结构、景观特征变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三圣花乡位于成都城区东部，面积12 km2的5个村子依托传统花卉产业分别打造了花乡农居、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东篱菊园、荷塘月色5个主题景区，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餐饮娱乐、商务会议等于一体，人称“五朵金花”。爨底下村位于北京西90 km门头沟区斋堂镇辖区西北部的深山峡谷中，现有500间74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三合院民居，是我国首次发现保留比较完整的山村古建筑群，文化遗存丰富，被誉为北京地区的“布达拉宫”。郭亮村位于河南省辉县西北60 km的沙窑乡太行深处海拔1672m的高高悬崖上，村落为依山势而建的平民石屋三合院聚落景观，先有走出大山的唯一通道天梯，后有“世界第九大奇迹”郭亮洞，是集旅游、度假、写生、影视拍摄于一体的著名景点。三地分别位于西南区大都市郊区——环城游憩带、华北大都市周边山区——大都市周边、华中深山区——小城市辐射的边远山村聚落区，乡村旅游发展比较成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调查中向三地游客各发放问卷500份， 分别回收472 份、463份、478份， 删除问题样卷， 得到有效问卷438 份、421份、440份， 有效率分别为93%、91%、92%。通过对问卷等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根据问卷反映效果与spss因子分析，剔除低效率问题28个，留下86个问题计38项具有研究价值的研究向度，并结合访谈情况与专家咨询认可度，将研究维度统一为动力机制根系统、地面坐标三维系统、形象结构与生成系统、产业结构树冠系统、环境制约因变系统五大系统，基此厘清乡村旅游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构架要素，建构乡村旅游的理论体系。
（二）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架构要素
乡村旅游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求证其存在的哲学基础，即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根系统；其次是在需求本质之根基上探讨乡村旅游成长起来的形象结构与系统生成原理及大众认知的反向重构；第三是从理论层次全面把握由乡村旅游形象树干系统生发的发展要素树冠系统，包括客体、主体、媒体各个向度的研究维度；第四是根据其历时空间的需求与供给变化探讨乡村旅游纵向发展、横向扩张与层次升级的变迁规律及影响因素；第五要清楚认识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制约与因变要素。这五个子系统形成了建构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五大系统，在此基础上就能够整体把握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架构关系，对乡村旅游做一全面理性的系统认知。
1.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根系统
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原动力探究是乡村旅游研究的哲学根基，其实质是探讨乡村旅游的本质。历史文献和调研数据显示，在乡村旅游的动力系统中，人们的亲土心理结构与田园精神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动力源。随着历史演进和意识建构的作用，人们对乡村旅游的根性诉求和乡村认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探讨乡村旅游的意识建构与文化传播功能便成为目前美丽乡村旅游与建设必要的关注点。
2.乡村旅游形象结构与生成干系统
分析乡村旅游形象的心理召唤结构，厘清乡村旅游发展的价值依据，是进行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哲学根基。大量文献表明，关于乡村的诗歌等的艺术描绘，塑造了或淡泊宁静或朴野天籁般的乡村意象，并在历史阶段与人们的亲土心理同构，生成了独特的心理召唤结构。但是，现代乡村旅游的媒体传播，已然在重塑着乡村的现代形象与结构，影响着人们对乡村的现代性认知。从历史阶段到现代世界纵向时间轴的角度探讨人们对乡村价值的发掘与认知规律，分析当下乡村游客的乡村旅游诉求与认知变化，将成为指导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政策与实践依据。
3.乡村旅游产业结构树冠系统
乡村旅游形象是促使乡村旅游者前往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所在，又是乡村旅游业借以宣传和吸引游客的符号。乡村旅游形象以乡村旅游资源为载体，但乡村旅游资源的价值又以其形而上的旅游形象得以实现，二者以载体系统和符号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区别而存在。因此，可以说乡村旅游产业的三个构成要素均以乡村旅游形象这一主干为支撑相互联系在一起，而现代乡村旅游业又建立在乡村旅游者与旅游资源互动互赖的基础之上。这样，主体系统乡村旅游者、客体系统乡村旅游资源、媒体系统乡村旅游业，这三者就构成了现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结构的要素系统，是为乡村旅游产业结构树冠系统。
4.乡村旅游地面坐标三维系统
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厘清事物发展变迁的脉络是格物致知的根本路径。根据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我们发现，乡村旅游本质内涵与发展外延在时间、空间和层次上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时间范畴探讨历史阶段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源、概况、特征与社会心理和文化影响，对于在社会公平、文化冲突、发展哲学等语境中预测乡村旅游从城市及周边到偏远乡村向并荒野扩张、从“农家乐”阶段向高端小旅游模式升级等未来发展趋势十分重要。乡村旅游现展的历程表明，不同的乡村旅游认知、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对乡村重构带来的影响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5.乡村旅游环境制约因变系统
国内外学者很少研究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和研究表明，首先，关于乡村旅游发展的理念，包括对乡村旅游的本质认知，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文化、经济、伦理、生态、政治目标的认知，决定着乡村与旅游发展的健康与否。其次，乡村旅游的文化性认知及其变异是影响乡村和旅游存在、发展、重构的空气，空气的稀薄或污浊不清均会造成乡村与旅游发展的羁縻或病态。第三，回归诉求、旅游生活方式、游憩时代、城市化进程这些社会背景是培育乡村旅游长足发展的土壤。第四，坚实的经济支撑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不竭水源，旅游对乡村来说只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15］。第五，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建设、百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这些国家政策导向的支持是乡村旅游茁壮成长的营养肥源，而大游憩背景下乡村小旅游发展模式则是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生态保障。这几个方面又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影响着乡村旅游发展的方向、模式、质量和效果。
二、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结论：乡村旅游的需求动机是乡村旅游发生的根源，是乡村旅游存在发展的哲学基础，即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根系统；探讨乡村旅游形象的形成、变迁与接受，分析乡村旅游的形象结构与大众认知构成乡村旅游形象干系统，是研究乡村旅游需求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基础；乡村旅游客体、主体、媒体各个产业结构要素及其研究向度构成了乡村旅游这棵大树的繁枝茂叶；格物致知的基础工作是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事物高屋建瓴的把握，是明了乡村旅游的纵向变迁、横向扩张与层次升级，构成乡村旅游地面坐标三维系统；任何事物都有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环境制约与因变要素影响着乡村旅游发展的方向、模式、质量和效果。这五个子系统构成了乡村旅游理论体系内在逻辑与架构关系的五个维度。基此，笔者构建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如图1，并描述了各维度的主要研究向度。每个维度的研究向度又是开放性的，即随着实践和研究的深入，研究的向度还可以相应增减和修正，在示意图中用“……”表示。
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根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的历史传统积淀与中国人的田园精神、人的亲土习性与心理结构、人对乡土的哲学认同与回归诉求、现代旅游的社会背景与人性异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民族社会的身份认同、乡村旅游的文化建构功能开拓等。
乡村旅游地面坐标三维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纵向变迁：历史—现在—未来；乡村旅游横向扩张：城市—乡村—荒野乡村旅游层次升级：农家乐—乡村旅游—乡村游憩、乡村旅游与乡村重构等。
乡村旅游形象结构与生成干系统。梳理各种影响要素与因变历史，乡村旅游形象结构与生成系统的核心在于乡村意象的历史生成与环境因变，主要研究向度有起源—历史与演变、地域与文化差异、个体特征与总体形象、个人诉求与大众认同、积淀的理想与现实的接受等。
乡村旅游客体系统。旅游客体系统即乡村旅游资源的研究向度主要有乡村旅游资源的内涵与内容、乡村旅游资源的属性与特征、乡村的意象与形象、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建构与经济开发禀赋、乡村旅游资源的审美要素与休闲向度、乡村旅游资源的基础——乡民与传统、乡村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与发展空间等。
乡村旅游主体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者的动机取向与行为特征、实现乡村旅游的条件与障碍、乡村旅游的期望与感知、乡村旅游体验与影响、乡村旅游过程中的身份认知与诉求等。
乡村旅游媒体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的产品与生产、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与宣传、乡村旅游产品生产的动机与效应、乡村旅游的经营与管理、乡村旅游经营者的身份认知与主体变迁、乡村旅游开发的目标与性质演化等。
乡村旅游环境制约因变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的发展理念—阳光、乡村旅游的文化变异—空气、乡村旅游的经济支撑—水、乡村旅游的社会背景—土壤、乡村旅游的政策支持—肥、乡村旅游的生态：乡村小旅游与乡村大游憩等。
三、结束语
（1）基于实证分析与系统论原理构建乡村旅游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理顺乡村旅游的五大系统，能够为乡村旅游研究提供规范的框架体系，为其发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路径引导。
（2）研究发现，乡村旅游产业结构树冠模型系统关于客体、主体、媒体研究维度的确定比较复杂，尚需要更多实证分析的确证和支持；乡村旅游形象结构与生成系统的研究在学术界尚属空白，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一研究对于确立乡村旅游发展方向、形象定位、产品设计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产业实践架构的体系构建，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的建构恰为之提供了构建思路。
图 1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示意图
（3）研究还发现，乡村旅游发生发展的哲学基础研究，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生产动机、身份认知与主体变迁研究，乡村旅游形象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与认知变迁研究等都是影响乡村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理论问题，需要引起学界与政府相关部门足够的关注；政府基于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和建设引导将决定乡村未来完全不同的命运。
（4）本研究框架的构建对促进学界科学认知乡村旅游研究的整体系统性，发现研究缺失或不足，启发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视野，开拓研究维度，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与哲学深度，矫正研究理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作为建构性的研究维度体系的理论框架不是针对每一个问题的具体研究，只求达到提纲挈领、抛砖引玉、发微探幽之目的。
（5）我国诸多乡村旅游后现象的发生正是根于乡村旅游定位不科学、战略性产业架构体系缺失造成。基于国民旅游与休闲时代的形势和发展主义哲学语境，根据本理论体系框架，通过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构建乡村旅游产业架构体系主要包括乡村自足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文化意识形态系统、乡村旅游产品研发与质量控制系统、乡村旅游产业管理系统、乡村旅游产业经营系统、乡村客流控制系统等子系统。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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