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期刊数字化与媒体融合的认识

一、学术期刊数字化与媒体融合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毋庸讳言，在一个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正在改变和塑造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媒体融合只不过是这个数字和网络时代的一个小小构成部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学术期刊实际上一直处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从稿源供给来看，各个期刊基本上都经历了手写稿到打印稿、再到电子稿的转变过程，直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集投稿、审稿、功能于一体的独立网站，而且这一过程正在持续深入拓展中。从制作层面来看，从编校到制版的各个环节，正逐渐向无纸化过渡。虽然由于工作惯性的作用，很多编辑尚不能很好地适应无纸的电子校改，但如同电子审阅一样，这一无纸化的发展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对于学术期刊来说，更重要的数字化转型发生在传播层面，通常语境中所谈论的媒体融合也主要是指传播层面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我国学术传播层面的媒体融合是由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学术期刊数据库所推动和完成的。虽然很多人认为这种直接把期刊内容照搬到数据库中的做法根本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数字出版，但对学术期刊来说，这一看似初级的数字化，实际上是其迈上媒体融合之路的关键一步，具有实质性的划时代意义。然而，这一步走到今天，数字出版模式正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和困境。一方面，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阅读习惯再一次发生转变，即阅读终端由ＰＣ固定端转移到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端。超星、人大数媒等均已推出各具特色的移动端ＡＰＰ，抢占学术传播的移动互联市场。另一方面，数据库之间的恶性竞争也使得这一出版模式饱受诟病。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知网”推出与各期刊独家合作的模式，垄断学术信息源，并以此为基础提高数据库售卖价格，以致２０１６年出现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因知网涨价太高而不得不声明暂停使用的情况。①如果说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尚不足以对学术期刊的商业数据库出版造成致命性挑战的话，那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建立则对既有的数据库出版商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建立意在推进学术资源的公益使用，只需完成简单注册，便可实现免费下载。虽然，目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电子资源尚没有商业数据库资源那么丰富和完备，而且更新也不如商业数据库那么及时，但这毕竟已经走出公益性的第一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学术资源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资源公益化将会成为人们的习惯性共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提供免费下载，人大数媒的壹学者提供３０％的免费阅读，超星的学习通目前则是提供所收录学术期刊的免费全文阅读和下载。开放获取已成当前学术期刊界的热门话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见，目前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和媒体融合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商业数据库仍然在发挥作用，但地位已遭撼动；移动阅读快速发展，但移动学术阅读尚没有形成气候；ＯＡ是非常受用户欢迎的办刊选择，但能否持续尚难定论。可以说，不论对于技术提供方，还是各期刊本身，如今的情势都是一个新课题，需要诸方协力合作，才能把握机遇，完成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升级换代，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二、学术期刊数字化与媒体融合需要妥善处理的矛盾关系

对于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相关各方的关注点是非常不同的，读者在乎的是更加方便和廉价地获取，编辑关切的是期刊本身的可能走向以及如何实现更加广泛和快速的学术传播，技术提供商则紧盯着如何盈利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而政府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则期待学术智力成果能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所以，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的发展策略上，各方的着力点是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相互冲突的。对于这一因利益多元造成的困局，只有从学术期刊的特有属性以及我国特殊的办刊情况来理解和把握，才能推动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的顺利发展。在此，笔者分析几种矛盾关系来解读这一困局，以期对推动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进程有所裨益。

（一）公益性与商业性

在纸媒时代，对于多数学术期刊来说，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冲突是基本不存在的。因为绝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来主办，其目的不在于盈利，而是把本单位的研究成果出去，虽有发行，但销售量极少，多数都是赠送。随着我国科研事业的繁荣以及评价体系的需要，办刊费用开始转移到作者身上，尤其是自然科学类期刊，收取版面费乃是业界常态，但社科类期刊则不同，越是办刊质量好的期刊越是不收版面费，办刊费用或由办刊单位提供，或由各方资助。如果说收取版面费也可以算作一种商业化运作的话，那么学术期刊的商业化首先是从作者身上赚钱开始的。但这一办刊运作模式有非常大的弊端，会严重影响办刊质量，使得学术期刊沦为金钱的附庸，尤其对于社科期刊更是如此。历经一段时间的混乱不堪，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评选基本将这一在作者和期刊之间的商业运作挡在了主流社科期刊的门外，如此也确保了期刊服务作者的公益性。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售卖纸刊入不敷出，大部分办刊者没有将其视为一种主业来对待。但数字出版的兴起将这一状况打破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催生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这样的以售卖学术期刊电子内容来盈利的大型商业学术期刊数据库。对于单个的期刊来说，通过商业数据库售卖内容的所得依然是少得可怜，而商业数据库本身则依靠期刊的集成售卖以及通过提供诸如学术不端检测等附加服务大赚特赚。对期刊来说，虽然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大型商业数据库运作模式并没有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但是社会效益却极大地被开发出来，学术传播的快速性和广泛性较之纯粹纸版印刷时代提高了不知多少倍。时至今日，对于很多科研工作者来说，离开知网、万方等学术期刊数据库的支撑，研究工作便无法正常开展。知网、万方等学术期刊商业数据库的出现，对于繁荣我国的学术研究事业功不可没，这一点必须予以肯定。大型学术期刊商业数据库的兴起同时实现了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只是经济效益并没有被单个期刊来分得，而是落入了技术提供商的口袋。于是，公益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矛盾便首先出现在经济效益的分配上，很多期刊主办方有感于自己创办的刊物被学术期刊数据库拿来赚钱，很是不情愿，但是又必须依赖数据库实现快速有效传播以服务读者的社会效益，这一矛盾逐渐催生试图摆脱期刊数据库的自建期刊（集群）网站的兴起，目前自建期刊（集群）网站还没有发挥太大的影响力。学术期刊数字化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冲突最主要地由商业数据库无止境的逐利性所引发，也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知网大幅涨价以致高校图书馆难以继续购买的现象。这一矛盾的出现是致命的，因为直接影响了学术期刊的传播，限制了其公益性的发挥。事实上，公益性是商业数据库得以存在的基石，只追求商业利益的无限扩大，无异于自掘坟墓。当然，在短时间内，尚没有其他途径来取代商业数据库所能够提供的相对完备的服务，商业数据库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或者说，即使建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这样的公益性网站，但由于其没有利益的驱动，在公益服务上也很难与有利益驱动的商业网站匹敌。

（二）内容付费与载体付费

对于一般的有形物质产品来说，内容和载体本身是合一的，至少是比较难以分离的，比如营养和食物、保暖和衣物、居住和房屋等。但对于无形的精神产品来说，内容和载体则不具有这种天然的合一性，思想观念、理论方法等知识内容既可以刻在龟甲上，也可以刻在竹片上，还可以录音而不见文字。正如竹片可以代替龟甲一样，数字媒体也可以代替纸质媒体来完成精神性内容的传播。只不过数字媒体对纸质媒体的代替与竹片对龟甲的代替具有非常不同的后果，因为经过这一代替，不仅内容是无形的，而且载体本身也变成无形的了。在纸媒时代，学术期刊的定价与其说是根据内容来定价，不如说是根据载体来定价，作者稿费只占期刊制作成本的很少一部分。目前随着稿源的争夺日益激烈，这一费用比率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而在数媒时代，学术期刊的售卖更多地和内容联系在一起，读者在商业数据库中下载期刊论文，不涉及期刊的载体，主要是在为内容付费。商业数据库向期刊编辑部购买的也是内容，无论各种期刊本身呈现为何种形态，进入数据库都是数字编码。这种内容和载体的最大限度分离，本身是一件好事，作者创造的知识内容终于体现出其商业价值，但悖论是知识内容的商业价值并没有返回到作者身上。作者，尤其是科技期刊的作者，甚至还要为了出版自己创造的知识内容来付费。与此同时，为知识内容的把关和加工付出智力劳动的编辑也没有分得知识内容商业价值的红利。也就是说，不管是在纸媒时代还是在数媒时代，学术期刊的作者和编辑都是和知识内容的商业价值无缘的。如此说来，商业数据库的盈利岂不是没有任何伦理性可言，实为赤裸裸的侵占和剥削？也不尽然。在学术期刊内容的数字传播过程中，商业数据库提供的是技术支持，其本身也是具有商业价值的劳动，获取一定的商业回报是合情合理的，不合理的地方在于获利比重过大，侵占了作者和编辑的劳动价值。当然，商业数据库也可以看作一种新型载体，一种可以和内容实现彻底分离的载体，商家可以对内容进行无限次售卖，而不影响载体本身对内容的载有量。如此，读者看似在购买内容，实质上仍然是在为载体付费。以商业数据库为主体的学术期刊数字化终于使得知识内容不再廉价，但知识内容的创造、把关和加工者的劳动却仍然廉价；知识内容得到了尊重，而知识内容的创造、把关和加工者却仍然遭遇忽视。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三）评价性与传播性

任何人造物的产生都有其内在的需求根据，也会因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形态或者消失。从源头看，学术期刊产生于学者之间开展学术交流的需要，在学术期刊诞生之前，学者之间的跨地域学术交流主要依赖于通信，一些著名学者之间的信件至今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基于通信模式的学术交流的最大特点是作者和读者的固定对应性，交流范围比较窄，效率比较低。学术期刊的诞生打破了作者和读者的固定对应性，对于作者来说，读者变得不再确定，而对于读者来说，作者也不再确定，学术传播的范围和效率大为增加，这既有利于作者学术思想的扩散，也有利于读者比较便捷地获取最新的学术资讯。学术期刊使得原本属于学者之间的私下交流成为一项公共活动，而学术则借助学术期刊这一载体开始真正发挥社会之公器的作用。此时，传播学术思想是学术期刊的主要功能和存在价值，传播性是学术期刊的首要属性。随着学术研究的有组织性发展，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逐渐成为学者完成考核和晋升的重要指标，学术期刊的功能不再仅仅限于传播学术思想，而是具有了评价作者的功能。尤其是随着期刊的大量涌现，基于订阅选择的需要，“优秀期刊”的概念被提出，入选“优秀”的期刊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学者不得不为了发表空间而展开竞争，发表空间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生存空间，发表文章的第一驱动力不再是为了交流和传播，而是为了发表而发表。于是，学术期刊被压上了千金重担，被赋予的评价性功能甚至压倒其本有的传播性功能。正是由于学术期刊特有的评价性功能使得其数字化和媒体融合发展呈现出与大众传媒不一样的特点。“当新媒体在大众传播领域风生水起、传统媒体节节败退之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传统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不仅没有被新媒体取代，相反，似乎越来越稳固了。”①其原因就在于数字媒体只是增强了传播性，而无助于学术期刊的评价性。吊诡的是，经过数字媒体增强的学术传播虽然方便了读者的获取，但也由于信息过于海量，使得选择成为一种负担，这反过来又对“优秀期刊”的需求是一种增强。评价性和传播性的矛盾限制了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的快速实现，同时也为其规定了发展方向。学术期刊商业数据库的出现消除了纸版期刊必须整体传播的障碍，在传播层面推动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下一步的发展固然需要继续在传播层面用力，比如移动传播层面的补充，但更为根本的推动则在于把评价对象由学术期刊转移到学术论文本身。只有如此，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与媒体融合发展才能有实质性突破。

三、学术期刊数字化与媒体融合的可能抉择

学术期刊数字化与媒体融合是一个涉及问题面比较广的复杂事情，既牵动着既有办刊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关涉既有数字技术提供商的利益分配格局，更影响着期刊从业者的工作模式革新。由于利益关切点不一，目前各方反应各不相同，这也使得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发展在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面临抉择。

（一）纸版学术期刊的存与废

与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发展相伴随的是印刷版发行量的逐年减少，这使得发行量本来就不高的纸版学术期刊更是雪上加霜，一些期刊甚至面临因为印数太低而无法找到印刷厂愿意承接的窘境。尽管如此艰难，学术期刊终止纸版印刷的情况目前尚没有出现，但关于纸版刊存与废的讨论却一直持续着。笔者参加了２０１７年３月中国知网在天津举办的“学术期刊转型与融合发展合作方案沟通会”，在此次会议上，主办方相关人员明确提出他们的目标就是“消灭纸质版，提高数字版价格”。这一说法虽然对于仍在坚持做纸版学术期刊的编辑部来说有些刺耳和难以接受，但却反映出中国知网的商业真诚。如果学术期刊能够完全按照市场化来运作，那么“知网”的这一目标指日可待，对于纸版办刊人来说虽残酷却也是无法选择，关于纸版刊的存废问题也就不存在继续讨论的价值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都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主办的，办刊人员以及刊物的制作和印刷本身都不需要依赖发行来筹措经费，根本不需要考虑市场游戏规则，资本逻辑在学术期刊这一独特的小众媒体中无法发挥其市场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纸版学术期刊存与废问题的背后是学术期刊的办刊体制要不要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则需要从学术期刊所提供的产品属性来考虑，不能应乎某些利益相关者的一厢情愿。一方面，学术期刊为作者提供系统阐释学术观点的空间，满足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为读者提供思想内容，满足求知的需要。学术期刊的空间资源因作者消费而减少，其内容资源不因读者消费而减少。学术期刊的空间资源来源于公共权力的刊号赋予，这本质上说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必须面向公众公平服务。但因学术期刊的，空间资源有限，故必须有一定的准入条件，这个条件决不能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而是要依据作者论文所呈现出的思想和学术水平而定。所以，学术期刊的空间资源不能遵循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规则，作者的论文必须经过学术共同体的评判才能获得占有学术期刊空间资源的资格。基于此种公共服务逻辑，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该全面禁收版面费的令文，如此既可从源头上杜绝各种假冒期刊的发表骗局，又可使一些依赖收取作者版面费生存的低劣期刊自然淘汰。目前，禁收版面费的约束仅仅适用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它是由提供资助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受助对象提出的要求，虽不具有全面的制度强制力，但已对净化学术发表空间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用。学术期刊为读者提供内容资源的服务虽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购买来获取，但学术期刊的这一市场价值不能过度开发，因为学术期刊内容资源的有效传播有助于智力流通，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果售价过高以致影响了学术传播效能，虽能赚钱亦是不可取的。所以，学术期刊传播领域的垄断必须明令禁止，这是国家利益要求的。基于对学术期刊提供发表空间、阅读资源以及发挥智力流通功能的考量，学术期刊市场化的问题便比较明晰了，那就是既不能完全市场化又不能完全公益化，而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而与此紧密相关的纸版存废也便是一个可以有所选择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即数字版与纸质版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共存关系。

（二）自主联盟还是被动兼并

数字化和媒体融合涉及学术期刊出版传播的全过程，由于内容供给与传播流通具有分离性特征，这两个方面的数字化和媒体融合也是分立发展的。供给侧的数字化和媒体融合起步于各个学术期刊投稿网站的逐步建立，而传播过程的数字化和媒体融合则起步于加入商业数据库。虽然两个方面具有分离性特征，但二者毕竟是一个整体，始终处于分离状态不利于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的协调发展。集中于供给侧的期刊编辑部和着力于数字传播的商业数据库都力图统合另一方。很多学术期刊编辑部已不满足于期刊网站的投稿和审稿功能，开始提供已出版论文的阅读和下载，主要专注于传播的商业数据库也为编辑部开发了投稿和编审系统。对于期刊编辑部来说，寄希望于读者去访问期刊网站下载文章是非常不现实的，脱离大型商业数据库的检索功能，读者很难精准访问单个的期刊网站，所以即使在期刊网站上增加了阅读和下载功能，也无法和商业数据库抗衡。相对于单个期刊网站的传播窘境，商业数据库对投审稿系统的开发利用则落后于期刊编辑部的发展，这一市场领域已被玛格泰克、勤云等专注于期刊应用软件开发的科技公司所瓜分。不仅如此，即使在传播领域，除了前文提到的挑战以外，随着期刊数据源的急剧增加，尤其是各类期刊论文入库之后的平等化，商业数据库检索的精准性也受到了限制，垃圾文章和优质文章同时呈现在检索结果中，造成用户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基于单个期刊编辑部和大型商业数据库的两难，期刊集群的理念应运而生。一些专业性相关的期刊开始联合发展，先行者如中国激光杂志社，“拥有七刊两网，以出版发行光电类学术期刊和行业期刊为特色，以国际化、数字化、集群化和多元化媒体产品为发展方向”。社会科学领域的类似探索如“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和“中国党政系列专业期刊”的尝试，但此二者本质上属于中国知网入库资源的二次归类，恰如人大复印资料库的网络翻版，只是实效性上更强一些，距离期刊集群的理念还有一些距离，未来愿景或许在于在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下自主筹建高校期刊集群网、党政期刊集群网、社科院期刊集群网等类似网站，实现内容和办刊主体的双重专业化。除了选择自主联盟筹建专业期刊集群，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面临的则是伴随大型商业数据库业务的逐步扩张而被兼并或者继续低价转让数字传播权的窘境。比如，中国知网已经开始推广旨在进一步掌握传播主动权的新型合作模式。①是自主联盟还是被动兼并是学术期刊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的两种抉择，是选择技术还是被技术选择，尚有待于期刊编辑部与技术提供商的进一步博弈以及可能的政策变化。面对数字化和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趋势，无论是选择积极主动或是消极被动，技术革新都在全方位地改变着学术期刊的出版编辑和传播模式。但无论学术期刊的形态怎么改变，其对学术知识的选择和传播功能都不会改变，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都不能被忽视，技术革新和出版传播模式只有紧紧围绕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展开，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